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同以物质匮乏为代表的贫困做着不懈的斗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产生，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物质匮乏表现为阶级的差别以及地域的不平衡日趋明显，贫困与人类如影随形。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其中发展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说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依然困扰着世界。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贫困，消除贫困特别是极端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强调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可见，如何消除贫困已然成为现时代全球十分重视并积极进行研究极力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攻克这一难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改变中国的贫困落后状态，解决人民的温饱无疑是那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问题和最严峻的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解决农民最为关切的土地及其集体经营问题入手，提出以和平方式逐步对农业、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新中国逐渐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善了卫生医疗和基础教育条件，社会福利水平有明显提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鼓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为广大农民发家致富提供了体制保障。党中央适时地进行农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提高。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非均衡发展，贫困也由原来的整体性转化为区域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解决好农村人口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先决条件。国务院于1994年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了“以贫困村为重点，以贫困户为对象”^[1]，提出用7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任务分解到村，措施落实到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区域的连片问题，但仍未能解决发展不均衡造成贫困重灾区的问题。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国情出发，继续把扶贫靶向有针对性地瞄准了农村地区，“2003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全面实施农村9年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1年贫困标准提高至2300元/月等。这一阶段的贫困治理大大提高了扶贫项目的针对性和益贫性”^[2]。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吹响了新一轮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征、挂帅督战，足迹遍布了全国各个特困地区。2013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赴河北阜平实地考察，他指出：“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3]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用到这句话，就是希望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是实现百年目标的关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让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缺少农村，不能没有农民。

党的领导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脱贫攻坚复杂程度高、任务繁重，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做后盾，有部署、有措施，落实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五级中最基层的村党支部的建设尤其重要。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一个好支部，建设一个好支部，才能给村里留下一批致富带头人，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还要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建设好村委班子，才能培养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中流砥柱，因此，扶贫首要扶支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心心念念致力于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他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5]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6]“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7]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精准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精准扶贫就是要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解决‘四个问题’。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这是精准扶贫的基本要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这是精准扶贫的实现途径；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问题’，这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8]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是党的脱贫攻坚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目标导向明确，问题导向鲜明，既具有战略性，又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贫困问题是一个超级世界历史性难题。说超级，是因为时间之长，由来已久，几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完全解决贫困问题；区域之广，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为止，统一型的计划经济没有解决该问题；自由型的市场经济，也没有解决该问题。贫困问题，既是微观问题，也是宏观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既是思想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既是福利问题，也是人权问题；既是政府问题，也是人民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战略问题，也是战术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既是需求问题，也是供给问题；既是投入问题，也是产出问题。致贫原因复杂多元，全面脱贫要求极高，精准施策需内外发力。党和政府政策、资金、项目、人员保障在扶，此乃外力，要与被扶主体摆脱贫困的内在需求和能力提升相得益彰，所以扶贫扶智、扶贫扶志，扶贫由“输血”式转为提高“造血”功能，特别是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实现脱贫攻坚，政府资金转移扶持越多，对受助者的劳动激励就越弱，受助者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减弱，社会道德风险与福利损失就越大。因此，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要通过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激励相容的转移机制，激发深度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由“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的动力转化。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中最为紧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战役。党中央态度坚决、意志坚定，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7日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9]《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化对特殊贫困人口兜底保障。搞好脱贫攻坚普查。继续执行对摘帽县的主要扶持政策。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10]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党中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坚定不移，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建立，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信以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运用，他们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性是基于，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就某种意义上来讲，批判资本主义带来新的更加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更大程度的贫困。马克思深挖贫困的根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经济学文本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制度性贫困’进行了深入考察，得出‘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工人阶级本身’的结论”。“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主要根源，导致社会分工与阶层的相对固化，并进一步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1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化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并对资本主义剥削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总结。剩余价值理论明确了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揭露了资本家占有的财富建立在无偿地对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取之上，表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差距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所有制根源，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本身就已消除了贫困的制度性根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论述源于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政治觉悟、深厚的理论水平和人民情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丰富营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的新理念、新方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中国怎么办？时代要求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必须作出回答。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集中全党智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和基本方略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困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法解决或无法较好地解决，贫困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和突出“短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去的坎。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关系到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是否如期脱贫是最终判断我国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1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存在着很多短板，其中农村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则是最突出的短板，必须合理安排公共资源、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13]不重视几千万贫困人口难题，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能否消灭贫困是关乎人心向背、政权能否稳固、事业能否永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不仅仅是一个指标和标准的问题，更是人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要实现各项指标，更需要让中国老百姓满意，让世界心服口服。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体现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上。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两极分化绝不是社会主义，消灭贫穷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中应有之意，它涉及人心的向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要求必须消除贫困，不消除贫困，何来最广大人民的幸福、何来中华民族的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从制度层面消除贫困的认识，深化了从发展生产力的层面消除贫困的认识，深化了通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来消除贫困的认识，为中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指导。中国结合国情引进、学习、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减贫理论和经验，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国通过多举措扶贫，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互为补充，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扶贫的转变，贫困治理走向精准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逐步提升，是唯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综合国力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了不起的人间奇迹。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扶贫道路，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大力推动国际发展事业，为世界各国实现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起或共同发起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从实践成就来看，过去40多年来，中国扶贫成就减少了世界贫困人口的数量，创造了全球减贫的中国奇迹，促进了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区域性整体脱贫工作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末的1660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 ^[14]世界银行的评价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15]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们唯有保持坚如磐石的信心，坚韧不拔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才能不断取得脱贫攻坚的新战绩，补齐这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如期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