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1]理解和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精髓要义，应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视角，把握其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生成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是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治理经验的凝练，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理艰辛探索的积累，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传承。在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自觉与自信，应当正确把握其生成的历史逻辑。
1．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治理经验的凝练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征程。在40多年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党领导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治理之路，总结凝练出丰富的治理经验。
其一，立足基本国情。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良好治理，需从本国国情出发，有的放矢，制定恰当的治理方略，方能事半功倍，取得成功。任何脱离基本国情的治理，都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对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因此始终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立足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等客观社会条件，正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的现实状况，因时因地制宜，制定社会治理的长远规划，不断优化治理机制，调整和完善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方式，开展务实治理，引领中国社会治理一步步走向成功，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
其二，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中国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非凡成就，关键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当然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在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展示出高超的战略规划与决策能力、出色的统筹协调与组织保障能力、强大的社会动员与改革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和最显著特征。
其三，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坚持把人民的期望、人民的幸福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人民福祉，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同时，坚定依靠人民治理社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在治理中释放出巨大热情和活力，汇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不竭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3]
其四，不断变革创新。时代在变，社会治理的环境条件也在变，推动社会治理理念、方式、体制、机制等的变革创新，是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提高治理绩效的必取之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勇于变革，大胆创新，如通过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实施基层自治制度、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变革户籍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整体架构来说，思路更清晰，目标更明确，部署更科学，更能体现时代性、符合规律性、富有创新性。
其五，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新篇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治理迈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新理论、新思路、新办法解决现代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应用到社会治理实践中，积极打造“互联网＋”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了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优化了治理的质量、效率和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的朝气和活力，为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4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充满坎坷与艰辛，也铸就了辉煌与成功。历史与实践证明，唯有不畏艰难、奋勇前行、凝练经验、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才能不断实现新的跨越，未来的治理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2．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理艰辛探索的积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造社会、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对社会治理的多方面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提供了宝贵经验。
其二，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新中国成立后，急速的社会改造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使得社会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尖锐。理顺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急迫课题。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才能“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4]23。关于复杂的社会矛盾，毛泽东认为，主要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需要采取强制、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对于各种利益矛盾，则应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4]228正确处理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其三，地方治理的实践探索。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初，社会状况极为混乱，通货膨胀、工人失业、水旱灾荒等问题突出，反革命残余势力活动猖獗，“黄赌毒”和封建迷信盛行。在客观形势要求下，党开始了地方治理的实践探索。在城市治理方面，着手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赋予其传达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以及防火、防盗、防特、防疫等多重社会功能；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黄赌毒”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治。在乡村治理方面，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建立了民兵和自卫队组织，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及贯彻新婚姻法运动等。在边疆治理方面，大力清剿匪患，充实边防力量，维护社会稳定，打造和谐民族关系，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实施援疆政策等。在经济治理方面，通过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等多种措施，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在河流湖泊治理方面，从加固堤防、蓄泄兼筹到兴办水利灌溉工程，再到水土保持试验，由治标到治本、再到标本兼治。此外，还加强了法制建设，创新管理机制，社会治理成效初显。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社会治理的艰辛探索，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深化了党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开拓了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新视野。
3．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其一，“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治理理念。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认为，人民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国家的前途命运取决于民心向背，统治者唯有施行仁政、顺应民心，赢得人民的拥戴，国家才能强盛，社会才能稳定安宁。如果统治者不顾及百姓疾苦，横征暴敛，丧失民心，国家必将失序，社会就会动荡，最终导致政息人亡。上古典籍《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箴言。先秦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人民是国家统治的根本。《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人民为本、顺应民心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所倡导的基本价值理念。
其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理传统。据《尚书·多方》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在总结商王朝重刑辟、失民心、最终走向灭亡的教训后，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治理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成相》中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这些思想都强调了社会治理要坚持礼法并用，刑罚只是权益之举、辅助手段，要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的羞恶之心，严以自律，恪守正道。汉代经典《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中直接提出了“刑者，德之辅也”的思想。概括来说，“宽猛相济”“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治理的基本方略。
其三，“选贤任能、励才聚力”的治理之道。社会治理的关键，是能够选拔任用贤能的人才。中国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许多王朝的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对社会治理人才的选拔任用，唐代《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中指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北宋时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魏纪》中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为招揽人才，历代统治者还创造出多种人才选用模式，其中“开科取士”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在我国前后施行1300余年。此外，还非常重视对治理人才的管理、培养和磨砺，认为治理社会首要的就是治理官吏，只有朝廷中的各级官吏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夙夜在公，天下才会大治，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战国时期，韩非在《韩非子·有度》中说：“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西晋时期陈寿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提出：“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此外，统治者还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以此来激励官吏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极为丰富，除上述思想之外，还包括“兼爱非攻”“修齐治平”“礼乐教化”“革故鼎新”“顺应天时”“道法自然”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6]这些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对于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构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方略、培养锻造高素质社会治理队伍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生成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引领，吸收借鉴现代社会治理思想、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应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逻辑理路出发，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生成的理论逻辑。
