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法以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完美统一，在中国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独标一格、绚丽夺目。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专著共有十多部，论文上百篇，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方方面面，从多角度、多学科领域将毛泽东书法艺术全方位展现在世人面前，有助于大众对毛泽东书法艺术形成系统性认知，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研究所触及的层次深浅不一，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归纳和总结。目前，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历史地位、价值、意义等方面的评析，一直都处于较模糊的认知中，难以达成较一致的共识。相对于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的其他方面，对其价值的评析与界定，本身就是个复杂的问题，受限于时代、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但无论如何，首先需要对其艺术成就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全面比较和评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理性的分析与界定，使人信服。本文综合运用书法学、美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在对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演变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从中国书法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角度透视毛泽东书法艺术成就。同时，本文认为，客观、科学、理性地向世人阐释其文化和艺术价值，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帖学”实践领域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之一，是近现代杰出的书法家
“碑学”“帖学”等概念自清中期提出以来[1]86，曾长时间主导着中国传统书法艺术风格的审美与发展，在毛泽东诞生和成长的年代里，“碑学”占据着书坛的主流，康有为、吴昌硕、沈曾植以及于右任等都是当时“碑学”的代表性书法家。纵观毛泽东一生各时期手迹，除了少量借鉴过魏碑的一些用笔和结体方式外，其艺术实践和审美意识基本都可以划分至“帖学”的范畴。历览其学书历程和风格演变道路，可以发现毛泽东与“帖学”渊源深厚的缘由大致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毛泽东不喜束缚的性格，一直不喜欢写规规矩矩的字体，所以在“碑学”领域大放异彩的篆、隶等书体他均很少或没有涉猎。他早年主要以王羲之和欧阳询楷书为基础。长沙求学期间，由于自身主动改变书写风格变化，他曾短暂取法过隶书和魏碑，而目前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学习篆书的相关资料和研究。同时，篆、隶、魏碑相对行、草作书耗费的时间长，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更喜欢运笔灵活的行、草书。二是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及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多攻行、草书。小楷、行书、草书一直是“帖学”三大主流书体，而“帖学”又是唐以后历代学习“二王”书风的主要取法来源。
毛泽东在“帖学”实践领域的开拓，首先体现在他对古人经典风格中用笔、结体和章法等方面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处于同时代书家的前列。“碑学”兴起，与清中期“帖学”式微有很大关系。不过即使到清末民初，“碑学”一脉风生水起，名家辈出，而“帖学”作为曾经的正统书风在上层社会和民间仍然有大量的生存空间，只是缺少名家和突破性风格出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刻帖范本的失真以及笔法研究的滞后等问题亦使当时社会中“帖学”实践整体陈陈相因，发展良莠不齐。毛泽东以自身极大的勤奋和超卓的悟性，将古人法帖中经典风格的用笔、结体、章法等在日常的书写应用中演绎出来，并经过一系列的转换、融合后形成了既具古人精髓、又有自我面貌的行书和草书风格。在其早年，已对王羲之《兰亭序》《集王圣教序》和欧阳询行书有所涉猎，“王底欧面”初具风貌。自其走上革命道路后，潜心于王羲之草书，早在1921年其致《杨钟健》的信札中就已经表现出对王羲之草书的用笔、结体、章法等方面有了较深的领悟[2]，后来他又将同属“二王”书风系列的宋代米芾行书和草书的部分用笔、结体方式吸纳到自身的书写风格中，进一步充实了他对“帖学”领域内行书、草书等方面特征的理解和把握。1936—1940年他又把王羲之、米芾以及章草的部分风格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行草体”，以此为标志，他已经成功完成了在“帖学”实践领域的第一次探索过程。