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领导核心”一词有着多层含义：一是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三是杰出领袖，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本文所说的“领导核心”，主要指的是第三层含义，当然“领导核心”与党中央往往是统一的，不能截然分开。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关思想的梳理，而基于原始资料的具体实证分析，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相对欠缺。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基本上还停留在过程描述与原因分析之上，并没有深入到对其形成的逻辑理路、基本规律、历史经验的深入具体系统的研究分析。现实中还有人有意无意地把领导核心与集体领导对立起来，甚至还把领导核心与个人崇拜相混淆，这是一种认识误区。
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大量的原始史料为基础，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逻辑，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这不仅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理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今坚定“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中，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政党权威理论又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重中之重。
1．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有些人一提起权威，就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甚至跟独裁、专制混淆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从来不否定权威，任何联合活动都需要权威，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真正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坚强的领导力量，就必须要坚持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其中以恩格斯的权威思想最为典型。
首先，从唯物史观出发阐释了权威的内涵。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335这就很清晰地指出了权威关系的两大属性。一方面，是权力属性，是将自己的意志加到其他人身上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服从属性，是发自内心的自愿服从。这两大属性是相互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
最后，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权威与自治”的关系，实质上是指“集中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认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1]337。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强调政党组织过程中的民主基础，也同样要求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民主集中制将权威集中和自由民主有机结合在一起，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决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观对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他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3]并把它提高到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重大建党原则”的理论高度。
2．正确处理阶级、政党与领袖的相互关系，是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基础
列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极端重要性。1920年7月，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经典文献中指出，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施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4]254一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列宁还着重阐述了要处理好阶级、政党和领袖三者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4]151无产阶级如果组成不了代表自己整体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而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形成有权威的党中央并推出自己的杰出领袖，就不能形成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同样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力量。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权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
3．杰出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在学理上厘清“领导者”与“领导核心”的界限。列宁的说法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作为一个领导核心，比起一般的领导者来说，起码有以下三个特点：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这三者其实是统一的，集中统一于“最为权威”这个方面。因为“最有经验”是“最为权威”的基础前提，“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是“最为权威”的逻辑延伸。在政治学中，权力与权威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简要地说，权力主要是指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力量，主要来自于职位因素，体现为强制力。权威是指建立在权力之上的由于领导者的独特个性、特殊才能和作出重要贡献而形成的威望，既来自于职位因素，也来自于领导者的领袖特质，主要体现为影响力。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要十分关注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权威，因为权威比赤裸裸的权力强制更可靠、更能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简单地说，权威就是权力加威望。权力与权威的区别，实际上揭示了“领导者”与“领导核心”的根本区别所在。总之，政治领袖不一定就能成为“领导核心”，只有那些“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即最为杰出的政治领袖，才能成为“领导核心”。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逻辑过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与政治威望、政治影响，并不完全靠权力建立起来，而是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任何权威领导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党内权威领导的形成也不例外。大体而言，经历过以下四个阶段。
1．奠基领袖地位时期(从1921年党的创建—1935年遵义会议)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可以以1935年遵义会议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在此之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经过英勇奋斗，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的成绩，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的领导，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候指出，“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7]298在这个时期，很难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正确的理论体系，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也经常犯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很难摆脱共产国际与苏联对外政策的束缚与影响(共产国际与苏联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作用有利有弊)而难有独立自主性，这也是当时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一大重要根由。这样，出色地承担起领导核心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在党内初露政治头角，是在党的创建与国民革命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参加了中共一大，但是由于找不到开会地址，也打听不到相关同志而没有参加中共二大。在中共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秘书，按规定“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讯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8]会后毛泽东还兼任组织部长，标志着毛泽东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9]。中共四大，毛泽东由于身体及其他原因而没有参加。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没有参加。对此，毛泽东后来经常提及“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10]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按照中共一大的规定，把工作重心放在领导发动工人运动。1921年10月，党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从事工运，其中发动领导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是高潮。“‘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11] 。中共四大以前，毛泽东回湖南养病期间，湖南农民斗争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他在实际中真正发现了农民具有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二大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所接办是第六届农讲所，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培养农民运动人才。1926年前后，毛泽东还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分析，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认识到了土地与武装农民，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牛鼻子。这就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走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认识上与实践上的重要基础。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了热情洋溢的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与英文翻译发表了此文。1927年5月，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对此赞不绝口。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亲拟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其中就有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在1925年10月5日出任国民党代宣传部长。在他的主持下，一改国民党在宣传工作上死气沉沉的局面，很快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1925年12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他自己亲自主编四期，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对国民党新老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予以了畅快淋漓的痛击，初步体现出他杰出的理论才华与组织才能。李宗仁回忆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见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1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到1937年)前中期奠定的。在实践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探索出了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体现了毛泽东的远大政治战略智慧。
