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这句评论生动地描绘了俄国十月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以往学界多着重于共产党人对十月革命的阐释与纪念²，实际上，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展开讨论的主体与内涵都不限于此，特别在抗战前期苏联援华的背景下，十月革命纪念承载着比以往更为丰富的政治蕴涵。抗战时期，中国一方面急于凝聚民族共识，完成内部整合；另一方面，又因国力有限不得不眼光向外，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往，争取援助。在整体文化倾向上，内部的塑造与对外的急切迫求并存，自我强化与融入世界并重。³由此，战时文化界既需追溯本民族过往历史，通过将历史人物与事件重新置于凝聚共识、强化认同这一维度予以挖掘提炼⁴；同时又需对他国历史与现状加以解释以重建自我的参照系，继而回答“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其中，十月革命纪念在民族抗战视角之下所呈现出的颇具张力的样貌尤其值得关注。本文拟以《中苏文化》杂志⁵这一主要纪念平台为依托，对国统区有关十月革命的言说展开探讨，由此管窥中苏两国与国共两党关系交织下的合作与博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历史“革命的世纪”，其作为社会革命、阶级革命的典范早已深入人心。事实上，十月革命在传入中国初期经历了从“俄乱”到“俄式革命”的认识变迁，这一变化背后折射着对改造中国方式的论争^[1]。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议后，大革命失败特别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中俄断交导致两国在国家层面的往来基本停止，有关十月革命的公开论述也趋于沉寂。⁶十月革命纪念被视为“共党”的标识而成为言论禁区，有关讨论只能秘密进行^[2]。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国内对苏联的关注逐渐增加，有关十月革命纪念的管控也有所松动。孙科、陈友仁、张西曼等人开始主张与苏联修复关系以对抗日本。部分声音开始将俄国十月革命视为一场“民族革命的成功”，认为它使得芬兰、波兰等国挣脱出沙俄统治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⁷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正式恢复邦交。这一时期，《苏俄评论》⁸《外部周刊》⁹《世界文化》¹⁰杂志特别将苏联作为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资利用的因素加以介绍，对苏联建国的重要节点十月革命也多有论及。由此，十月革命逐步以一种更新的面貌出现。

强调对苏联的关注这一倾向随着中国抗战局势日益困窘而愈发明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孤立无援。时任驻法大使顾维钧为争取各国支持四处奔走，却屡屡得到消极的答复^[3]。欧洲局势动荡，最受期盼的英美援助又迟迟不至，国内对他国援助的渴望频繁落空。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只能积极地与苏联沟通援华事务。洽谈之时，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日单独媾和的可能以及政府内部亲日派的态度屡被提及^[4]。在与孙科交谈中，苏方代表鲍格莫洛夫明确表达了对中方的不满：“我们难以相信中国政府真心实意想同苏联缔结亲密友谊，因为中国检查机关正想方设法不让中国舆论界了解苏联情况和苏联人民的生活。”^[5]因此，为争取援助，国民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对苏的敌视态度，展现友善、增强互信、组建友好组织成为其必要工作。

1935年10月，以“促进中苏邦交、沟通中苏文化”为宗旨的“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创办。此后这一平台成为介绍苏联文化、推进中苏关系的重要阵地。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每月为协会提供7000元的活动经费，不足部分由国民政府立法院及有关部门补贴。¹¹一方面，作为展现两国友好的公开平台，中苏文化协会的存在及其所展现的立场对争取苏联援助自然重要；另一方面，对国民党而言，苏联背后的共产国际及其意识形态又让其避之唯恐不及。为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淖，国民党也无意将这一组织纳入囊中，因此，将之限制于两国准官方层面，并由亲苏的孙科及“太子派”负责主持再合适不过。对孙科而言，如何提升党内地位、扩大社会声望，并在与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的竞争中赢取更多政治资源是他的重要考虑。在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期间，孙科大力扶植亲信。原为“再造派”干将梁寒操¹²被委任为立法院秘书长，与孙科另一助手王昆仑¹³一同掌管中苏文化协会日常工作。1936年2月，梁寒操主持召集协会出版委员会会议，设置杂志及丛书出版二组，由徐恩曾、张西曼^[6]为杂志组正副主任，西门宗华¹⁴为责任编辑。5月，协会将此前的《中国与苏俄》杂志改名为《中苏文化》，作为协会刊物正式创刊¹⁵。此后，国统区对十月革命的论述基本依托该刊物展开。