1940年后，他又将黄庭坚、郑板桥以及魏碑的部分风格糅合到自身日常应用的行书风格当中，从而形成一种完全有别于前一风格的行书体。此次探索的过程可以看作其试图“碑帖结合”的一种有益尝试，是对“帖学”笔法、结体、章法等各方面的一种拓展，这也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很多有识之士在认清“碑学”“帖学”各自缺陷后的一种共识。新中国成立后，他逐渐将精力转移到草书的研习中，通过对以王羲之草书风格为主的历代草书名家法帖的学习，又主要借鉴王献之、孙过庭、祝允明等草书的部分用笔、结体特点，在1949—1954年他其实已经将“帖学”笔法的精髓综合演绎到了清末以来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代书法家中少有能与之比肩者。他借助于超卓的悟性和深厚的学养，打破法帖的局限束缚，将历来“帖学”最重视的“笔法”逐一实践，尤其对起、行笔中的调锋、使转、衔接把握得妙到毫巅，同时其高超的艺术水准又主要体现于日常书写应用当中，完全摆脱了大多数书家“临创脱节”的现象。在他取得如此成就后并没有安于现有艺术风格的完善和稳定，而是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其他草书风格的探索，并通过以怀素草书为基础，融合张弼、解缙等书法家的用笔、章法特点，创建了新的“大草”风格，并在晚年完善、转化，一举将其大草推上个人艺术风格的巅峰，亦是时代的巅峰。毛泽东与沈尹默、谢无量、白蕉等在“帖学”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书法家一同被称为近现代“帖学”实践的领军人物。
毛泽东对“帖学”笔法的开拓和集大成还在于他以自身极大的勤奋和超卓的悟性，通过对古人法帖的临摹与借鉴，从而转化到实际应用中。毛泽东在早年，以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圣教序》及欧阳询行书为根基，实践对行书技法的摸索，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不久，已经能将纯正的王羲之草书风格运用到日常书写当中；其后，他又吸纳米芾的用笔和一些结体方式，用来进行自我风格的改造和调整，并在后来又把王羲之、米芾风格以及章草的一些用笔特点进行融合而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行草体”。20世纪40年代，他没有满足于当前的风格，再次进行调整，把黄庭坚、米芾、郑板桥以及魏碑的部分用笔和结体方式熔于一炉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个人行书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将眼光转到了对草书的攻克上，将王羲之、孙过庭、祝允明等古代草书大家的某些技法(主要是起、收、行笔间的调锋、使转和衔接)演绎得淋漓尽致、生趣盎然，同时又深具自我理解，其悟性可见一斑。自1955年始，他学习怀素草书，风格为之一变，继而主攻怀素《自叙帖》，风格再为之一变，转化怀素草书风格为自我风格，大草风范自此展露无遗。可以说毛泽东书法风格的构建过程，就是“帖学”笔法的探究和演绎的过程。他通过自身高超的悟性和理解能力，将法帖中模糊、难以传达的细微技法以及结体、用笔等微妙之处按自己的方式演绎，使之具象化，并大量应用到各种日常书写当中。毛泽东是近现代在行、草书两方面都有建树的书法家，亦是近现代“帖学”实践领域为数不多的开拓者。
毛泽东对“帖学”实践领域的开拓还体现在他的学习思路与实践方法上。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探索过程中，他主动紧扣一个中心，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取法的对象，并且在找到一定的取法对象后，又会去找一个相近或相类的、适合自身学习需求的取法对象来加以借鉴辅助和补充。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正式进入取法王羲之草书的门径后，又临习米芾的行书和草书加以笔法上的补充；40年代他的行书风格融合了黄庭坚、米芾、郑板桥以及魏碑等诸多相近的风格特征；而在50年代初期的草书学习中，他又吸纳祝允明的用笔和结体方式来补充对王羲之草书的学习；在60年代对怀素的取法中，他又同时借鉴张旭、解缙、张弼等草书大家一些用笔和章法特点，使其草书风格底蕴深厚、思路开阔、技法丰富，其作品的书写性和对古人法帖精髓的演绎在近现代具有超越性和开拓性。另外，毛泽东对古人法帖内涵的取舍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从不说自己是哪家哪帖哪派，而他即使有明确的学习范本，也主要通过自身的理解来书写，将对法帖的观照一一反映于丰富的日常书写应用当中，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3]他并非通过多次简单机械的临摹来获取偶然的感悟及灵感，而是在自我有意识的把握中进行学习，当然，这需要强大的悟性、洞察力和理解力，以及对书法艺术的灵敏感受的有机结合。毛泽东独特的学习思路和实践方式，既加强了对法帖营养的主动接受，又打破了学习中易致“临创脱节”的最大问题。
毛泽东在行书、草书方面的丰富探索，在近现代书法家中是少见的，他更像是一位试验先行者，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多方面的尝试，不断地改变，调整自我风格，最终到达艺术的巅峰，其杰出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近现代“帖学”实践领域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之一，是近现代杰出的书法家。
