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略意志是一国长期致力追求的以国家利益实现为基本价值理想的自觉定力和坚定意图。在外交意义上讲，新中国战略意志始终遵循一条基本主题主线：赢得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中国围绕实现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使命和价值理想，以历史传承和创新变革并促方式不断地建构中国外交实践方程，体现出独立自主性、合法性、责任性和正义性的外交特质，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征程。毫无疑问，科学而理性地总结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基本特质和发展脉动，将增强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和战略选择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对秉持国家外交战略意图和发展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战略意志的逻辑原点和理想归宿，并深度而长远地影响一国外交的战略向度和价值选择。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紧紧围绕三大国家利益目标，即赢得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外交战略和策略的自我觉醒和历史演进。

第一，基于赢得和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外交战略意志。这一外交战略意志的逻辑前提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中国与西方世界发生激烈冲突并且完全被动的国际环境中开启的，也是在国际体系大变动和中华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变革中发生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首先必须解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主义体系下的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与主权尊严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这必然要求这个国家的民族领袖必须以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为政治杠杆，彻底改变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上的历史坐标和发展方位，才能摆脱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中国新纪元的曙光。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言：“自从十九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正式进入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序列。这一时刻既是新中国在全新的国际体系下赢得国家主权独立、安全和尊严的标志点和关键开启点，也是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第一次真正自我觉醒的历史时刻。此后，在冷战背景下，新中国外交再次面临战略意志选择的历史考验。由于冷战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势力集团的全方位对抗，中国如何赢得国家主权和安全便成为最重要的外交利益选择。这样，中国建构独立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国防体系、“一边倒”政策和一系列边境卫国战争等，成为这一时期当然的外交意志选择。如果说，中国积极参加亚非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努力摆脱大国控制、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赢得和平民主国际秩序的外交意志的话，“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就是在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猖獗的背景下一种追求国家安全外交意志的博弈方略。¹当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时，邓小平敏锐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凸显中国追求社会经济发展、谋求国家安全的外交意志。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社会在国际分工、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等领域进入了全新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中，在民主正义力量与极端的恐怖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粹主义、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等的博弈中，特别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际坐标，确保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两个大局，实现强国梦想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其中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作为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中国海外利益的空间和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大。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保护，推动中国外交制度和理念的迅速变革和发展。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空间和内涵的拓展以及国际利益的增多，更加开明有效的国际意识和合法性维权成为新时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意志。毫无疑问，新中国外交具有强烈的国家主权信念和尊严意志，这既是新中国外交传统的文化基因和国家外交道德的政治基石，也是一种强大的外交生命力、政治凝聚力、政治组织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它表现出神圣性、使命性和合法性的外交特质，有效地集结和率领着国内所有政治主体为国家主权和尊严进行外交奋斗。这一坚定的战略意志也成了新中国外交自强不息的政治信仰和动力引擎。

第二，基于现代化发展的外交战略意志。鉴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长期控制的被动政治局面、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革命进程所导致的垂直分工体系和经济秩序，以及战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等等原因，实现现代化成为新中国发展方略的国家意志。在外交意义上，新中国奉行的战略意志就是：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以期为国家现代化赢得必要的和平环境。这种战略意志的外交体现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叶，主要通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战争主义，赢得国家发展的和平机会和国际秩序。在5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初，主导思想是通过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赢得国家和平建设环境。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既是为赢得国家安全与和平环境的外交方略，也是将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联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集结世界和平力量政治资源，形成世界反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赢得和确保国际和平生态的政治智慧的体现。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外交意志紧紧围绕三大任务，即祖国统一、维护和平、现代化建设，确立全新的国家外交方略。其中，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既是对国际社会基本时代特征和本质的理性认知，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自我觉醒和理想升华，是进行历史转舵的辩证进化方略。在这一主题判断和价值引领下，特别是基于对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理性判断，中国外交战略意志产生了两个驱动力：一个内驱动力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外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是中国外交意志的重大变革。它是中国外交全新的深刻的经济学革命，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实施大国外交走向强国外交的经济学基础，并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大受益者。另一个外驱动力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中国告别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革命外交意志，以积极主动的开明姿态自觉地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实施全方位开放与和平外交政策，为国家现代化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周期和发展空间，以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发展期。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15，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外交意志的中心逻辑是维护和实现和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见，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始终贯彻一个基本的中心线，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尽快实现现代化，改变旧时代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和经济格局，赢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前提。