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作了初步的理论总结。1928—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的文章，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及其思想路线。在军事上，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体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并初步形成了红军游击战争的一系列军事原则与方法。
2．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从1935年遵义会议—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一般认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5]37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形式与实质的分别。在形式上，毛泽东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实质上他是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证。
一是从政治上看，毛泽东成为实际领导者。在遵义会议上，已有不少党内领导同志提议要由毛泽东来担任总书记，被毛泽东以身体不佳为由婉拒了。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等人则提出要由毛泽东来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来当，这主要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从中也体现出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对此，周恩来说：“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15]60尤其是在长征这个极其艰难的时期，更要加强团结。
二是从军事上看，毛泽东不久也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者，但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使中国革命反败为胜。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深信不疑，对他也十分倚重，出于对中国革命最高利益出发，会后实际上把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转移给了毛泽东，而自己从此以后则甘心情愿地充当了毛泽东的助手。费正清也指出，正因为如此，所以周恩来“能够从毛的上级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高潮时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袖。”[16]284这是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总之，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17]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遵义会议上脱颖而出？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大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原因。这就是在上文讲到的，在党的建创与国民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各方面杰出才能与重大贡献。
二是军事原因。在井冈山斗争、朱毛率红四军南下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以及中央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期间，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初步形成了红军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作战理论与实践的原则与方法。但是，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排挤与打击，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几乎濒于绝境，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亲自参加过长征的伍修权说：“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18]84连原来属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内的王稼祥、张闻天也有同样的看法。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终于脱颖而出，这是历史的选择，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于他在此前所体现出来的杰出的军事才能。
遵义会议以后，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像是忽然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一样，“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20]。总体上非常成功。但在连续大踏步的运动战中，部队很疲劳，减员也不少。于是对毛泽东这种机动作战的方针，党内产生了不同意见，聂荣臻回忆说，在当时“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19]185。这股小风潮还发生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当中。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认为这样指挥不行，会把部队拖垮的，一直抱怨走的净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在会理休整期间，他打电话给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19]206后来还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李德说，当时“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21] 。这个说法虽然夸大其词，但是也的确道出了部分实情。事实证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四渡赤水之战直到会理会议期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堪称神来之笔。为解决这个争议，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郊外的地方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确定今后军事行动。这就平息了这场风波，维护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的团结。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活动，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构成了重大挑战。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有一次当时王明曾经向张国焘问到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问题。他回答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22]426这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是关于政治路线问题。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之后，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后来又提出南下川康的计划。这样就产生了红军北上与南下之军事政治战略之争。
最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粉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活动。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军事战略的正确远见。关于北上与南下的战略之争，哪种主张更有远见呢？当然是北上战略。因为红军北上，有宽广的战略回旋空间；还可以背靠蒙古与苏联，打通与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国际交通线，取得外援；北上还可以高举抗日大旗，赢得政治上的极大主动权。相反，红军南下，战略回旋的空间就比较狭小，加上川康地区就面临着川军、滇军等地方军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的重兵包围，很可能是不归路。关于这一点，1935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指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25]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正确的。南下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虽然也打了一些胜仗，但随后遭受了失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另谋出路。张国焘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22]279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北上的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胜利完成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奠定了西北革命的大本营。北上与南下的战略，何者高明，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分裂主义行径不得人心。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揭露斗争和耐心的批评教育。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与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错误作了不懈的斗争，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奉中央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拥护中央北上方针；加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这样就使张国焘陷入了孤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鉴于毛泽东此前体现出的卓越的战略远见与非凡的军事才能，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立，毛泽东为主席。至此，标志着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正式确立。
