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美政府，以代表美国领导亚洲、平衡苏联的力量。但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没有挡住中国革命胜利的潮流。1949年，国民党的败局已不可逆转，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与预判。目前学术界多从美国情报机构工作报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等文献资料入手，探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察。^[1,2,3]相对于美国官方机构文件，美国主流报纸对于美国民众的宣传覆盖面更广，可以为透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提供社会舆论视角。本文基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等在美国发行量大、影响力广的报纸资料，梳理1949年1月至10月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对华新闻报道，勾勒美国舆论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这些报道的作者大部分是受美国新闻机构委托进行新闻采集工作的驻华记者，20世纪30至40年代，他们长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流动，成为美国瞭望亚洲的观察者。例如，记者阿奇博尔德·特罗扬·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以中国为主要工作据点，其间在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地跨国流动。^[4]再如《纽约时报》中国分社负责人弗兰克·蒂尔曼·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其间在中缅印战场开展报道工作。^[5]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中共取得政权后的外贸和投资环境、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对亚洲的影响力等问题是美国主流报纸关注的主要问题。

1948年9月起，解放军相继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入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三大决战的胜利，诠释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走向。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25日进驻香山。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至此接连解放和接管了沈阳、天津、北平、青岛、上海等大城市。5月18日，斯蒂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指出：“很明显，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军事上掌控了全中国。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只占领了不到一半的国家领土，但是国民党的核心抵抗力量已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士兵士气低落。国民党可以拖延、中止，但是已不能阻止共产党人的前进。”^[6]斯蒂尔在分析中共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原因时指出：“中共的解放军是一个独特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它的领导、士气以及与人民的联系，而不是归功于物质力量。国民党人在以往作战时也常表现出和共产党人一样的勇敢，但是他们从未比得上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战争特殊情况的适应力。”^[6]

不过相对于军事，美国媒体对于中共对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以及经济政策展现出更浓厚的兴趣。4月5日，罗伯逊(Frank Robertson)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写的文章中援引《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共产党)必须扭转20年来农村先于城市的工作政策。如果我们不能做好城市的工作，并通过城市为农村发展的道路指明方向，那么就不可能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7]4月27日，该报重点报道了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的内容：“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8]

对于中共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政策上的转变，美国主流报纸认为，“过去20年中，中共主要实行土地改革以获取农民支持。现如今(中共)对工业化的强调标志着对这一极为成功政策的重大调整”，“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否持续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如何有效地指导华北度过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7]至于中共在城市地区发展工业的前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看来，这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共产党‘改革’城市的进程缓慢，部分原因是缺乏经验，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谨慎行事。共产党员正在学习有关城市管理和工业化的新指示，他们几乎每晚都举行讨论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尽管如此，(城市中)恢复生产成效甚微。”^[7]“中共巩固胜利还需付出10至15年的努力。”^[9]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中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共产党的货币在两个月内贬值了十倍，但并没有严重威胁到整体经济，因为纸币的价值直接与作为基本交换单位的小米的价格挂钩，工资以小米或现金等价物支付。因此自解放战争以来，天津和北平的工人第一次可以拿到稳定的工资。”^[7]

5月12日，斯蒂尔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介绍中共在大城市的反腐问题。报道指出：“在共产党占领的中国北方城市，腐败行径并没有消亡，但它们正在遭受重创。与国民党政府相比，中国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曾经在中国执政的政党的腐败情况更少，而国民党政府将自身的衰落既归咎于道德败坏，也归咎于军事失败。”“问题是，共产党人能否在大城市保持和在农村一样的党性纯洁标准”，“当发现腐败问题时，中共报纸通过报道引起公众对于腐败的谴责，同时向党员发出警告要提防诱惑。但是，总的来说，党的干部至今仍然保持着廉洁的名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在道德标准被破坏之前战胜腐败。他们已经开了个好头。”^[10]