二、毛泽东草书在中国草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毛泽东在中国草书史上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毛泽东的艺术实践成果，使清末至民国已经式微的草书实践得到振兴。清末至民国，受“碑学”的持续发热影响，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回归“帖学”，但客观上“帖学”的整体氛围比较薄弱，清中期至民国初期草书领域中仅蒲华一人可圈可点，而“碑学”领域的篆、隶、楷等皆是名家辈出。尽管民国初年的书法家王世镗、郑诵先等皆以章草名世，但仍无法撑起草书衰落的局面，后有于右任别取一径，以碑入草，简约浑朴，草书之风始为之一振。但于右任的优点与不足都是很明显的，以碑入草，无法延续草书连绵跌宕的畅快婉转，草意大受影响，至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大草风格形成，才实现了传统意义上草书实践的复兴。毛泽东对草书实践的复兴首先体现在技法、结体、章法上。毛泽东以历代草书大家法帖为取法对象，先后主要学习了“今草”领域中王羲之、米芾、祝允明、怀素等名家法帖，并借鉴了张旭、孙过庭、张弼、解缙、傅山、王铎等多位草书名家在用笔和章法上的某些特点，从小草到大草再发展到狂草，先后七次转变自我书写风格，多方位、多角度实践历代草书的技法、结体、章法等。毛泽东从早期小草、章草的临习到走上革命道路后主攻王羲之小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兼具王羲之、祝允明、米芾用笔和结体特点的草书风格，再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怀素小草风格，再到以怀素《自叙帖》为主要取法对象的大草，到最后集众家之长、自我特色鲜明的狂草，可谓是步步为营，将中国草书历史上几个最主要的源流脉络进行了实践性的梳理，并卓有成效。他学习王羲之、祝允明、米芾等草书的用笔和结体时，把“二王”系列“凌空取势，一拓直下”的笔法精髓在自己的日常书写中生动地演绎出来，成为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对“二王”草书笔法的理解和演绎最深刻最到位的书法家之一，即便是近现代在草书方面极有造诣的于右任、高二适、徐世昌等亦不能与之相抗。然而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既有成果，又转而师法唐人怀素，以怀素草书笔法为底蕴，先小草后大草，并在实践过程中充分融入自身的理解，是近现代学习怀素草书风格的标志性人物，尤其是他对怀素纯中锋用笔方式的创造性发挥，印证了“绵里裹铁”“如印印泥”“如锥画沙”等古人在传统笔法上的形象描绘，走出了柔中带刚的新风格，从而有别于怀素本身刚中有柔的特点。到毛泽东晚年，他又杂糅各家所长，将其融合而形成了自身雄强纵逸、跌宕缠绵的大草风格，既与古典相合，又极具个人特色，在草书上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中国草书发展的道路上矗立起一座巍峨的高峰，同时成为近现代书法史上最靓丽的风景之一。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掀起了狂草历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在唐以前，书法的表情达性是含蓄的、模糊的，用激烈、鲜明的方式来通过书法表达情感是不受大众重视的，即使是张芝、王献之等中国草书史上连绵大草的开创者，其书写中的抒情性亦是相对理性的，同时也把这种书写作为士人墨客间自我放逸和抒发真我的一种方式，并未受到书法领域的广泛重视。至唐朝开始，前有张旭，后有怀素，在大草中将自我情绪通过酣畅淋漓的笔墨展现出来，将大草艺术性和表情达性的功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世人的追捧，谓之“狂草”。五代著名书法家杨凝式上承“二王”，接旭、素之馀绪，将狂草在“疯”的境界中表达演绎，世人谓之“杨疯子”，这是狂草发展的第一阶段。明代“台阁体”开始盛行，部分有识书法家因不满其对书写性和自我性灵的束缚，遂把草书作为释放情感、回归真我的最好表达方式，在祝允明、张弼、陈淳、解缙、徐渭等一系列草书家的探索和实践下，狂草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但此阶段的狂草因大部分书家技法上的不成熟和处理方式的单一，带有明显的偏执性和刻意性，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此阶段狂草理念的影响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反清复明”人士、医学家和书法家傅山。傅山在狂草实践的同时，还提出了其对后世很有影响力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法美学观念。[1]32狂草的第三次高潮则是以毛泽东草书为代表，他广泛学习，兼之自身深厚的学养底蕴和高超的书写水平，借鉴前两个阶段的特点，在其晚年开创了大气磅礴、气势昂扬、变化丰富的狂草新风格。相比前两个阶段，毛泽东的狂草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他在技法和结体处理上的变化明显要比第二阶段丰富得多，在通篇及字内空间章法布局的探索和创新方面又超过了第一个阶段。
同时，毛泽东对传统草书章法还具有开拓创新的贡献。他把诗题、词牌、词题、题款、作者姓名、标点符号、注解、落款等一并按其特有的组合方式融入正文，使其构成一个整体，独具匠心，通篇和谐统一而又形式多变。他在继承传统书法章法布局形式上的创新性发展，在近现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他的字内空间变化丰富，使用恰到好处的夸张、变形等艺术形式，极大地开拓了字内空间及字与字之间的排列组合，其胆识和处理手法都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使人耳目一新。
