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得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我们党始终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科学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经验，不仅有利于揭示消除绝对贫困的内在规律，而且有利于为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参照，还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百年来党消除绝对贫困的首要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相结合。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所追求的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事业就会失去主心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党的事业的价值引领，离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事业就会失去力量之源。

坚持党的领导，是百年来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坚强保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团结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用28年的时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工业化和合作化推动农村减贫的战略构想，并以实物救济的方式对农村的“三无”人员提供道义帮助。改革开放之初，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指导下，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村普遍贫困情况得以有效缓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党中央确立了以提高贫困户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为目的开发式扶贫的战略方针。20世纪末，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着力用20世纪最后7年的时间进一步消除贫困，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进入21世纪，前期扶贫成效日益显现。基于贫困人口分布现状趋于分散、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等现实情况的变化，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进一步将瞄准目标从县缩小为村，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化程度，并大力实施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措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作为新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结合新时代贫困发生特点，坚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原则，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党的领导为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既体现在百年来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又体现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减贫事业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活力。从扶贫主体来看，我们党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市场、社会和贫困群众多方面力量的作用，尤其是要把贫困群众作为脱贫致富的主体。一方面，通过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建立自上而下、多部门参与的农村反贫困组织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减贫格局，动员和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中来；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加强参与式扶贫，扶持生产和就业、生态保护、教育扶贫脱贫，不断增强贫困群体的响应力度。从扶贫目的来看，从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一化三改”，再到改革开放后推进思想解放，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以及新时代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扶贫工作的底线标准，以“五个一批”为帮扶路径，目的就是帮助贫困群众实现物质脱贫、精神脱贫和能力脱贫，提高其生活水平，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扶贫结果来看，十八大以来，通过采取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部署和安排，确保扶贫开发资源与贫困人口的精准、有效对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正在于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重视学习、善于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从制度层面分析贫困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贫困的根源，彻底摆脱贫困只有通过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预测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列宁基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后期苏俄农民普遍抗粮不交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开创了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并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并立足中国现实国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通过工业化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是共同富裕，并进一步作出了先富带后富的制度安排，主张把改革作为消灭贫穷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推进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精准扶贫，找准脱贫攻坚的路子，实现精准脱贫。坚持大力开展产业扶贫、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强调在全部消灭绝对贫困的同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诸子百家提出的“民本”“富民”“重礼”“仁爱”“小康”“大同”等社会思想，都凸显了我国古代患难相恤与善心救助的精神，蕴含着丰富的贫困治理意蕴。百年来，我们党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这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思想。

面对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西方学界形成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治贫理论，对我们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之前的经济学家往往将贫困视作单纯的经济问题，他创新性地开拓了贫困问题的研究视野，提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的结果，多维度可行能力的缺失才是导致贫困问题的根源。因此，只有重建和扩展个人能力，使人们享有更大的实质自由去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才能避免和消除贫困。奥斯卡·刘易斯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群体会在长期生活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并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注重贫困人口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打破“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通过思想引导贫困人口提升主动脱贫的意愿和能力。阿比吉特·班纳吉认为社会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是贫穷的本质原因，政府应从穷人所处的弱势发展环境入手，制定抗击贫穷的有效制度和政策。我们党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参与式减贫，增加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深化扶志扶智，矫正贫困人口的“穷人心态”“贫困思维”，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等，都体现了对西方先进治贫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消除绝对贫困，归根结底，一要靠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即做大蛋糕；二要靠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即分好蛋糕。两者之间，做大蛋糕是前提，分好蛋糕是目的。百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把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相结合，推动反贫困事业持续向前推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中国的佃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甚至与牛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而揭示了农村贫穷的根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通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在实行分田分地和轻徭薄赋的同时，采取组织耕田队、换工队、犁牛站、粮食合作社等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端贫困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窘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贫困是普遍现象，发展生产力被视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如1956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党把发展农村生产、恢复经济看作头等重要大事，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断更新农业生产工具，促使农村生产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提高。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完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新中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中被充分调动起来，到1952年底，我国农业生产力极大提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更加繁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当然，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认识不足，一味地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决贫困问题中心工作，致使农村经济发展遭受巨大损失，贫困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普遍性贫困得以缓解，为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面对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尚有一亿多人口粮食不足、农民生活很苦的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决定，提出要集中主要精力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之后，党和政府开始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逐步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提升了农业生产的带贫益贫功效。从1978年到1985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4]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党和政府实施了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和流通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多项措施，农村经济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农民收入显著提高，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也逐渐放宽，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就业摆脱贫困的机会增多。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开始发展，农业投入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提升农村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科技含量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支出，进一步提高了农民抗击贫困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与变革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相结合，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一方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农业创新发展体系，推动新技术、新能源助力贫困地区农业发展，从而提高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引领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理念，发挥先进思想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坚持推进农村地区“三权分置”改革。通过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设计完善现有农村生产关系，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既有助于贫困人口增产增收，也有助于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截至2020年，承包地确权面积达15亿亩，完善土地承包合同2亿份，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亿份。^[5]实践证明，发展是消除绝对贫困的根本途径，必须始终坚持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与变革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