在接管的大城市中，美国媒体对于上海的关注最多。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与港口，上海的工业化与商业化程度高，大量外国侨民在此居住。5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德丁的报道，对中共能否在上海实行有效管理表示怀疑：“当今东方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一个传统的、经济失调的国家实行有效的统治”，“上海的情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当下状况：群众贫困，富人少，充满恐惧、仇恨和不确定性，工业瘫痪，通货膨胀，可怕的卫生条件……”^[11]6月7日，《华盛顿邮报》一份未署名的报道称：“上海是一个依赖进口石油发展生产的现代化城市。在燃料难以从华北地区获得的情况下，它已从使用煤炭转为使用石油。中国没有石油，要确保上海的必要服务保持运转意味着要维持从国外的石油进口。共产党将如何获得石油？他们将如何付款？这些是中共接管上海后必须要问自己的问题。”^[12]

德丁在新闻报道中还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共在城市的执政难题还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报道认为，儒家文化强调“行为准则，服从长者和统治者，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况和关系的正确的礼仪体系”。中国人基于传统的思维“在西方的标准下是‘不科学’和‘不合逻辑’的”，“共产党人必须应对传统”，这些“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进行工业化改革的“障碍”。^[11]总体来看，美国主流报纸对于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中国的人心向背有大体的认知，但大多强调中共接管大城市工作的艰巨性，质疑中共执政后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

1949年初，美国政府内部开始权衡中共取得政权后的对华贸易政策。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华贸易报告草案》，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政权的附庸’”^[13]。“联合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力量直接打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将是不切实际的，会将中国共产党人推向“完全倒向于苏联的危险境地”。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而且倾向于与苏联合作，但是他们寻求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独立。对中共而言，中国与日本、西方世界恢复互利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美国而言，恢复中美贸易关系可以减少美国在日本的开支负担，日本可从中国获得重要的大宗商品，美国私人企业也能在中国继续运营。由此报告建议“美国通过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加强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政权之间造成严重裂痕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中共与苏联的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13]这种观点在美国决策层颇具影响。

美国部分主流报纸也认为，中共执政后中美仍会保持贸易往来。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整体薄弱，用于生产的原材料短缺，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4月25日，斯蒂尔的报道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重建计划，必须从美国获得大量物资，因为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提供所需物资的国家。”^[14]6月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指出，对美国来说，天津及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经贸形势不容乐观，而上海的外贸和投资环境对美国商人相对友好。为了恢复上海的商业，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对外贸易规定，商人认为新法规似乎比以前的法规更为宽松。^[15]商人们等待中共宣布官方汇率和其他法规，他们希望与中国开展业务。上海的外国航运业正开始缓慢复苏。^[15]6月30日，比加特(Homer Bigart)在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撰文中甚至声称，由于不希望中国与美国经贸合作中断，“美国国务院部分官员建议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时给予其事实上的承认”。^[16]报道指出：“以埃德温·马丁(Edwin M．Martin)为首的贸易政策专家们正在伦敦与英国讨论如何与中国共产党做生意。因为没有事实上的承认，生意是办不成的，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方向是明确的。一个似乎很紧迫的问题是，应该允许中国共产党购买什么样的物资。”^[16]“如果美国愿意，中共将与美国做生意，这是因为中共必须这样做，而不是因为想这样做。”^[17]同样，利伯曼(Henry R．Lieberman)认为，“为了保持中国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并执行其长期的工业化计划，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对外贸易”，“比起美国依赖中国，中国更依赖于美国作为供应来源和市场”。^[18]例如，战前中国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其与所有国家贸易总额的20%至25%，战后的比例更高；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不超过其与所有国家贸易额的3%至4%。此外，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相比，出口到中国的美国商品是适合中国经济总体发展的更基础的商品。特别是自战争以来，中国一直严重依赖美国的石油产品、原棉、机械和烟叶，烟叶的需求为卷烟厂的大量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除了桐油、鬃毛、生皮、兽皮以及一些锑和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都是一些非必要的原材料和奢侈成品，其中最主要的产品是桐油。^[18]报道特别指出，到7月，“除了满洲以及苏中边境的其他地区，在非情感性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上，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保持持续的贸易关系仍存在一定的空间”。^[18]8月22日的《洛杉矶时报》中，海托华(John M．Hightower)的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人发现他们无法与中国共产党做生意。但是很明显，如果中共想获得填补中国经济困境中所需的许多东西，他们就必须求助于美国。”^[19]新中国成立后，仍有美国主流媒体推测新中国会保持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并关注英、美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不同立场。10月7日利伯曼再次声称：“就像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利益正在寻求继续贸易，美国与英国也正在寻求与共产主义中国合作的方式”，“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英国人和美国人有明显的不同意见”。^[20]