三、毛泽东书法是中国传统士人书法文化的理想典范代表
用“士人书法”而不用“文人书法”这个概念，是因为“士人”的概念更早，含义更广，其精神和担当在历史上更加恒定。中国几千年的书法长河中，传统士人书法文化的理想典范一般具备如下两个条件：一是在书法艺术的实践探索中能独树一帜，创立自己的风格，其艺术价值为当世和后世所认同；二是其或在政治仕途，或在学术研究，或在诗文辞赋等方面有声名建树者。从东汉至清末，中国传统士人书法群星璀璨，其中的佼佼者如汉代张芝、蔡邕，魏晋钟繇、谢安、索靖、王羲之、王献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薛绍彭，元代赵孟頫、鲜于枢、杨维桢，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徐渭、陈淳、黄道周，清代王铎、傅山、邓石如、刘墉、刘熙载、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近代沈曾植、梁启超、李瑞清、张裕钊等。而其中以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尤被推重，成为几千年来的代表典范。毛泽东虽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者之一，但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决定了他身上具备的传统士人气质，其书法艺术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其艺术成就与其人生际遇、深厚修养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传统士人书法的理想典范代表。
首先，其杰出的艺术成就是传统士人书法文化的代表。毛泽东广采博取、兼收并蓄，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行书风格和草书风格，其行书清峻挺拔、气势昂扬、洒脱磊落，充分融合了王羲之、欧阳询、米芾、李邕、黄庭坚、郑板桥等历代名家的风格特色，其渊源脉络清晰，其风格旗帜鲜明，其艺术水准处于中国近现代行书的前列。其草书上承晋唐，下逮宋明，充分吸纳王羲之、王献之、米芾、怀素、张旭、祝允明、张弼、解缙、傅山等历代草书大家的优点，其风格既有明丽洒脱、飘逸豪迈的一面，又有雄强纵逸、磅礴跌宕的一面，可谓清末以来草书风格的集大成者。他还把大草的抒情性加以发挥至“狂草”，把狂草推上了自唐代张旭、怀素，五代杨凝式后再到明代祝允明、张弼，明末清初傅山等以后的第三个高潮，其成就无论是从源流方面的“帖学”还是书体方面的草书来看都是举世公认的，其艺术水准无疑是近现代书家中的第一流。
其次，毛泽东集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等各方面成就于一身，达到了传统士人心目中事功和修养方面最理想的状态。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其而言都做到了。毛泽东不仅是近现代最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指挥大小战役无数，带领中华民族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国民党腐败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在政治、军事上都站到了巅峰，其成就有目共睹，不再赘述。在哲学上，他有深厚的传统哲学修养，更是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创建者。在文化上，其诗词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引领时代潮流，豪迈之气更是令无数人折服，是近现代豪放派的代表。这些成就无论哪一方面拿出来都是让人引以为傲的，而他则是集于一身，树立了中国传统士人在社会价值表现上完美与理想的状态。毛泽东的杰出艺术成就与其特殊的人生际遇、深厚的学养高度统一，演绎了一个传统士人书法文化的理想典范。
四、毛泽东书法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毛泽东书法为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提供了成功的样本和最直接的经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补充，研究和传播毛泽东书法艺术有利于提升新时代文化自信。
文化具有延续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不能割断同传统文化的联系，中国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关乎中国梦的实现。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伴随着文明的传承而发展。毛泽东书法即其本人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点，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成果。