因由特殊的政治背景，协会及其刊物承载了国统区与苏联的相关议题的主要讨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规制了十月革命纪念所能呈现的样貌。1936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表示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随着两国关系改善，中苏文化协会地位也愈发重要，苏联大使潘友新作为名誉会长多次出席活动。可以说，协会既是中苏两国政府互助协作的产物，同时又兼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平台。基于这一定位，协会初期同时聚集了国内左中右各派人物。在协会长达10页的会员名录中除孙科会长，陈立夫、邵力子副会长外，还包括军事委员会(秘书李毓九等)、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外交部(时任驻苏大使颜惠庆以及情报司等机构)、教育部、行政院、立法院(院长孙科、立法委员王昆仑)、参谋本部、中央党部调查科、中央组织部(处长伍家宥)、国民党中央民训部等政府与国民党内高层人员。¹⁶右派CC系徐恩曾¹⁷在成立之初担任理事。民主人士如蔡元培、沈钧儒、郭沫若等也参与其中。应该说，各派名流聚集更多作为一项官方表态，其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作为；但也正因如此，中苏两国、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动自然也将反映到协会内部的纷争中，直接影响到杂志的取向，十月革命纪念的样貌也随之变化。

这一时期，《中苏文化》编辑群体复杂，杂志主编袁孟超¹⁸，编辑金戈、赵康¹⁹、蓬子²⁰、含沙²¹、李孟达²²、黄操良²³、于邵文、金云峰等人政治立场多元。发行几期后便有读者来信指杂志过分注重苏联。1936年《中苏文化》4～5期停刊一月，自第6期起改组。²⁴1937年底杂志重新创刊，从月刊改为《中苏文化抗战特刊》(半月刊)，由正中书局发行。与此前侧重介绍苏联国情、多为翻译文章不同，改版后杂志以成为“领导抗战之理论与实践”为目标，强调此后对苏联经验的介绍都应以“求得打倒侵略者的理论与实践”为出发点²⁵。

重新发刊的《中苏文化》于1937年11月同时出版了“十月革命纪念特刊”。孙科发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对于总理遗教的回想》一文点明此次纪念的意图。他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类比1911年辛亥革命，认为前者代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后者代表着“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两大革命主流相隔不过六年且都产生于同一个“十月”，共同构成为世界所称道的“十月革命”。²⁶由此凸显十月革命纪念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同期除刊登政要题词外，杂志上多为对苏联经济建设、红军、民族政策、文化建设、劳动保障方面的介绍文章。这一时期少有更多观点性论述。

整体而言，十月革命作为苏联建国标志事件，其纪念活动自然是表达中苏亲善的重要载体。此后一段时期，除了中共方面《解放》等刊物外，《中苏文化》成为国统区这一纪念的主要平台。因为平台的特殊性质与此时战局的特殊阶段，十月革命中抵抗外来入侵、完成革命、实现建国等元素得到极大挖掘。

在抗战初期中苏交好、国共合作的情势下，《中苏文化》实际作为一个“骑墙者”，既不由共产党直接组织也不受国民党控制。尽管杂志编辑人员立场差异，但各方都在合作抗日这一既定议题下，从自身视域出发，积极从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寻找话语资源以服务于抗战大局。可以说，《中苏文化》在为十月革命纪念争取到一定自主空间的同时，也规制了其所能呈现的具体样貌。

1937年底，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赴莫斯科争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斯大林在接见中方代表时表示愿意相助。1938年初，立法院院长孙科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正式赴苏落实援华事项。3月1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中苏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用于购买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军火^[7]。到武汉陷落为止，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战斗机336架、轰炸机148架、战车82辆等，其他还有大量的大炮、机关枪和汽车等”^[8]。此外，苏联政府还派遣崔可夫、切列潘诺夫、德拉特文将军所率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直接参与拟订作战计划、实施军队训练、指挥对日作战。总之，抗战初期的苏联援助对此时独自抵抗的中国可以说意义重大。