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社会主义同盟发生分裂，南斯拉夫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下走上有别于苏联的独立道路。为了孤立南斯拉夫，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情报局会议上组织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21]当目光转向东方，美国政界出现了对中苏采取“楔子战略”的声音，即在中苏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破坏中苏团结。^[22]同时美国舆论界也频繁出现“中共是否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是否可能是下一个铁托”的讨论。

1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分析铁托与毛泽东的共同点。文章指出，(人们)经常比较铁托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他们都既是共产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文章认为，毛泽东对于铁托的批评是为了平息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怀疑。^[23]7月17日《洛杉矶时报》记者阿尔索普(Stewart Alsop)渲染“铁托主义的种子在中国萌芽”。他指出，“我们(美国)的远东政策必须具备促使中国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长远目标”，“目前有很多谣言，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存在铁托主义。无论如何，克里姆林宫不信任毛泽东及其团队”，“无论中国共产党人中是否出现了铁托主义，铁托主义的必要条件都是存在的”，“中共不能指望俄罗斯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24]

不过，美国舆论界也同时存在另一种声音，认为中共与苏联关系紧密，中共不可能走铁托的道路。4月29日，斯蒂尔发文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声明中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不渝的热爱。共产党报纸上发表的外国新闻，大部分来自苏联的塔斯社。红色书店里到处都是苏联专著译作。学习俄语在解放区十分流行。”^[25]文章强调，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坚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但“俄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25]报道还指出：中共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贸易，“中共从苏联处获得了有限的机动车辆和汽油供应。在北平和天津的街道上，经常能看到至少两种型号的俄罗斯卡车，虽然数量不多。大多数卡车看起来都很新。共产党人也在使用俄罗斯版的吉普车。据可靠消息说，在过去两个月里，有几千吨苏联汽油经满洲运抵天津”，“在天津和北平的商店可以买到俄罗斯的葡萄酒、巧克力和香烟等”。^[25]5月13日，斯蒂尔在报道中提到中共的文化政策：“美国电影正让位于俄罗斯电影。”^[26]6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穆萨(Spencer Moosa)甚至渲染称：“中国即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27]

随着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中共正式公开“一边倒”政策。7月6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斯蒂尔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毛朱讲话打消了西方对于东方铁托主义的任何期望》，对中共的外交政策做出如下判断：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致力于与苏联的密切合作，甚至结盟的政策；第二，中国共产党鼓励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经济关系，但其出发点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样她最终就可以不依赖西方”；第三，尽管共产主义中国寻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共产党人认为在意识形态上的妥协是不可能的。^[28]

中共对亚洲的影响力是美国主流报纸关心的另一问题。随着国民党的衰败，美国试图从解放战争中抽身，日本则逐渐成为美国远东战略中的重要一环。3月18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沃克(Gordon Walker)撰写的关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访谈文章。报道指出，野坂参三曾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共事多年，他认为“日本共产党在政策和目标中应变得更加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最近在亚洲取得的胜利将有助于日本共产党实现这一目标”。^[29]野坂参三还指出，日本共产党正在运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并且日本共产党人正在印制中国共产党关于“学风、党风、文风”的文件材料教育培训党员。^[29]4月6日，该报发表了文章《共产主义地下党：从中国到朝鲜再到日本》，基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报道宣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渠道。文章指出，“尽管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否认两党之间有任何联系”，但“朝鲜各地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处”，“有许多被用作跨越边境的秘密道路”。^[30]文章担心，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的日本人用中共提供的资金返回日本。^[30]