3．政治领袖地位的巩固(从1936年长征胜利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从长征结束到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关于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与策略方针，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但是，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期间经历了一些波折，原来中央关于全面抗战的正确的大政方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王明这次回国是有共产国际的背景的。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曾说道：“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13]121与张国焘一样，王明也是政治权力欲极强的人物。这从十二月会议王明前往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在组织上搞独立性，俨然以中共中央代表自居，李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引者)叫做第二政治局。”[21]316王明这次回国对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与中央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更为严重的是，王明在抗日战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军事问题与统一战线两大问题上。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1937年12月9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对洛川会议以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王明指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王明强调“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
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围绕着这两大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与王明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抗日战争乃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最终克服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上的政治战略远见。如果按照王明的主张搞下去势必会断送党的事业、抗日战争乃至整个革命战争的前途。尽管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一度“陷于孤立”。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富有战略远见的。十二月会议以后不久，王明不愿留在延安，去了武汉，王明此行“意在入阁”。蒋介石虽然表示要王明“在汉相助”，但是对他十分轻蔑，连个部长也没给他当。毛泽东后来在1956年9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道：“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13]121
二是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认可。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右倾错误，一方面固然与共产国际、苏联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王明本身也有重大关系。王明回国后的一系列言行实际上并不完全代表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真正意见。为解决王明问题，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前往共产国际系统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认可，这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王稼祥回国，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国际指示报告》指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26]639王明在会上的发言中也不得不公开表示：“我们党一定能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27]639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伟大力量。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有意思的是，尽管王明内心上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是反对的，但是王明在会上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27]637。对此，高华说：“毛泽东还需要在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8]高华居然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视作党内权力斗争的武器，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描绘成一部权力斗争史，这是一个多大的谬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指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最终奠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16]299导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伟大力量。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基本上解决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会议，可以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毛泽东在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29]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4．思想领袖地位的树立(从1938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从政治学来说，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要树立非凡的权威，还必须树立理论权威。这就是思想的伟力。毛泽东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及其重大价值，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的历史地位已得到了全党的普遍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创造。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收集马列主义的著作，“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30]21。他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到马列主义的书籍中去寻找立场、观点与方法，这样与他的国学底子与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一批雄文。尤其在1939—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纲领性文献，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从而也奠定了他在党内无可置辩的理论家的地位。
二是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思想。至于为什么要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从整个历史背景来说，是“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对立面就是从教条出发。从教条出发，关键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31]9。为此，毛泽东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亲自编“党书”，包括《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组织全党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总结以前的中国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真正结合起来，使全党认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使“那么多干部达到思想统一，一到需要的时候就能派出去工作，而且很顶用”[31]19。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正式提出了“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领袖地位的正式确立。
三是正式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民主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带来的危害最大。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并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5月他就写了题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6月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皇皇巨著，为确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直到延安整风时期正式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渐确立起来的。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核心，也有一个逐步确立与发展过程，大体上说遵循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再到思想领袖这样一个依次递进的历史理路。
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经验
过去是未来的钥匙。回顾历史，主要目的还不在于还原历史，而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有益经验，更好地理解现实，开辟未来。通过上述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逻辑的具体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经验。
1．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由于地域广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上人口众多，其中以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统领，势必导致一盘散沙的格局。尤其是在激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只有具有远大理想、先进思想纲领指导、严明的组织纪律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为了出色地承担起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一个重要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其中，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恩格斯就曾以大海上航行的船为例，认为在“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37。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遵义会议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还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始终未能形成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与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样就使当时的中国革命走了不少的弯路，经历了不少的曲折，遭受了不少的失败。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强有力的权威领导，才“独立地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32]，校准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极大地加强了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各族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对旧的统治秩序起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作用，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那是难以想象的。