但是，与苏联交好，国内也存在反对之声。中日战事一起，便有声音主张将之纳入中日苏三角关系结构中展开分析，部分人士继而期待苏联应与日本开战，以减小中国抗战的压力。1938年7—8月间，苏联与日本在中俄边界张鼓峰高地发生军事冲突，再次抬高了这一期待^[9]。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抗战现已成为苏联阻挡日本进攻的“前哨”，呼吁苏联应自己出兵^[10]。部分声音怀疑苏联因为自身军备不充分、内政不稳定无法对抗日本，意指中国选择了错误的盟友。^[11]中日交恶与中苏复交，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对此亲苏派与亲日派有着不同的逻辑。一些观点对中苏合作的怀疑进一步上升为反苏，甚至质疑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实为其企图通过战争实现世界革命的伎俩。²⁷

同一时期，在对日作战上，尽管国内民情激愤、顽强抵抗，终因两国力量悬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1938年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随后，广州失守、武汉撤退，抗战前景堪忧。一时间，国内消极情绪蔓延，“苦撑待变”的中国到底能坚持多久？怀疑之声、反苏之声日甚。²⁸如何鼓舞民众实现动员，提振民气坚持抵抗，成为文化界思虑的核心议题。此前同样处于内外交困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实现迅速崛起，对正处劣势的中国实为一剂振奋，十月革命也由此成为部分人士极力开发的话语富矿。²⁹

而此时杂志社内部的变动又为十月革命的纪念提供了特殊的契机。1937年12月底，杂志社由南京迁往汉口，后又因战事紧急，1938年7月自第2卷第4期由汉口迁至重庆出版^[12]。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侯外庐替换袁孟超任《中苏文化》主编。³⁰在其主持之下，相较1937年关于十月革命20周年的整年纪念，1938年发行的“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特刊”却异常隆重，且显然有着更为明确的本土关怀^[13]。

针对国内部分唱衰之声，十月革命成为中国将与俄国实现类似“浴血涅槃”的确证。梁寒操强调，十月革命前苏联外有“武力入侵”“经济封锁”，内有“白军割据”，在缺少国际外援、四处困顿之下，苏联依旧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抗战必胜自然毋庸怀疑^[14]。孙科表示，当下纪念十月革命实际是“祝中国抗战成功”，21年前俄国也正是经历“对内对外无限艰辛”才把革命政权稳定下来，建设起今天大家“所仰望的”“进步的”苏联；相较十月革命，中国“对内对外优越得多”，因此抗战也一定能够胜利；这场抗战意义重大，不仅在于是“中国民族复兴必经的阶段”，还在于是“中国复兴最好的保证”。³¹总之，对苏联十月革命的回顾与纪念，成为中国抗战必胜的恰当印证。

纪念既是对已有历史的回顾、借用，更有抒意当下、指引将来的含义。在孙科看来，苏联的经历与模式，不仅仅指示着中国抗战的胜利，更预见了中国革命成功、建国必成。1938年3月恰逢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强调通过抗战、完成革命、实现“建国”。可以说，尽管国共双方对“革命”的具体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对“用革命来解决战争，在战争中完成革命、实现建国”这一模式上已有共识。一方面，革命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但同时，革命的目的也不能止于结束战争，还在完成建国。正是列宁对“一战”战争性质与革命形势的研判与思考才有十月革命的爆发；作为这一模式的垂范，汇聚战争、革命与建国于一体的十月革命成为各方着力阐述的重点。可以说，透过抗战这面棱镜，十月革命折射出超出阶级革命之外的丰富面相，十月革命既是一场胜利的“战争”、成功的“革命”，同时也实现伟大的“建国”。

由此，十月革命预示着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苏联通过革命、结束战争、实现建国并迅速发展为大国的模式，为抗战中国提供了一条与英美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在1938年“双十节纪念”之时，孙科曾明确提出：“我们的建国工作，当以苏联为最适当的楷模。”^[15]他强调中苏两国地理接近，边境毗连线远远超过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关系理应更为密切。杂志十月革命21周年纪念号上着重介绍苏联建国以来的在军事、教育、保健事业、科考、新闻、戏剧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其主旨便在强调较之欧美先进国家百年来的成绩，苏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6]。

“通过革命结束战争、完成建国”模式既然是两党共同的愿景，那么，十月革命后苏联凭何获胜的具体经验便值得中国引以借鉴。对此，杂志内部有共识，也有分歧。一种观点主张应该学习苏联的组织能力。梁寒操分析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极为困苦的环境中建立现在“伟大的”政权，其根本在于苏联共产党组织严密；中国国民党想要带领中国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取得生存便应该“取法”俄国革命^[14]。显然，其意在强调国民党应在抗战中实现强有力的统治。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苏联的成功恰恰在于通过民主动员了民众。杂志组织翻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委员会选举条例(1937年7月9日颁布)》，文件对选举制度、选举人资格、选举委员会、投票程序与选举结果的最终确定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17]。杂志还专文高度评价苏联1936年颁布的宪法，并指出这一宪法实现了真正的“全民的代表”；正是这样的民主帮助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猛进”，实现了“苏联民族政策的胜利”。³²