2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苏兹贝格(C.L.Sulzberger)的文章分析指出，如果中共军队攻占“中国南方的最后一道堤坝”，他们将直接触及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31]6月8日，阿尔索普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认识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场灾难”，“如果共产主义浪潮冲出中国，进入印度支那、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甚至会立刻处于危险之中”。美国目前在远东的政策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阻止亚洲所有国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文章认为，云南、广西等边疆省份虽然偏远、落后、多山、贫困，但将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32]5月18日斯蒂尔于《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指出，东南亚正在学习中共的成功模式，“一年多前，毛泽东在一份声明中概述了战争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提出这些原则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数量和物质上都还处于劣势，这些原则解释了近几个月来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原因”。^[33]斯蒂尔这里提到的“声明”即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战争的指导原则”即毛泽东总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项军事原则，包括“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等。^[34]斯蒂尔强调：“印度支那和缅甸正在效仿这些原则。”^[33]利伯曼也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各地的类似运动中已经施加了显著影响，美国现在显然更加关注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蔓延。”^[18]

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至1949年时期》(即《美中关系白皮书》)。沃尔特(Briggs Walter)在9月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分析指出，中共已经对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施加干涉，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想要“隔离中国的共产主义”，白皮书体现了“华盛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考”。^[35]同时，报道认为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内部会爆发对东南亚领导权的争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苏联可能会把共产党在东南亚的领导权委托给中国。部分人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允许中国共享领导权。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心存警惕，克里姆林宫会反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力量的扩大。许多观察家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乎肯定会发生一场关于在东南亚权威问题的冲突。”^[35]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东南亚共产党人崇拜毛泽东，因为他是领导共产主义革命第一次在亚洲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工程师’。如同斯大林文章的激励作用，毛泽东的文章也鼓舞了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者”^[35]。10月，《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团发表了一组调研文章，阐述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影响。10月19日，斯蒂尔主笔的报道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从国内政治领域走向国际舞台”，“每个亚洲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这种发展的涟漪”。斯蒂尔提醒因“对华政策失败”而“犹豫不决、步履蹒跚”的美国政府尽快采取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发展的措施。^[36]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舆论界一直在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力，思考中国共产党给美国国家利益带来的挑战。多位中美学者曾指出，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两种取向：一是从地缘政治和全球均势角度处理对华关系的现实主义；二是从僵化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共，对新中国充满敌意的道德主义。^[37]总体来看，美国主流报纸对中共的预判受到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受到现实主义因素的影响，美国主流报纸曾重点关注中共与美国经贸合作前景，部分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整体薄弱，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中共执政后中美仍会保持贸易往来，由此论及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必要性问题。一些主流媒体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应该从阻止中共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转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可以成为在亚洲牵制苏联的力量，从而不断分析中国共产党侧重于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报道间充盈着“离间中苏”论调，这反映了美国公众舆论希望破坏中苏团结的“楔子战略”心态。

另一方面，部分主流媒体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中共，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铁板一块，美国外交政策应从遏制苏联力量增长转变为遏制任何地方出现共产主义的扩张。一些美国媒体建议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关注点尽快从中国转移到日本，通过重建日本来控制远东，对于日本共产党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非常警惕。此外，部分媒体建议美国重新考量对东南亚的政策，加强遏制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掀起舆论攻势，把中共与新中国形容为对亚洲具有侵略性的危险“榜样”，宣传加强敌视、孤立与封锁新中国。冷战开始后，美国主流媒体与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观点日趋一致。²例如，曾于1946年访问延安并采访毛泽东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38]在1949年一年之间对于中共与美国关系的预期从较为乐观转为悲观，对中共的态度也发生较大转变，其新闻报道愈发明显地向美国民众灌输冷战意识形态思想，影响美国民众对新中国的认识观念与价值取向。^[39]3研究分析1949年美国主流报纸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可以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提供独特的视角。^[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