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建设，教材先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自2007年春季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至今已有13年，而“概论”教材建设从2005年至今更已有15年时间。

自2005年3月以来，“概论”教材建设大体上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5年3月至6月的3个月时间，经过定向申报、择优遴选，组成了教材编写课题组。

中宣部、教育部于2005年2月7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此为标志所形成的高校思政课“05方案”提出：为保证教材编写工作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中央决定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宣部、教育部联合成立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负责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工作，教学大纲和教材按照“定向申报、择优遴选、集中编写”的方式组织编写。^[1]教材编写课题组由学术带头人任首席专家，多方理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同志共同组成，集中完成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工作。另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进行教材编写大纲的审定，教材编写课题组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编写出稿子，需广泛听取相关专家特别是一线师生的意见，并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进行审议，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2005年3月14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申报通知，至3月22日申报截止日，全国共有18个省(市、区)报送申报材料，其中申报“概论”教材的课题组数量最多，一共有15家(另外有“原理”10家、“纲要”10家、“基础”14家)。经过3月底第一次评审，“概论”教材的课题组留下11个；再经过5月初第二次评审，每门课选出3个组，“概论”教材方面是北京、河北、吉林3个组胜出(这3个组在论证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待)；6月1日第三次评审(举行了公开答辩会)中，北京组获得第一名。

下一步组织教材编写国家队时应该或者说可以由笔者牵头，但是笔者觉得这门课是所有四门课中分量最重、学分最多的一门，而笔者自认为学术研究资历和教材编写经验都不足，因而恳请北京大学原校长、教育部社会科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树青教授来统揽此事，并答应承担日常的组织工作事务。此事后来征得中宣部、教育部的同意。在6月15日的会议上，正式组成了“概论”教材编写组(国家队)。这个课题组有5名首席专家，分别是吴树青、笔者、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肖贵清(清华大学)、秦宣(中国人民大学)；有8位主要成员，分别是丁俊萍(武汉大学)、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刘先春(兰州大学)、孙蚌珠(北京大学)、陈锡喜(华东师范大学)、郑传芳(福建农林大学，后来也被认定为首席专家)、顾钰民(复旦大学)、韩振亮(浙江理工大学)。一开始，刘晓哲担任课题组秘书，后来经过特准也成为课题组主要成员。

第二阶段：2005年6月至2007年1月的一年半时间，课题组集中编写，形成了提纲并撰写第一版教材。其中讨论编写和修改提纲用了4个月时间，撰写和修改教材用了一年零两个月时间。

从2005年6月15日会议之后，教材编写工作就紧张展开。先是用了4个月时间反复讨论、编写、修改提纲，经过了四级评审，即教材编审委员会专家审议、教育部党组审议、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专家审议、中央领导审议。其中中央“马工程”专家就会议审议了两次。根据“马工程”专家意见修改后的稿子在8月30日上报。9月9日，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原则审定了编写提纲。9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了编写提纲。10月12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宣布，编写提纲已经通过了中央审定，可以开始教材编写工作。

而实际上，为了抓紧时间把工作尽可能往前赶，课题组从2005年9月“马工程”专家审议之后，就按照分工开始了教材的撰写工作。到2006年春节前夕，已经完成了第五稿。春节之前，课题组将第五稿分送14位专家审读。2月中旬，形成了送审初稿(第六稿)。

这个初稿在4月5日通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专家审议。接着又通过了教育部党组审议，经过两次修改后形成了正式的送审稿(第七、八稿)。自5月到12月，课题组先后又提交了10份送审稿，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先后三次审议“概论”教材。

2007年1月17日至27日，中宣部、教育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概论”教材培训班，300人参加。会上发的是白皮本，由首席专家分别进行辅导。之后，全国各省(市、区)分别举办“概论”教材培训班(笔者分别到黑龙江、山西、河南、北京、云南等地进行过辅导)。

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7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第三个阶段：2007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5年时间，5次修订形成了2008年2月、8月和2009年、2010年4个修订版。

“概论”教材出版发行之后，为全国高校开设“概论”课提供了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的遵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根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统一部署，后来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出版了多个修订本。到2014年1月之前，先后修订过五次，出版了4个修订版。

其中，2008年2月出版了第二个版本，名称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2008年修订版)。这次修订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党的十七大精神，特别是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地反映出来。

2008年9月出版了第三个版本，名称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适应课程名称变化，并充分吸收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对本教材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9年7月出版了第四个版本。这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地反映党的十七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

2010年6月出版了第五个版本。这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更充分地反映党的十七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