1．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引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性质、职能以及过渡时期的理论中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其一，无产阶级政党应掌握社会治理的领导权。“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8]164如果不能完全掌握社会治理的领导权，维护人民利益、实现有效治理就无从谈起。
其二，社会治理应尊重和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9]，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社会，应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
其四，社会治理应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譬如将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11]361“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11]362，剩余的总产品“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11]362，并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基金；通过平等的、不折不扣的分配或“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11]375等来实现社会的公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最终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42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
2．吸收借鉴现代社会治理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秉持了开放包容和兼容并蓄精神，吸收借鉴了现代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
其一，民主参与思想。民主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含义是人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对于保障人民权利与发挥人民主体性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学者科恩认为，民主是构成现代法治和社会治理的基础与必要条件，“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吸收民主参与思想的合理因素，结合自身的治理实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疏通渠道、打造平台，拓展了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其二，依法治理思想。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律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法治理念在我国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逐渐摆脱了传统治理方式的窠臼，批判性吸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法治思想精华及价值理念，并从中国社会治理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宪治国”写进党的决议，标志着依法治理思想在中国取得巨大发展。
其三，协同治理思想。协同治理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范式，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推崇。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塞尔等认为，协同治理是一种治理安排，是其中一个或更多的公共部门直接将非国家的利益主体纳入正式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协商的集体决策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制定或实施公共政策，抑或管理公共项目或资产。[14]简单来说，协同治理是一种在规划、制定政策和公共管理中用于协调、裁定和整合多元主体目标和利益的策略。协同治理是现代治理理论中一个核心机制与制度设计，它通过整合不同治理层级、治理功能、治理部门，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责任分担与协同合作，共同解决公共治理问题。[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吸收借鉴协同治理的合理内核，并融合协商治理、合作治理及共同治理等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理论。
其四，智库参与治理思想。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智库的作用日渐彰显，甚至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智库，就是为治理评估形势、确立目标、制定政策等提供依据的特殊研究咨询机构。智库参与治理在现代西方国家治理中备受青睐，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仅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院等智库20余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2017年，美智库数量已达1872家。这些智库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为美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提供多方面决策咨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借鉴西方智库参与思想，在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形式多样的新型智库，有效提升了治理的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避免治理失误或走弯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代社会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除上述思想外，还包括数字化治理思想、整体性治理思想、网络化治理思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批判性吸收借鉴现代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并将其整合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内涵更丰富、理论更成熟、成效更突出，更契合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3．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16]在社会治理方面，党注重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坚持用创新理论指导治理实践，用治理实践检验创新理论。
其一，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对社会管理的新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的职能，“社会管理”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社会管理理论探索的开端。此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管理看作政府的职能，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17]21、“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17]28-29等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18]这是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理念、方式、体制、机制、格局等认识的深化，标志着党的社会管理理论初步构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随后，党的十七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先后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使用了“社会管理”的概念。这一时期，党对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是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为基础的，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社会管理理论向社会治理理论的转向。社会治理思想在中西方文明史中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开始复兴。在我国，社会治理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9]此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社会的多领域多层次实施依法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和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标志着不仅实现了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而且形成了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架构。
其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对于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核心前提；社会治理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德法共治，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要努力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应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依托系统的制度进行社会治理，等等。这些有关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论断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是我们党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建设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富有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又成为指导中国治理不断实现超越、创造奇迹的指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生成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是在应对时代与世界变局、化解风险与挑战、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生成的实践逻辑，既有助于坚定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又有助于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在未来的治理中更加坚定从容。
1．在应对时代与世界变局中求索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强大的战略定力沉着应对时局与世局的变化，在惊涛骇浪中求索社会治理的中国之路。
其一，从容应对苏东剧变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而陷入低潮。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乘机宣扬“西式民主优越论”“西方治理优势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一时之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甚嚣尘上，给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严重干扰。面对复杂混乱的局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坚决贯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的策略方针，最终扫除了苏东剧变带来的阴霾，“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21]。