可以说，对苏联以何种方式取得胜利的讨论有着直接的现实指向。1938年7月，时值首届国民参议会召开，以何种方式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成为各方激烈争论的议题。是集中组织还是民主动员，正是国共分歧所在。杂志前一期刊登的《论民众运动的统一》一文尽管认为民众运动的统一是必须的，但仍强调统一必须是“实质上的统一”，而非通过强迫与兼并达成的“形式的统一”^[18]。对苏联革命方式的不同论述，实际上体现了双方对革命的不同理解。

总体看来，争取苏联援助，为联苏政策服务，仍是此时中苏文化协会的重要议题；两方论述尽管底层逻辑根本不同，却仍秉持合作的立场，最大限度地弥合差异。应该说，也正因为双方在有限范围内尽可能搁置争议、合作共赢，使得“十月革命”能够被纳入民族抗战的话语中，相对弱化了其阶级革命的面相，而换以一场民族革命运动的样貌出现。

同一时期中共方面因其所面对的具体时势，其十月革命纪念有着不同的样貌。此时，抗战的国际国内局势仍未见明朗，对中共而言，还存在一个理论主张与现实政策的调适过渡期。1937年12月，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前往武汉。“十二月决议”之后，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统区占主流；党内有关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国共合作开展的具体形式等问题长期未能达成一致。1938年4月，张国焘出逃重庆并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政权与军队的“完全统一”^[19]便是这一分歧的公开表现。而在共产国际内部，斯大林所主张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理论的斗争持续。二者争论之一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上，托洛茨基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统一战线。1937年斯大林发动了针对“托派”的政治斗争，而因托洛茨基的参与，十月革命的历史在苏联本国也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1938年9月，各国托洛茨基派在巴黎组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即“第四国际”)，彭述之被任命为中国支部总书记。中共有关统一战线主张也在国内受到托派的反对与攻击。³³张国焘出逃对中共的震动、共产国际“反托派”形势和国内政局动荡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共十月革命纪念有着不同的议题与关怀。

在中共的平台上，十月革命被强调为一场苏联人民战胜“外国干涉者”和“内部反革命者”的“社会主义革命”^[20]。十月革命既是一场在内忧外患中使民族与国家获得重生的革命，又是一场斯大林与托派在共产主义内部的革命，具有对内与对外的两重任务。同一时期，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在转载孙科、梁寒操文章之后继续谈及如何正确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并驳斥了当时国内对十月革命历史的“曲解”。文章批判一些时论中只字不提斯大林，却强调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功绩，认为这种言论实际有碍中苏邦交。³⁴延安《解放》周刊立场更为明确，认为1917年的革命不是一场发生在十月的简单革命，而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前的俄国不仅“被世界大战与国内战争完全破坏”，同时还遭受来自“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与孟塞维克等反动党派底不断阴谋破坏”；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表现为对外的成功抵抗，更在于对内正确的革命路线与方针的确立^[21]。另一篇文章翻译自《联共(布)党史》第七章《在准备和实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布尔塞维克党》。译文详述了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与加密耶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反列宁的机会主义的路线”的斗争，以及最终在四月临时代表大会上确定列宁路线的过程，其意在强调正因为党在重要问题上明确了正确立场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最终胜利^[22]。很显然，这些文章意在突出当时“反托派”“反汉奸”的政治诉求，以回应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同声音。

在国统区，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主要载体的十月革命纪念，由于平台自身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抗战初期各方都需要他存在，但又未能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反而使其保留了一定的话语空间，由此形成一个言论的“中间地带”；对十月革命的阐释也由此呈现出侧重民族建国而非阶级革命的面向。这既是对抗战现实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各方在妥协之下，将话题限制于国家层面，力图规避政党差异与阶级斗争层面的意涵。