以上这4个修订版本在章节目的体例上与2007年最初的版本没有大的变动，在教材内容方面的修订办法基本上是“加法”。“概论”教材以上编写和修订工作由吴树青主持。

为什么是5次修订呢？因为本来还计划出2012年版，课题组从当年2月9日开始，花了近3个月时间，按照程序提交了修改稿，而且在4月24日笔者还到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向中宣部理论局领导汇报并进行了最后的文字定稿。按照原先计划，应该在7月出版这个版本，后来考虑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十八大之后教材肯定又得修订，故而放弃了这次出版。这次修订由笔者主持。

第四个阶段：2013年1月到2017年12月的近5年时间，形成了2013年和2015年两个修订版。

2013年1月28日，中宣部理论局与教育部社科司布置新一轮教材修订启动，最初计划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三门课程教材同步，3月形成初步修订方案，4月进行修订，5月上旬提交修订稿，5—6月“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审议，7—8月中央审定后出版。但是后来发现，时间太紧张，在其他三门课程本教材按期出版的情况下，要求“概论”教材推后半年时间。为什么要推迟？因为这次修订大幅度调整了章节目，并大力度地精简了文字，第一次在修订中采取了“减法”。这次修订，全书在内容上还要增加的情况下，总字数从35万字减到23万字，页数减少了1/3，从385页减到255页，其难度是很大的。

“概论”教材原先一直是15章的构架，这次修订调整为12章。第一次加写了“前言”和“结束语”；第一次将原先教材的第一、二章合并为一章；第一次在节的标题上做了改变，将原先依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顺序的表述，调整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节；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增列为一章；第一次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为章标题，将原先单列为章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5章合为一章。这次修订是一次力度很大的修订，其主要目的是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这次精简章节还有一个目的是力争减少与本科生使用的其他相关教材和研究生教学大纲(特别是硕士生使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教材)的重复。2013年修订版是2014年1月出版发行的。

2015年修订版是在2013年的基础上形成的。章没有变化，节和目稍有调整，字数比2013年增加了近2万字。这次修订的目的主要是在更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中全会精神。这个新版本是2015年8月出版发行的。

2013年和2015年这两次修订由笔者主持。

第五个阶段：2018年1月至今，形成了2018年版并在2018年4月出版，已经使用了近两年时间。

2018年这次修订是一次全面修订。其主要目的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同时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2018年这次修订将2013年和2015年教材修订版中的第一章压缩到“前言”之中，全书的构架安排是：毛泽东思想四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各一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七章。目前全国高校开设“概论”课使用的是2018年版。

这次修订工作的课题组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6位首席专家包括：秦宣、肖贵清、郑传芳、孙蚌珠、刘先春、韩喜平(吉林大学)；10位主要成员包括：丁俊萍、白显良(西南大学)、刘晓哲(山西大学)、杜玉华(上海交通大学)、李冉(复旦大学)、陈培永(北京大学)、陈锡喜、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凌胜银(南京陆军学院)、程美东(北京大学)。本次修订由秦宣主持。

以上简要回顾了“概论”教材建设的历史过程，这为我们今天继续进行教材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在15年的“概论”教材建设历程中，我们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主要有如下6点。

第一，努力做到“三个充分反映”。

党中央历来对包括“概论”课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工作高度重视，关于教材建设曾明确提出，教材编写必须做到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经验，以及充分反映本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科学内涵而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紧跟这些理论成果的发展进程，在党中央的思想认识和大学生群体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帮助大学生群体同理论创新发展的进程保持同步，并在接受和理解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方面先行一步，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概论”课的应做之事和应尽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同样是一个历史进程。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围绕伟大事业的推进不断创造和积累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过程同党的理论创新过程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它既置身于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之下，本身又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实践动力以及验证条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中，注意吸收这些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经验，有助于大学生群体更深刻地了解并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去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二级学科这一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均很强的学科。设立这个学科，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一方面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则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其中，与“概论”课直接关联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概论”教材应该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积极吸收“概论”课教学中的资源和营养，努力形成“概论”课教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局面。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强调：“在教材中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进展。”^[2]其基本精神与之前提倡的“三个充分反映”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第二，重点进行基本理论教育。

“概论”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贯彻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应该在党的基本理论上下气力。开设“概论”课的目的主要是使大学生群体对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以此帮助大学生群体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内容，学生都应该有所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从总体上、整体上去领会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基本理论，认真学习党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在形成和发展这些基本理论时，所坚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里强调重点讲授基本理论，并非是说具体政策就一概不涉及，而是说要处理好基本理论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重在基本理论的内容。这个问题曾经在2007年编写出版的第一本教师参考书的“总体说明”中谈到过：基本理论和具体政策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基本理论是规律性的认识，具有稳定性；具体政策是在基本理论指导下，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提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方法，具有可变性。由于基本理论对实践起作用，需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来体现，因此，人们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往往要通过对具体政策的实际效果的评价，所以常常容易把具体政策当作基本理论。但是，具体政策并不等于基本理论，因此“概论”课要做的主要就是分析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已经上升为基本理论的内容。我们在教材中力求注意说明具体政策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而不是把具体政策当作基本理论去论证。

