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草创阶段：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马恩研究室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发表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2006年、2009年、2017年，我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列宁思想在中国》等学术专著。

201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清华大学的艾四林、杨金海、李惠斌等著名专家学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并且在辽宁出版集团鼎力支持下，推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百卷本的首批成果20卷。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为我们在新时代开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新阶段，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奠基礼。在初步浏览了其中一些主要代表作后，我认为，这组论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上，至少作出了四点学术创新。

一是鲜活历史新再现。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史真实再现，他们下了很大功夫，不惜人力物力，采取影印形式，尽量原汁原味，再现了每一部经典在中国面世的原始风貌。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当年，在列宁的支持下，苏联专家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人曾首创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推出带有当年马列经典的历史风貌，堪称马列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考证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二是经典文本新汇总。该丛书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在中国传播的个别论著、个别语录、个别片段，而是全面系统地汇总了马列著作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译本，可谓一览无遗、完整呈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不仅有陈望道1920年8月初版的最早中译本，还荟萃了1930年版的华岗译本，1938年版的成仿吾、徐冰译本，1943年版的博古译本等。这就像一面历史镜子，映现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创造性历史过程。

三是版本得失新评析。这套丛书并没有局限于简单收集和再现历史文献，而是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丛书有一个很有分量的长篇总序，而且在每本文献前面，都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写了大约5万字篇幅的考证说明，介绍了每一本马列原著的写作情况、翻译出版的历史背景、翻译出版过程、传播研究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发挥的历史作用等。对于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还作了比较深入的版本考证、译文疏正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从版本比较等版本学、文献学角度，实事求是地认真评析了其是非曲直和利弊得失。

四是理论建党新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20卷所辑录的马列经典著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的延安时期和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新中国成立时期。总体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的理论成果。这是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站起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党、理论建党、政治建党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把这一时代的历史经验总结好、发扬好，就为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供了很好的铺路石。丛书出版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史的角度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提供了一面历史明镜。

最后，我再讲一下第五点，这是我在听了柳斌杰同志等几位同志的发言后，在会议现场临时加的——“建党百年新丰碑，人类历史新航标”。我们应该从国际上的高度来讲。国际上有一些人对咱们的研究产生怀疑，最有影响的集中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克拉科夫斯基这类波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归在列宁主义这个圈子里，认为是虚假意识形态；而且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水平不高，是“农民社会主义”“山坡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丛书的出版正是在国际范围内以正视听，为中国共产党正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名。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顶天立地、知行合一，传播火种、开花结果。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开启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工程。我们期待着，在这一基础上大家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薪火相传，共襄盛举，力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全部完成丛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为党的百岁生日献上厚礼，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续写新时代，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