其二，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正当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以资本和金融市场为核心的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全球化是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使国内市场、民族产业等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如何适应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提供新的动力，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能力。在机遇与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展示出高超的战略智慧，既坚持走自己的社会治理之路，又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治理经验，同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理念、价值观的干扰与误导。“从积极融入走向参与引领”[22]，进而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自由贸易的忠实维护者。
其三，有效应对逆全球化行径的霸凌。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全球化主导者的发达国家，更是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开始对自身的优势地位感到焦虑，由此在欧美掀起一股逆全球化风潮，其主要表现是极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等。逆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继续掌控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权，以最大化攫取各种利益。逆全球化背离了时代与世界大势，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全球投资与贸易额显著下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自由贸易的规则遭到破坏，全球经济开始走向困境。在这股逆全球化潮流中，中国首当其冲成为贸易霸凌的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面临新的挑战。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不屈服、不动摇，按照既定方略，走自己的治理之路，一方面同逆全球化浪潮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破解困局之道，建立新型贸易区、自由贸易体等，消解逆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的主张和做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
其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斗争风起云涌，主张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的国家与主张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的国家展开激烈交锋。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中心”“美国优先”战略，严重冲击了多边国际体制，也破坏了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世界范围内，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打破了原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使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化，而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面对百年未有的时代大变局，中国始终坚定走自己的治理之路，不被挑衅所扰，不被干扰所惑，不为困难所惧，不因褒贬而悲喜，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断创造社会治理的新奇迹，同时以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在化解危机与挑战中磨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是在应对政治风波、化解金融危机、处置各种自然灾害等的挑战中铸就的一条不平凡之路。
其一，历经政治风波的考验。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余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行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渐凸显，国际反华势力与国内敌对势力乘机勾结，在社会上掀起一股鼓吹西方资产阶级制度的自由化思潮，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对于这场政治风波，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23]这场政治风波严重干扰了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人民，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风波，使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重新回归到正常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考验。此后30多年，中国社会保持了持久的和平稳定，不仅为中国社会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而且成为国际政治局势安全的稳定器。
其二，成功化解金融危机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中国成功化解了两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这场风暴发端于泰国，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及中国香港，危机所至，各国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外贸萎缩、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危机影响，但依赖稳健的实体经济、谨慎的金融货币政策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等独特因素条件成功避免了危机的更大冲击，并以大国的责任担当主动承担起国际义务，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向深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弱化了危机的影响。第二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给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破坏，一些国家的经济因此陷入持续停滞，甚至走向破产边缘。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社会治理遭到空前挑战，但独特的制度体制和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其很快避开了危机阴影的笼罩，同时主动出击，从危机中寻求机遇，变不利为有利，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成功实现逆势崛起，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其三，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在40年治理实践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自然灾害的挑战，从长江流域洪水、汶川大地震到舟曲泥石流、南方冰冻灾害等，一次次的自然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从实际国情出发，创建应急管理机制，科学施策，精准施治，高效处置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中国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效率赢得广泛的国际赞誉。此外，中国还多次成功处置钓鱼岛事件、黄岩岛事件、洞朗对峙等周边安全危机，消解了各种不安定因素的影响，为社会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危机与挑战中不断磨砺、成长、成熟，整体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长期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政局社会保持了持久和平稳定，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生机。
3．在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中实现超越
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围绕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经济，通过发展经济为改善民生提供物质保障，在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中不断实现超越。
其一，社会治理的自我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治理的思维方式由传统单一主体治理思维转向多元主体治理思维，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全面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诉求，协调建构起与其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治理的基本模式由传统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转向党和政府顶层设计、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并依托现代法治体系，融合现代科技手段，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全新治理模式；治理取得显著绩效，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奇迹令世界惊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跨越式发展中正走向成熟，实现自我超越。
其二，社会治理对西方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与西方治理的比较中展现出独特优势。从治理理念看，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和出发点，并以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以资本统治集团利益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理念。从治理主体看，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拥有强大权威性和强大执行力，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治理中，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合力；西方任何一国政府都没有这种权威性和对全社会的整合动员能力。从治理范式看，中国社会治理有明确的目标、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持续实施的具体策略；西方治理则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往往在“换人换党”后，原有目标规划就被弃置。从治理适应性看，中国社会治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从基本国情出发，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治理具有极强的适应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西方治理则源于资本主义传统，渗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不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因此，从整体看，中国治理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
其三，社会治理展现出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态度，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革弊立新、去除顽疾，提升了党的战斗力，增强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治理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成果，为社会治理绘就宏伟蓝图，提供了理论自信和价值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使人民充满了希望，鼓足了干劲，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投入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中，凝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展现出光明前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展示出的开放态度、拥有的战略视野、呈现的思想智慧以及创造的历史性成就等充分彰显出其独特优势和价值魅力。中国治理奇迹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打破了国际社会对西方制度优势、治理优势的迷信，为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有益启示。新时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逻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必将在新的起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参考文献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