这个问题在教材2013年和2015年修订版中更有明显体现。2013年修订版在“前言”中特别强调：学习“概论”课，“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着力提高理论素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努力培养理论学习兴趣，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个思想在后来的2015年修订版和2018年版的“前言”中被保留下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8月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强调：“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2]我们在教材编写中应该很好地理解并贯彻文件的这个思想。

我们强调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不断增强思想性、理论性。这里讲的思想性指的是认识、观念的东西，理论性指的是学术、学理的东西。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主要讲的是课程的内容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与公共理论的辩证统一、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应努力把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讲出学术味来，力求用学术讲政治，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基本功，是其努力的方向。

第三，突出党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突出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这是党的一贯坚持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开展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内容。在改革开放初期，突出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内容。接着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之后，又分别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关的教学内容。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进展，与党的理论创新同向同步，力争使我们的大学生群体能够先学一步，学得更好，以利于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3]。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党的十九大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更将这一思想载入宪法。党的十九大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落实十九大精神，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进”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是落实立德育人根本任务的首要的和重要的任务。这在2013年之后的几次“概论”教材修订中都是作为重中之重，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四，着力讨论“为什么”这一理论问题。

在“概论”教材的编写和修改中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理论性和知识性的关系问题。“概论”课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内政、外交、国防、党建，革命、改革、发展、稳定，几乎包罗万象，每个方面都涉及许多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这些知识一直处于发展进程之中，很多概念都在变化中。以往很多教材把主要的气力放在知识点上，这样做必然会造成与中学教材内容重复，也容易使大学生群体对这些知识死记硬背。经过多次讨论，课题组认为，“概论”教材虽然有一些“是什么”的知识介绍任务，但是主要应该是帮助学生提高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能力。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年龄特点和阅读能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不应该继续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而应该在“是什么”知识的基础上着力向“为什么”的理论层面引导。

“概论”教材不再强化某些知识点，而是使学生在这些知识点的关联中了解理论，引导学生认识这些理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掌握这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明确这些理论怎样解决了实践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对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这种努力，将学生的主要气力真正引导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

“概论”教材的这种努力对教学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促进了任课教师增加教学备课中的科学研究，也改变了以往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对考试的办法也形成新的要求，不再只是填空、单选、多选之类的题型，而是代之以简答、论述和材料题。在这方面，“概论”教材功不可没。

第五，力争实现“三个贴近”。

“三个贴近”的原意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针对改进和加强党的宣传思想战线工作而专门提出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在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被转化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之后，这一原则更是被写进了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条总体要求被确立起来。

“概论”教材必须贴近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实际。尽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一变化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并未改变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正因为如此，“概论”教材应该对我国基本国情中的“变”与“不变”做辩证统一的把握。

“概论”教材必须贴近生活。“概论”教材的内容要能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着力展示人们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生动环境，展示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发展前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不能空谈理论，不能只有逻辑推导，而必须使理论同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讲活，使学生在阅读教材时不感觉到枯燥。

“概论”教材必须贴近学生。“概论”教材是面向学生编写的，必须切实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学习需求，努力做到适应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阅读习惯，不断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如今“概论”课的学生受众已经变成了“00后”，不能小瞧这种变化，伴随着社会环境、家庭状况的变迁，我们的学生更会呈现出很多以往没有的特点和需求。正因如此，贴近学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不能是笼统的，而应当是变化的、具体的。

第六，集中集体智慧。

“概论”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中，课题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时，这份教材还集中了许许多多人的智慧。在这当中，既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专家，又包括很多工作在教学一线的任课教师，还包括很多使用教材的学生。

贯彻“05方案”，“概论”教材自编写出版以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过多次修订。做这种修订，除了为落实上面说的“三个充分反映”和“三个贴近”，同时也考虑到充分吸收来自“概论”课教学一线的广大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广大师生是教材的使用者，而编写者则是为使用者服务的，在这一角色认识之下，关于教材编得怎么样、教材好不好读、好不好教等问题，一线师生才是最重要的评判者。充分了解一线师生的意见，尊重并吸收他们的建议，这也是做好教材编写工作的重要条件。

这些年来，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区)主管部门多次组织“概论”课教师进行最新版本教材的相关培训。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征求来自一线师生的意见和建议。教材编写课题组的成员也会积极通过多种渠道了解相关意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概论”教材编写工作并非单纯是由课题组几位成员承担的，这其中包含着众多同行名师的心血，吸收了很多师生的意见和建议，还经过了我国相关领域顶级专家的把关，综合而言，它实实在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在认真总结并充分肯定“概论”教材15年建设经验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这方面工作仍然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