第三，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战略意志。这首先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1这个初心和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执政者确立内政外交战略意志的根本动力和价值信仰。其次，实现强国梦想，是历史变迁中时代合力的必然结果和中国人民政治意志的集中体现。实现强国梦想来自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中悲惨历史教训的启示，来自对大国兴衰规律历史经验的总结，来自对百年巨变的冷静思考和辩证反思，来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期盼。最后，实现强国梦想成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期待和战略指向。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构想和政治意志，昭示出中国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和平和繁荣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伟大定力和价值向度。毫无疑问，实现强国梦想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奋进的光辉理想和宏阔实践运动。这一战略意志的实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赢得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下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以民族主权国家地位赢得了具有尊严意义的国际身份。在现代国际秩序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和人民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革命，赢得了国家安全和主权尊严，奠定了国家富强伟大征程的政治基础。在新时代，只有中国共产党具备世界性思维能力和战略意志力量，为强国梦想提供方向指南和远程战略设计，以强大的前进定力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4]18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中国和平外交的价值取向，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角色基调，绘制了中华复兴未来走向的理想图景。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锻造和拥有引领时代方向和时代潮流的外交哲学，凸显对世界发展规律深刻的理解能力和把握本领，并以深邃的洞察力冷静地给予国际社会辩证反思和理性考量，占领外交正义的制高点，寻求人类和平发展最大公约数，矫正和导引人类文明的正确发展航程，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和进步。

基于外交学视角，一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实现来自多元结构性动力系统的辩证互动。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实现主要来自五大外交动力体系变革，即外交制度、法治外交、国际身份外交、正义外交和外交哲学等系统变革的结构式叠加推动，以此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特质和外交气象。

第一，建构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制度和多元外交开放格局，开启新时代外交制度调整和变革新方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外交是以国家利益的有效实现和护持为目的的一系列组织化、程序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活动。它直接关乎一国外交的长远战略设计和政策调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体现一国外交活动的制度功能和现代特质，对有效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就这一意义而言，制度化的外交活动，即一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价值原则、具有尊严意义的国家主权的制度安排，以及确保国家和平永续的安全机制设计等，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特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欧洲外交的政治秩序，奠定了现代外交制度的法理基础。而1961年以国家主权制度、职业外交体制、法治外交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国际公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外交制度的基本成熟。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外交制度并没有以自主、独立和民主的方式得以确立，真正的以现代民族主权国家身份建立新型外交制度，则是起源于新中国外交。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为实施全新的外交制度变革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制度框架。²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意义在于，它以新生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名义，对旧中国耻辱的外交制度和外交历史进行彻底革命，率先开启了新中国现代外交制度的进程，为日后的中国自主外交制度化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一个真正意义则在于，在冷战背景下，在垄断与民主、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博弈中，选择走向和平、民主方向并融入时代潮流，是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战略意志和制度设想的当然举措。改革开放时代则开启了中国现代外交制度调整和变革的新方程，表现在：基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制度变迁的需要，建构多元开放外交格局。同时，完善三位一体外交体制，即开展政党外交、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等多元外交革命，凸显人民主体外交意义，成为新中国外交制度变革和外交多元格局新气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外交意义上讲，在国家形态上，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君权(皇权)外交与人民主权外交的不同。历史经验证明，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由传统国家进到现代国家，或者由君权(皇权)世界进入人民主权外交时代，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才能得以确保。换句话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交革命是实现中国现代国家主权与尊严梦想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见，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彻底破除旧中国外交制度，以合法性存在和创新性变革改变旧时代朝贡外交体系，建构全新外交制度体系，开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权国家自主外交，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迈进。

第二，完善法治外交机制，推进中国外交法治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外交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国际资源、机会和声望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外交利益的获得和持续护持需要通过合法性、正义性和神圣性的实践过程得以实现。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由自我认同并赢得国际认同的发展过程。以合法性身份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外交法治化进程，追求国际责任担当，遵循国际社会法治规则，致力建构公正、平等、民主的国际法治秩序，是新中国70年外交战略意志秉持的基本政治逻辑。新中国法治外交实践基于两个发展取向，即法治外交化与外交法治化。就法治外交化而言，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外交制度革命，确保了中国外交战略意志和外交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如果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确立了中国外交法理性基础的话，那么，避免近代中国外交个人独裁、缺乏活力、尊严和效率，建立以更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外交的主导体制，从而进行深度的外交制度变革，则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其中，1954年宪法的诞生确立了中国法治外交的政治基石³，其意义在于：新中国外交以人民和国家意志赋予外交法治化制度建构。新宪法统驭下的法治外交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君主外交的个人独裁体制，确立了现代主权国家民主外交决策体制。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这在根本意义上确立了新中国法治外交的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外商投资法》等相关法律，这既是适应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化进程和世界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积极建构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法治化完善过程，客观上使得中国能以法治性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多边合作的法治化生态，并最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就外交法治化而言，中国积极参与和制定国际规则，并以责任担当履行必要的国际义务。例如，中国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海洋公约》《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实现了由国际机制的被动参与者向主动承担者的跨越。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参与各种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世界平均值的180%。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机制，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5,6]面临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强调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4]529面临网络安全困境，中国强调推进全球互联网体系变革，并坚持以下原则：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法治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坚决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构建良好网络空间秩序，坚持依法治网、依法上网、依法办网，让互联网在发展的轨道上健康运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等。由此可见，新中国外交既积极推动外交法治化进程、承担国际责任，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法治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捍卫者。

