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高屋建瓴，对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障，只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决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有机系统。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两大制度体系。目前，围绕这两大体系，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研究的总体评析
从现有理论成果来看，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方面。针对这两个方面，学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肖贵清的《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一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角度对体系内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注重从制度间的互动和耦合关系进行研究，对基本制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1]何毅亭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学界对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探讨较为充分，但从整体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较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可以分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的研究以所有制结构为重心，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研究较为分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开始从整体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探讨，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1．关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整体研究
学界目前对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整体性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对于什么是基本政治制度、确立基本政治制度的标准尚没有从学理层面进行探析，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对各个具体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分析当中，这凸显出学界对从制度的系统性、逻辑性等方面研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程竹汝《如何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这篇文章中，程竹汝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均构成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中某些制度比其他制度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全面性、持久性，这些制度通常被定义为基本政治制度。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和持久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制度体系中的其他制度具有基础作用。[2]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探讨，类似的文献较多，但更多是从政治制度的体系进行建构，没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2．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是从所有制结构的研究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以所有制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自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学界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进行了扩充，把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也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给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重新注入活力。
(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对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研究述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文献较多，原因在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已经提出了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时间较早、实践发展较为丰富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形成热潮的主要原因。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经济体制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这是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长期探索得来的重要理论结晶和实践成果，也是我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虽然随着收入差距问题的显现，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也受到学界关注，但更多是采用实证的方式回答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制度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二、基本政治制度的研究评析
基本政治制度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产生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整体来看，从制度体系的总体性来研究基本政治制度的地位、作用、功能等方面的文章较少；从每项具体的基本政治制度的个体来研究的文献众多，研究触及的领域较广，为推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学界对其研究兴趣浓厚，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对于这项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学界没有异议。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0]学界对这一制度更多是从制度确立的历史必然性进行研究，有学者进一步挖掘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认为执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人民政协构成社会主义民主共识的实质载体，也是实质性的政治决断。[11]有学者从制度的合理性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一制度具有历史合理性是中国人民的现实选择，具有现实合理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性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理性选择，体现了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的统一。[12]而对这一制度的结构、本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不多，程竹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理论问题思考》一文对这方面有所论述。该文献阐述了制度结构问题，认为该制度由两个制度构成，是政党制度和民主参与制度的结合。[13]
(2)党的十八大之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又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有学者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概念，系统阐述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政党协商制度化建设，提出多党合作效能提升的历史命题，拓展新时期参政党的性质和职能，丰富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容。[14]由于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多层面、多样化的制度体系，所以研究制度体系当中的关系或范畴也为部分学者所关注。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程竹汝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几个基本范畴》和李小宁教授的《中国政党制度的四对基本范畴》。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政党制度中的基本关系范畴包括领导与参与、执政与参政、协商与共识、合作与竞争、监督与共荣五对关系额范畴；但也存在特殊关系范畴，即八大民主党派的和谐共存问题。[15]
(3)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政党制度已经运行多年，但是多党合作的制度供给还不够成熟、程序化内容还不够完善、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形成等因素，使得多党合作制度功能释放和作用发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6]71对于如何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要从完善制度建设、推进理念建设、加强各政党自身建设等方面着手。[17]有学者从参政党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实现参政党民主价值，需要通过推进协商民主、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平台、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予以及时回应。[18]有学者从提高制度效能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如何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从功能和成效的角度看，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主要反映了政党制度的主体是否能够或者是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履行政党功能。[16]71
2．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学界对这一制度的讨论较为激烈。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研究。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国际上誉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19]对于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内在价值，学者常安通过回溯《共同纲领》中所宣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要义以及这一制度的奠基历程，提出社会主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依归。[20]有学者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取得的重大成就，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取得重要进展，彰显了制度优势。[21]10有学者从民族自信的角度出发，认为坚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在于它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族情的结合，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拥有符合现代国家建构要求的政治优势。[22]39如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在坚持中不断完善基本成为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3．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些年来，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出现后继乏力的情况。
(1)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价值研究。总体来看，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的原则和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基层群众自治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又创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26]有些学者也对包括基层群众自治在内的基层民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27]近些年来，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价值的研究更为深入，如有学者认为基层群众自治在城市体现为社区自治，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区本身发展的所体现的功能，还在于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28]有学者认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也是维护广大乡村群众自身利益、提高乡村社会管理效能、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29]