第一，要不要编写教学大纲？

“05方案”实施以来，在“概论”教材建设上，教材与教学大纲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按照一般规律，工作中应该先出教学大纲，而后编写教材。在“85方案”和“98方案”时，曾经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但没有统编教材；而在“05方案”时，则有统编教材但却缺少统编的教学大纲。本来，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在文件中的表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1]但是，因为时间紧迫、任务繁多，不得不在审定过的教材编写提纲的基础上直接编写教材。现实中，由于教材的内容较为丰富，即使是教材的章节目似乎也难以完全取代教学大纲。

一份完整的教学大纲应该包括教材中以章节目形式所呈现的理论框架，同时更应介绍其中的基本观点，说明这些基本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教学大纲不仅提出了教师教学活动的明确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教材编写的基本依据。当教材需要修订时，特别是进行有关重大理论观点和章节目变动的修订时，应该先修订教学大纲、后修订教材。

第二，怎样解决教材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

交叉重复是教材编写过程中的一个老问题。这种交叉重复表现在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与学生在高中期间所使用的“思想政治”教材，甚至是初中期间所使用的“道德与法治”教材有重复。二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几门课程教材之间，特别是“概论”课与“纲要”课之间，有明显的交叉重复。另外，研究生的教材与本科生教材之间也有交叉重复，尤其是硕士生使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大纲重复很明显。最初课题组与“纲要”教材课题组经过协商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为了防止这两门课的内容重复，“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归“纲要”教材来阐述，而“概论”教材则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讲起，回过头来看，这样做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只是这样的协商几个课题组之间仍需要加强。

尽管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避开一些交叉重复，但对于学生来讲，这样做还是潜在地降低了教材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几次修订教材的过程中，为了尽快贯彻和融入最新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来不及对课程作出有效分工，往往出现几本教材在相关问题上的修订文字雷同甚至一模一样的状况。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长计议，例如在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重新调整课程设置。

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我国高校首先在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试点开设，后来普遍开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这件事情很重大、很重要，其主旨在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理解和把握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党的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但应当注意到的是，“概论”教材已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重点展开了讲授工作(“概论”教材一共14章，这部分内容占7章)，如何进一步讲好这门新课？其内容如何分解？这需要有效的通盘设计。

第三，如何探索教材的针对性和可读性问题？

如何让“概论”教材更加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并适应于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独特阅读习惯？这一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目前的教材基本内容规定合理，基本观点表述正确，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但教材的写作风格还难免带有党员干部读本的味道，文件和政策语言比较多，在联系学生平时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方面还很不够；此外，教材的版面设计也比较生硬，没能真正做到图文并茂。在这一点上，课题组不能说不知道，也并非不努力，但需要权衡的矛盾在于，如果追求了语言形式上的简明生动，很可能会失去某些重要观点表述上的准确性。同时，图文并茂虽好，但大量穿插图片等素材又会造成教材太厚的新问题，所选图片的逐一送审也有一定难度。

这里还有一个与教材的针对性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全国高校从本科院校到专科院校都统一使用相同的教材，这难免会产生针对性不强的问题。高职高专院校也开设“概论”课，但是它们的学时比本科院校少，学生的文化基础和阅读能力总体上与本科相比也有差距。现在的教材总体而言比较适合本科生阅读，而对专科学生来讲难度比较大。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单独为高职高专学生编写针对性更强一些、更加简明一点的教材呢？我们应该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怎样推进教材立体化体系建设？

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早就开始重视。“概论”教材编写组先后于2007年、2008年和2010年编写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三本《概论课教师参考书》和三本《概论课疑难问题解析》。

2014年4月，教育部还启动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教学参考用书的编写工作。其中，“概论”课与教材相配套，我们课题组编写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本书，即《概论课教师参考用书》《概论课重点难点解析》《概论课本科生辅学读本》《概论课高职高专生辅学读本》。

其实，教育部“概论”课分教学指导委员会曾经还在2012年至2013年编写了《概论课教学要点和教学设计》(分本科版和高职高专版两个版本)，并在2014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在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我们还配合2015年修订版又编辑出版了这两本书的第二个版次。

2015年7月，中宣部、教育部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中提出：“推进统编教材编写使用，编写教师参考用书、学生辅学读本、教学指导资料和理论普及读物等教学系列用书，构建面向教师和学生不同对象，辐射本专科生、研究生各个层次，涵盖纸质和数字化等多种载体，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相统一的立体化教材体系。”^[4]这方面工作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2019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又提出：“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定教材建设规划，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2]可见，这方面工作还是很多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