第三，确立全新的国际外交身份坐标，为国际社会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历史背景下，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深深地影响国际和平民主秩序的建立，中国积极推动民族国家争取民族自决和解放运动，成为国际社会政治治理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加入联合国并以常任理事国身份存在的意义在于，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身份，在国际体系的政治分工领域和政治秩序视域中，增加了国际关系体系中力量平衡和公平决策的政治砝码，使得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繁荣事业增加了一股新兴民主势力。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时代趋势，中国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充分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4]449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社会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以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国际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公共产品和制度设计的典型案例和示范样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发展的引领能力、对全球事务和地区秩序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第四，追求外交正义，积极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一是追求国际伦理正义。公平、公正、平等、民主的国际秩序是确保人类文明永续的政治基石，这也是中国外交一直致力追求的正义伦理。作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下独立的国家，新中国在基本价值层面上特别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的尊重；在国家道义伦理上，突出对民主平等、民族自决价值理想的尊重和追求。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争取国际认同，赢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是中国追求国际正义的政治表达。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追求国际正义一直是主权国家奉行外交伦理的基本主线。二是争做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使者。正如列宁所言：“‘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7]毫无疑问，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既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需要，也是主张国际正义伦理的现实体现。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一直是中国秉持的基本政治逻辑。追求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反对国际霸权，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3]48三是责任担当，贡献国际社会。新中国在世界坐标体系中的身份定位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流变。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定位：中国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中国是追求独立与平等、自由与尊严的民主国家；中国永远不称霸！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百年变局中的最大历史现象，中国的外交定位必然带来新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这就是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做全球化的引导者、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者。这就要求中国必须用正义法则规约外交行为，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努力以和平崛起和永不称霸的方式，有效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对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贡献。^[8]正因如此，美国在《新世纪的国际安全战略》中不得不承认：“中国稳定、开放、繁荣、尊重国际准则、承担建设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的责任，显然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亚洲和平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的一员的作用。”^[9]

第五，推进外交哲学的时代演进，为国际外交生态话语体系提供价值观照。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实践实现了外交哲学的嬗变与演进：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体现了中国外交文化自觉的进化过程和理性辩证运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质是倡导战后国际秩序变革的全新的国际准则，赢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坐标体系中的平等民主地位、国际话语权，以及公正平等和安全的国际生态。其后，毛泽东基于国家安全和主权尊严的基本立场，基于国际社会力量格局的变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新的话语系统，凸显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诉求，成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思想坐标，既为中国外交建构了务实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也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提供了新的价值观照。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确立了中国外交价值观遵循的基本方向，并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贡献国际社会。这一主题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引导未来中国与国际文明交往方式的思想变革，成为影响国际新秩序的方向指引和制度设计的价值向度。而中国提出的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尊重多元文明、建构各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号召和倡议，实质是争取世界文明秩序和谐发展和确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努力，也是有效传播中国和平国际形象的外交尝试。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2017年2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一事件表明，由中国发起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理念、交往哲学和实践行动。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价值理想，是新时代推进国际变革和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构想，也是追求人类共同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运动。毋庸置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是中国共产党外交传统的接续性价值创造，也是中国解决世界性危机的理性见解和积极声音，表现出中国外交的世界性思维能力和战略意志力量，必将引导未来国际文明交往方式的全新变革，必将成为21世纪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方向指引和制度设计的价值选择；它同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务实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和求实创新的战略典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外交指南。

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经历了不断觉醒和自我升华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脉动。客观评价和正确理解这一发展进程，需要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则，依此才能有效地辨识中国外交历史进化方程的内在逻辑，考量中国外交发生机理和发展方式的必然逻辑，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时代走向和发展选择提供科学咨询。