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不可避免将联系到另一场发生在中国的“十月的辛亥革命”，进而也无法避开对其背后的主义的论述。抗战初期，为推进国共合作，中共表示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3]，之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共对党内党外反复解释的问题；而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此时既要充分肯定苏联的建设成就，又必须小心处理其背后所指示的共产主义。因此，在《中苏文化》平台上，对两场十月革命背后主义的论述，合作双方更多策略性地论述以苏联的“建国精神”而非阶级革命的指导方针。

对此，梁寒操和孙科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有意调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力争维护三民主义的权威。孙科坚持三民主义与列宁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如出一辙”，以民生主义为中心的三民主义与苏联“不谋而合” ^[16]。梁寒操更进一步表示，三民主义和苏联所奉行的社会主义“考其内容实无二致” ^[14]。为此，他这样阐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苏联自革命以后，聚一百九十几种民族于一国……这不啻以我们民族主义在苏联的实施，而先得成效了。至于民权主义，苏联革命初期，为了铲除特权阶级，虽曾实行过农工专政，但自新宪法颁布以后，实行普选，政权公开，也和我们的民权主义所主张的一样。再说民生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更属殊途同归。总理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14]可见，梁寒操力图模糊二者的差异，融合两个主义；同时又隐秘地以苏联的建设成就论证三民主义的正确。

由十月革命纪念所引发的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讨论进而涉及对中苏两国两场革命的分析。梁寒操特别提示两次革命发生的时间：当年我们辛亥革命成功时，列宁“尚在艰苦奋斗之中”；而在十月革命后苏联“蒸蒸日上”“我国革命虽在苏联之前，但是革命以后时间之虚掷，反使苏联建设着了先鞭”，而无论如何，这两场由“两大领袖”所领导的革命势力是“同声相应的”；因此，今天苏联所得的成绩足以让那些怀疑三民主义的人巩固对三民主义的信心，中国将来的建设便更有所“借镜”了^[14]。与此类似，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田鹏也认为两种主义及建国政策“足资相互借镜者甚多”，苏联所施行之社会主义已替“我三民主义作一实际实验” ^[24]。在他们看来，今天苏联建设的成绩，恰恰力证了三民主义在苏联的成功。

将十月革命类比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论述在国民党内早已有之。1923年，孙中山为力促两党合作就曾反思何以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25]。他认为苏联革命的成功是以“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因此要以“俄国的方法为模范”“效仿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26]。由此，他号召国民党“以主义征服”民众，要求全体党员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从而实现民族主义的最后胜利。

此时孙科与梁寒操的观点看似与此前并无二致，实际却有着微妙的差异。在他们看来，既然两场革命一前一后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内容又并无二致，那革命的正统与首创之归属一览便知，二人强调与维护三民主义权威的意图跃然纸上。他们强调，苏联现在的成功印证了三民主义的正确；中国现在的落后恰恰在于未能很好地实践三民主义，因此学习苏联便是深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梁寒操对二者的分殊也格外注意，最后他不忘提醒：虽然和苏联同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但在过程上并不能和苏联一致，我国百年来深陷半殖民地的情况与苏联不同；由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各国有各国的历史背景，因而革命不是出口的东西”^[14]。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这一问题上，杂志内部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左派尽管同样认同两种主义相似，但对这二者如何相似又有着不同的解释。侯外庐并不将二者直接等同，而用“真理”这一标准将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不论苏联的主义还是三民主义，“只要所含真理与现实相合一”，便与真理逐渐接近，在此基础上，“苏联实行了三民主义的精义”“中国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提示，“俄国不是三民主义的国家”“三民主义”也并非现在国民党所施行的“三民主义” ^[27]。可见，同样维护国共合作，侯外庐仍精心地维护着共产主义的权威。

针对两个革命的关系，侯外庐认为，革命传统是“继往开来”的，“世界革命历史的传统，越到深刻的阶段，越能吸收革命最好教训与经验”；尽管那些认为苏联的发展证明了“三民主义实行于俄国”的观点是有意义的，但不能简单认为“这个革命是那个革命的机械的再版”；如果说“俄国革命成功是俄国性三民主义实现”，那么，中国革命成功也可以说是“中国性的苏联主义实现”。由此，侯外庐进一步认为孙中山所曾论说的“苏联革命成功”与“三民主义”间的密切关系是要证明三民主义拥有历史最好的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成功，无由证明，在俄国却达到其革命精义所示的目的”，孙中山在表述时使用“暗合”一词，“不但没有自己抬高自己，说苏联革命师其方法与精神，反而在十三年时代几乎每次讲演告诫同志，师法苏联”^[27]，实际隐含了对梁寒操等人观点的修正甚至反驳。

