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在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开创和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理论与党的自身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探索总结，作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胡锦涛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新境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历史过程，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是与党的建设的实践进程相结合的，是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发展历程相伴随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的诞生和建设是同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在构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过程中，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提供的只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原理和指导原则，靠背诵这些原理原则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问题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正确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多数的情况下，在农村环境中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一系列特殊矛盾和复杂问题，成功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奠基之作，为这一科学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邓小平指出，关于党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1]44这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同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在联系，而且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对发展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作出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面临的环境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要适应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在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276，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胡锦涛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成果，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和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之“新”在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世情国情党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机遇新挑战，对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以自我革命的魄力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一脉相承，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立足新时代说新话谱新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由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胡锦涛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构成，以保证党的领导地位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展开，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由党的性质和先进性决定的。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3]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加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党的建设目标，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确立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的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确立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5]39的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6]的目标，进一步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确立了要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7]的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确立了“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8]的目标，在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些党建目标的确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彰显党的先进本色，保证了党的建设的胜利推进。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确立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毛泽东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命题，强调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要求全党，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严守政治纪律，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胡锦涛强调，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提到一个新高度，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进一步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克服、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广大党员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我们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武装，不断探索和丰富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方法，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加强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提高全党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要靠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去落实。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要造就一支才德兼备的干部队伍。邓小平提出，要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江泽民强调，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胡锦涛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9]230这条组织路线的提出，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风概念，概述了党风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党风和党性、世界观的内在联系，首次概括了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后来，他又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作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178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强调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胡锦涛强调，领导干部要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把反“四风”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驰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由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一大法宝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保证了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鲜明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定下了“六条规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5]111他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他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10]严明党的纪律，首先要严格遵守党章，最重要的是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腐败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坚持从严治党，严惩腐败行为，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不要犯因骄傲而重蹈历史覆辙的错误，要防止因腐化而导致失败甚至危及国家政权的现象出现。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5]313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江泽民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11]在新时代，习近平深刻指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9]239我们党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制度事关根本，关乎长远。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障，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强调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建立党委制，为党的制度建设打下了基础。邓小平总结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强调，必须健全和完善党的各方面制度，保证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12]，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党建理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科学，其基本原则、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不坚持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丧失根本。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同步伐，不结合就会失去活力、陷入僵化停滞。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践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作为理论起点、逻辑起点、价值起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直面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和难题，深入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比如，创造性地提出党风的概念，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创造性地阐释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先锋队”思想，丰富了党的性质的内涵；创造性地提出执政能力建设，使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有机融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等等。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不断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推向前进。

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指导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既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要回到实践中指导工作、接受检验，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彰显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从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确立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七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从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从建立党委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到健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制度；从支部建在连上，到组织路线的明确提出、组织体系建设的全面加强；从建立和实施党内监察制度，到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制度；从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到完善公务员制度，等等，这些新制度新举措新思想，反映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达到新的高度，为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路径和努力方向。

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成功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党建理论初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的问题和难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世纪之交，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回答了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考验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全面系统回答了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身存在“四种危险”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