第一，历史逻辑。必须以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为宏观视野，对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历史演进进行广角分析。一方面，应当站在人类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上，对中国外交战略意志选择进行长时段的政治考量。这需要以世界体系变革与中国外交革命视角、以大国兴衰与权力转换视角，分析和梳理新中国外交意志的时代转舵和接续逻辑，理性地审视和评价中国外交战略的成长方程。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解释世界史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战略意志为什么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格外地关注民族主权与尊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解释世界和平进程中的中国外交战略意志为什么能以坚定的政治意图反对战争和追求和平；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解释大国兴衰和权力转舵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战略意志为什么能以巨大的忍耐力和前进定力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历史地甄别和辩证地审视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基本脉动。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近代以来的外交经验和历史教训是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诞生的基本原点，同时也成为这一时代中国人民特别关注主权和尊严的政治源泉。它迫切地要求新中国具备现代主权国家的战略定力，以独特的国际理解力、洞察力和战略设计能力理性测度和辩证思考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坐标和发展方位，占领国际正义制高点，策划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确保国家安全、独立和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予世界最大的政治贡献。

第二，时代逻辑。时代主题判断和外交战略意志的有机互动，是中国外交战略意志历史演进的逻辑前提。一国外交战略意志的诞生和秉持必须以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为前提。世界潮流的发展态势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逻辑互动是外交意志确立的基本前提。不同的历史时代主题，必然赋予不同的外交使命和价值向度。而把握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一世界时代潮流，秉持现代化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逻辑前提。当今时代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可以从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大国关系、科技革命等各个视角进行解读和理解。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最具实质意义的变化和历史性转舵，是这场变局的最重要现象。中国从被全球化、半全球化到引导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意志必然发生全新的定位和价值选择，积极推进国际关系变革，建构中国特色大国战略意志的时代基础和实践运动喷薄而出。中国应当未雨绸缪，积极谋划成为世界变革领导中心的外交战略意志的时代性转换。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以往的历史时代，中国具有了巨大的国家能量和外交自信，并且还会以更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持续性震撼。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在进行新时代外交战略意志的谋划时，必须以更加负责任的心态和理性良知冷静而稳健地审视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战略定位。同时，处于一个外交实践运动的漫漫征程中，中国还必须具有战略忍耐力和战略定力。理性而正确地审视中国的实际国力对战略意志的有效支撑，同样也是外交战略意志的当然组成部分。

第三，价值逻辑。中国的历史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逻辑决定了外交战略意志的政治形态或者发展走向。在中国的所有政治势力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民族主权国家的缔造者、政治共同体的组织者、国家远程战略的设计者和国家外交意志的引领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现代外交制度和体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特色和政治优势。近代外交的悲惨历史正式宣告传统帝国外交的瓦解和崩溃，同时也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外交制度新文明道路的开启。这场新文明外交运动的开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交革命的基本逻辑是实现中国由本土政治文明走向世界现代政治文明，实现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的自主革命性转舵，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必然的外交路径和外交意志选择。同时，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历史演进始终围绕国家核心利益这一中轴展开。无论历史时代如何变幻，无论国际秩序如何变迁，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中心逻辑。在此期间，中国外交战略策略会发生不同变化，有时会出现波动，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选择中变通前行，但很快又会重新回到国家核心利益的务实道路上。中国外交策略的每一次调整和变化都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及时反应和积极应对。可以说，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和捍卫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主旋律。

第四，正义逻辑。追求和实现正义，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外交战略意志的最终价值指向和外交文化信仰。中国的复兴同时意味着应当对世界负有更大的政治责任。这意味着在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必须以正义逻辑警示和规范自己的外交意志和战略策动：一是以和平、民主、合作、共赢为价值理念，积极呼应全球化时代潮流，稳健持续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正义提供道义指引。二是追寻外交走向的正义路途，确保人类文明永续，是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主旨理想和文化自觉。这当然地来自社会主义外交品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政伦理，来自中国积极负责的大国情怀，也来自新中国一贯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奉行民主外交的外交传统。三是国内社会正义是追求国际正义的政治前提。追求社会正义和实现文明进步的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格外的重要。

总之，“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4]443这一外交战略意志，既是基于近代以来历史教训的必然选择，是新中国外交政治经验的理性反思，也是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拷问。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外交的战略意志具有全新的时代意蕴：新时代赋予中国一个崇高的历史使命——沿着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征程，站在全人类利益的新高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和建设新的文明周期，实现中华复兴之梦想。为此，中国外交的战略意志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外交方向；必须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战略自信和战略觉醒的有机互动，实现由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跃升；必须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建立，为世界和平和文明永续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