同一平台上围绕十月革命展开的有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讨论，尽管双方都在着力弥合，但对二者关系的阐释又有着微妙的差异。在孙科、梁寒操等人看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差别，苏联今天的成功可以说是“忠实地执行了三民主义”，所以为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更应该坚守三民主义的原则。侯外庐则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有关革命的“真理”，如果说苏联的成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的实现”，那么，将来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也在于“苏联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表面的弥合暗含着内里的差异，实际是两党对革命正统的争夺，只是此时还未形成针尖麦芒的论争。

整体而言，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沦陷这一特殊时期，杂志的意识形态分歧还未完全展现，观念表达上也较为隐晦，言论倾向于弥合两党异见。但无论如何，这场十月革命纪念的具体操作者是在形势进逼之下相互妥协的国共两党，合作主流之下实际也已暗含了两党自一开始便存在的异见。

《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尽管双方在共同抗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以何种形式组织抗战、如何实现“统一”等关键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进展。抗战前期，为巩固合作、抵制部分人对统一战线的攻击，中共着力于弥补两党差异；而一旦形势变化，特别在1939年后，当国民党频频以“共产主义若果如中共所说与三民主义无异，则为何还要区分两党、两种主义”^[28]之说挑战中共之时，如何调整有关两种主义的论说便成为一个紧要问题。主义一旦被模糊，政党的合法性便易动摇。1939年下半年，当国民党反共潮涌之际，进一步区分两党意识形态、明确边界、维护自身独立成为中共的必要工作，原有的调和论调越发难以继续。

与此同时，中苏文化杂志内部变动又为十月革命纪念的调整准备了组织基础。实际上，当1939年初国共两党组织“一个大党”计划失败后，两党摩擦加剧，杂志立即受到牵连，被禁止发往前线。³⁵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开始指导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着手重新调配人事，陆续安排一些党员和左翼人士进入中苏文协工作。杂志社由协会杂志委员会主任王昆仑、副主任侯外庐、翦伯赞负责，在侯外庐任主编的同时，聘请戈宝权³⁶、杜若君、沈志远、李陶甄、侯外庐、姚蓬子、曹靖华、周一志、程元斟³⁷、冯希勃、赵康、赵象离³⁸、葛一虹、郑伯奇等一众左翼人士为编辑委员。³⁹同时，南方局派戈宝权负责与苏联大使馆文化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代表处、塔斯社重庆分社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29]。

国共关系的变动引发对苏论调的调整，而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又为十月革命纪念增添新的议题。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前夕，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出军波兰，同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诺门坎协定》，两国停战。国内舆论由在日苏交火之初的高度期盼，转而开始讨论苏联对华态度。同年美国援助陆续到达，2月，中美文化协会成立。国共关系变动与国际关系的调整使得十月革命22周年的纪念呈现出另一番面貌，左右阵营较难再维系此前模糊的论调，有关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联苏与反苏等的立场逐渐分明。

尽管孙科与梁寒操仍强调三民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一致，通过对俄国内外困局的描绘继续鼓舞中国抗战；而在国民党内部，另一种声音逐渐凸显。陈立夫在纪念感言中指出中苏两国都各自信仰着一种“唯一主义”，并且“确信唯有此一主义是救国的主义”，全力谋其实现；然而二者建国信仰、奋斗过程与革命的愿望终究不同；他不忘提醒苏联，对于侵略国家决不能仅以“空洞的条文与言论”来束缚，不能只以“消极的反对侵略”，而应如中国一样以实力予以打击开展“积极的制裁侵略”，如中国一样以实力予以打击，这才对世界和平“有真实的贡献”；对于苏联的援助，他认为这“不单是中国所欢迎的”，同时也是“苏联为维持和平与制裁侵略所必要的行动”^[30]。表面的友好又显露着内里的不满。陈立夫在文章中使用“苏联革命”而非十月革命的表述恰也表明其因避讳阶级革命而突出两国层面的意图。