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史也证明，坚持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讲，“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7]309－310中国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样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指出：“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33]如果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建党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逻辑过程，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2．领导核心是在伟大实践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并经受住了实践斗争检验
刘少奇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34]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领导核心不是自封的，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外力所能强加的，而是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并要接受伟大的革命实践的严峻检验。一般而言，领导核心的形成，起码取决于以下两大因素：一是客观条件。取决于时代需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但是，时势造英雄，讲的是领导核心形成的客观条件，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取决于偶然因素，那就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杰出领袖，是照样不行的。二是主观因素，取决于领袖人物的非凡能力，从而得到领导集体、全党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与衷心拥护。
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是当时历史选择的产物，但是他终究未能经受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代之而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从很大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共产国际错误干预的结果。由于他们的个体的领导才能、学识智慧、境界胸怀等等均难以担当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任，最终没有很好地承担起领导党的重任。只有毛泽东是真正从中国革命中涌现出来，并且被实践所证明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所展示出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35]不仅适应了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其展现出来的力量也使党内其他领导人认识到，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有了毛泽东这个核心来掌舵，党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迎接中国革命胜利的辉煌。黄克诚后来就曾说过，毛泽东当时创造的一系列路线和方针是符合当时革命的斗争需要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相反，“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36]。这就使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拥有了由职位权威(即权力)加信任权威(即威信)所组成的超凡魅力政治权威领导，获得了全党上下心悦诚服的信服。同样，毛泽东在实践斗争中展现出来的才能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作过一次谈话，他说：“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37]这充分证明了党的核心领导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自封而来的，是在伟大实践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是来之不易的，必须倍加珍惜与自觉维护。
3．增强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坚持与完善“两个维护”的各项制度
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逐渐消除了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消极影响，增强了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路线上才有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避免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等危险出现，对旧的统治体系与秩序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巨大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38]因此，领导集体内全体成员都要有意识地树立和维护领导集体的核心的威信，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取得的重要的历史经验。
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要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和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斗争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是在同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得到巩固的。一方面，正确的主张要同错误的路线不断地进行斗争，并在反复地比较中，才能逐步深入人心、取得全党全军真心实意地拥护。正是在胜利与失败的不断比较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才能在遵义会议上得到恢复。有七大代表在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就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政策，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去保护。敢于向‘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这正是七大反复强调的，也是用血的教训证明真理。”[39]另一方面，领导核心地位也必须在同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斗争中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进一步维护。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又克服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全党上下才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重要性，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进而强劲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为维护领导核心，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与保障。鉴于张国焘、王明等人严重地破坏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行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不仅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40]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从规章制度上保证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更加重视各项制度建设，包括学习制度、党委会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从而为维护与巩固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41]与此是一脉相承的，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
进入新时代，要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就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上的“两面人”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作坚决斗争。不断增强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坚决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行为，坚决反对“低级红”“高级黑”。
4．维护领导核心与健全民主集中制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42]维护领导核心的作用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建立与健全民主集中制是辩证统一的。
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核心确立的制度前提，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上开始确立领导核心地位，是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历史产物。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求充分吸收全党的集体智慧，这也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要求。这就需要大力发扬党内民主。“要在集中统一领导下，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通过谈话调研、听取意见、会议决定等民主方式，最大限度地确保制度建设的科学性”[43]，才能保证党始终成为充满青春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也需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需要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发挥好领导核心的“班长”作用。毛泽东在《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指出：“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44]。这里讲的党委会与书记的关系，也适用于领导集体与领导核心的关系。党的领导核心就是党的领导集体的“班长”，在整个集体领导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集中全党智慧的“枢纽”，不仅是领路人，也是带头人。自毛泽东成为“班长”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相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一个辉煌走向了另一辉煌。这就要求汲取历史经验，严格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权威。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班长”地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言以蔽之，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的制度基础，拥护党的领导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要把“两个维护”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充分发挥领导核心的伟大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发挥好党的这一根本组织制度的优越性，将党建设为坚强有力而又生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