(2)如何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的研究。应该看到，基层群众自治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要进一步完善和坚持这一基本政治制度需要提高村民(包括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法治意识，完善关于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30]另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应以基层群众自治为重点，妥善界定自治区域的范围与规模，科学规范自治主体和自治机构的行为，处理好基层群众自治权与政府的行政管理权、执政党的领导权之间的关系。[31]有学者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和功能的角度研究如何推动基层群众自治的完善，认为政府要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配套的参与制度，通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来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入发展。[32]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基层群众自治的组织体系，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机制和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33]有学者认为目前基层群众自治存在着基层党组织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不够协调等问题，所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适度的政府主导、加强法制建设、培育社会基础，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34]这也代表了将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
(3)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走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随着实践的不断演进，呈现出新的特点。实践不断演进，相关的学术研究热点随着制度安排和基层实践创新的变化而不断加以创新，呈现出高度时代化、理论性与实践性交相辉映的特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基层群众自治的相关研究呈现从“基层自治”到“基层治理”、从“基层选举”到“基层协商”、从“大众参与研究”到“治理精英研究”等趋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未来的基层群众自治将进一步向着党的领导、有序参与及有效治理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5]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评析
自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以基本经济制度为研究主题的专著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几年，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主题的专著数量呈上升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研究》(陈文通，2003年)、《劳动平等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荣兆梓等，2013年)、《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深化研究》(李太淼，2014年)、《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刘越，2016年)等。陈文通是较早以专著的形式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包括的范畴进行了阐述。[36]
1．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研究
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在一定时期争论较为激烈。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所有制结构的问题已经基本取得共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关系的关系也随着“两个毫不动摇”观点的提出而逐渐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1)所有制结构的基本问题。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对巩固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即所有制结构)重要性的认识，强调对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单一公有制倾向和全盘私有化倾向的批判，如周新城批判了一些学者以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理论依据推行私有化的主张。[37]卫兴华、胡若痴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的角度来论证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38]徐传谌、翟绪权分析认为，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也是保障共同富裕的途径，更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方法。[39]何伟认为，私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坚持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合理定位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职能，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不断优化所有制结构。[40]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由于我国丰富的市场经济改革实践，学界对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问题报以极大的研究热情，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探索阶段，学术界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2)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观点。何自力认为，中国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9]有学者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客观分析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问题，要在现代产权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四个方面进行深度攻坚。[50]有学者认为要敢于破除一切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精神桎梏、思想障碍和体制弊端，加速推进和全面深化各项改革，才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1]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寻求新的路径。王一鸣认为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日益减弱，需要促进新一轮动力转换，围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52]
(3)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研究。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40年，改革不同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先后有三次变化：增强企业活力、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53]迟福林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和完善。[54]程恩富、柴巧燕认为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该很好地发挥国家在微观、中观、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现实中存在着过分追求市场化倾向，造成政府的缺位，弱化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宏观、微观经济的调节作用的情形，应该加以改变。[55]总之，现实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变化的，这一原则同样适合于中国。[56]
3．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走向深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学界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总的来看，更侧重于从政策角度而非制度角度进行研究。
(1)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文献不多，更多的是从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角度进行的实证分析。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献。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坚持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渐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占比，增强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再分配领域的调节作用。[57]
4．关于对所有制、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三者统一性的研究
从整体上来讲，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三者具有逻辑整体性，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此学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趋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时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举旗定向的政治宣言，为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明了方向。《决定》提出要构建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重新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学界应该沿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思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1．在具体问题上继续寻求一致
已有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单个具体制度的研究，且由于研究方法、路径不同，导致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对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问题，学界的研究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观点还针锋相对。这其实反映了虽然对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认同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如何完善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今后可以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探讨。在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虽然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我国步入新时代，经济面临着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巨大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还需进一步调整。
2．进一步从整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研究
这是现有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从制度体系的角度来对基本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探讨基本制度的逻辑性、整体性、正当性、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创新性等问题，可以更加深化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认识。
3．从制度整体性的视角拓展基本制度的构成体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制度集合体，是否需要在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之外，再把文化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建设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文化制度确立下来，发挥文化制度的巨大功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仍存在探索的空间。当然，基本制度的确立应该是成熟定型之后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仍然不是很成熟的制度不能轻易纳入基本制度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