与此同时，左翼阵营则力图通过这场十月革命纪念直面国内质疑。毛泽东应约写作《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集中回应了二战爆发的原因、苏军出兵波兰、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的立场以及苏日两国关系走向等国内热议的问题，逐一反驳国内的疑苏之声。吴玉章从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维度解释以上问题，强调此后苏联必将继续援助中国，中国也应该同“世界人类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底支柱底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同奋斗^[31]。钱俊瑞通过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强调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无论是青面獠牙的军国主义者(如德国)，是自称“民主主义者”的文明绅士(如英国)，或是“好心好意的和平天使”(如美国)，都阻止不了战争，更停止不了战争；只有十月革命及其所推动和鼓励的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才能阻止这场战争^[32]。可以说，随着二战爆发，苏德开战，国际局势变化、国共摩擦不断，此时十月革命又被置于世界革命的视野下，它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重新得以凸显。

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加剧，中苏文化协会内部分歧愈演愈烈。国民党右派力图夺取这一阵地以主导对苏言论。1940年，CC派通过梁寒操任命洪舫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意图利用这一职务加以渗透。^[33]为淡化这一安排，中共南方局指导重新设计中苏文化协会的架构，通过建立各“委员会”(研究委员会、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来架空秘书这一职位。此后，中共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取消之后，最大限度地网罗大量左翼同志，参与到中苏文化协会这一阵地中来。^[34]11侯外庐曾这样评价1940年的《中苏文化》：在国统区，“既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又能较为系统地宣传列宁主义，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外，可以说只有《中苏文化》刊物具备这种可能性”^[35]。这一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杂志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另一方面，也说明正因杂志亲共立场的明朗化，立论也渐次明晰。此后《中苏文化》已从一个中苏两国交流、国共合作的平台转变为中共统战组织。1940年十月革命纪念特刊尽管仍维持了180多页的规制，但除了配以对苏联文化建设、科学研究、史地科学的介绍，林森、蒋介石、孔祥熙与程潜四位题词外，国民党左派多发表大而泛之的纪念文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苏文化约稿、出稿更为困难^[36]。原来的半月刊逐渐改为月刊、双月刊、季刊，如遇临时特刊，只好由王昆仑亲自筹款。由于立法院逐步减少经费，《中苏文化》多由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资助，常常入不敷出。^[36]特别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协会工作更难开展。在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1941年夏，王昆仑、王炳南等人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⁴⁰此后，中苏文化协会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阵地，直接在南方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37]随着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美关系回暖，中苏关系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也随之变动。此后，尽管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仍在进行，但对它的讨论更多止于友邦交好的层面，不再承载以对中国内政更多的指向性含义。

1942年，中苏文化协会内部争议加剧，秘书长洪舫在年会上指责《中苏文化》的“赤色”倾向，认为杂志“只宣传苏联，很少宣传中国”^[34]8。左派以王昆仑为代表，右派以洪舫为代表，双方僵持不下。协会再度面临改组^[38]。尽管在年会上孙科解释杂志偏重苏联实有必要^[39]，但仍居中平衡，将争论双方停职。为保证协会实权不致旁落，“小民革”决定推荐国民党左派屈武接替王昆仑担任秘书长一职。^[40]310可以说，当国共关系从战时初期的合作转为争斗，《中苏文化》亦无法保持此前的持稳态度，转而明晰其立场。1943年，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增刊因蒋介石题词迟到来不及制版印入，而选择登载去年题词“共同奋斗”四字，结合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告一段落，可以想见蒋介石与杂志编委对这一纪念形式的微妙忖度。⁴¹一年后，当蒋介石发觉屈武参与“小民革”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之时，决定将其调离。^[40]312调离个人而非整顿这一组织，说明在蒋介石心目中，协会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地，只因碍于与苏联的关系而默许其存在，转而限制与管控协会的相关活动。此后，协会活动不断受到特务干扰。⁴²直至抗战结束前，十月革命纪念逐渐萎缩，基本停留于标语、口号式的表态，而少有观点性的论述。

回顾抗战时期在中苏两国关系与国共两党关系的纠葛下国统区十月革命纪念所呈现的丰富面相，有助于以另一视角透视国统区在这一国共合作初期的意识形态景观。在抗战初期这一特殊阶段下，十月革命原本包含阶级革命、社会革命的意涵被抑制，而在各方妥协论述中被纳入民族话语，为抗战助力。而当这样的妥协随着两国、两党关系变化之时，便出现缝隙，原有的论调无法继续，十月革命很快呈现出两种歧见的样貌。至此，国共双方不得不廓清自身的立场，为此后争夺抗战领导权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