毛泽东书法在继承和吸收传统书法艺术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是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是对传统文化风格的自我创新，为转化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提供了最直接的样本和经验，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创造性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书法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书法在书写内容上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内容范围作了开拓，其书写内容除了一小部分传统诗文辞赋等方面的内容外，更多的是关于革命战斗、生产建设方面的内容，是对传统书法艺术内容载体的一种全新开拓。毛泽东书法艺术内容形式大体分为手稿、书信、自作诗词与古人诗词、题词题字以及批注札记等，绝大部分都是与民主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相关。这些手迹既是珍贵的党史文献资料，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珍品，毛泽东书法艺术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补充。
研究和传播毛泽东书法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毛泽东书法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近现代草书的两大高峰之一，代表了近现代草书的巅峰水准，是社会主义文化在传统艺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其成就广为世人称道，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中最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杰出代表之一，研究和传播毛泽东书法艺术，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利于提升新时代文化自信。
第二，毛泽东书法对当代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毛泽东特殊的人生际遇、深厚的学养及高超的书艺水平有机统一，对当代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书法艺术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书法艺术的内涵不仅仅是技法层面的问题，还包括人本身的问题，优秀的书法家是技法层面与素养层面的有机统一。只有技法而素养欠缺的书法家易落入偏执、浅薄的境地；同时，素养深厚但技法不过关的书法也谈不上高水平；技法是基础，素养是关键，二者皆不可或缺。
毛泽东勤奋的态度和其学习思路、实践方法对当代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毛泽东的勤奋众所周知，从其青少年一直到晚年，书法艺术上的孜孜不倦耕耘只是他在众多方面勤奋的一个缩影，他还留下过“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锤”的感悟。[4]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使他能静下心来练字的时间太少，于是他把日常的书写当成练字，从文稿到书信手札到题词题字，抓住一切可以练字的机会，同时他还把闲暇时的练字当成最好的休息，巨大的书写量是其书艺进步的基础，目前仅中央档案馆收录的毛泽东手迹就有四万多份。毛泽东对书法艺术的研习异于通常的临帖和创作，参加革命工作后，他很少有空闲时间来临帖，但他认真看帖读帖，有时间就细心揣摩，并把所看所想运用到日常的书写当中去，所有的书写都可以看作他创作的“作品”。其特殊的思路和方法与他巨大的艺术成就，尤其对当下常见的“临、创”脱节的书法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对当代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实践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毛泽东从早年到晚年多次主动调整自己的书写风格，其调整和创建书法艺术风格的过程资料丰富，过程明晰，为当代书法家自我风格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原始资料。另外，其草书风格独树一帜，大气磅礴、豪迈洒脱而又不故作姿态，不搞狂怪落拓，完全是直抒胸臆，豪放而不粗疏，跌宕而不损细节，其高超的综合素养是当代草书实践学习的最好典范，其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的艺术创造力，更是当下书法家及其书法艺术实践最为需要的养分。
总之，“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在实用中产生，在实用中展开，在实用中提高，在实用中与历史结合，在实用中呼吸时代气息，在实用中与人民群众联络，在实用中达到书法艺术之巅的”[5]。毛泽东书法既演绎了传统，又契合了当代，其艺术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始终为人民服务，切时如需，以书焕彩。毛泽东书法如同其诗词，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全方位探析毛泽东书法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既是对毛泽东研究的扩充，同时又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一举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