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史学习与研究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导。《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系统阐发了毛泽东的党史研究观，对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近年来，学界对相关话题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侧重于从党史中系统考察党史学习，将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看待[1,2,3]；有的侧重于从党史中专门考察党史学习，聚焦于整风运动前的干部学习运动[4,5,6]；还有的侧重于梳理党史研究脉络，旨在构建规范的党史学科[7,8,9]。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进行文本考察，指明党史学习的重大意义，分析文中蕴含的党史学习法；并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参照，说明毛泽东党史研究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的启迪。
一、党史学习教育是整顿党的作风、统一思想认识的有力之举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一，从1927年到1937年，党内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习气在党内渐次上演，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重创。其二，红军落脚陕北以后，开辟出一片红彤彤的新天地，缓和了内战情势，也为党内开展思想整顿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三，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较低，新的革命事业需要党员干部具备足够的理论素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针对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理论素养薄弱的情况，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二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加以应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0]自此，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正式开始。这场学习运动最初聚焦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后来开始逐步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革命实践转变。[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化的集大成者，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进行了多次论战，肃清了党内的错误思想。
毫无疑问，通过正确和有效的学习，澄清党内的路线错误，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有效途径。然而，思想认识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随着延安学习运动的推进，党内干部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得以初步解决，但是思想认识的统一却收效不大，亟须迈出更为实质性的一步。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左倾路线又占上风。之后，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党的军事力量在抗战阶段受到新的重创。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决定将这场学习运动扩大到全党，从思想根源上真正解决党内过去的路线问题，从而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充足的思想政治准备。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做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党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现象进行批判，指出其“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认为其“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害了革命”，主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全党范围内推行调查研究，对近百年中国史进行专门研究，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干部教育方针等。[11]799－802同年8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随着同年12月1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次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次年4月《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三个文件的出台，针对党内干部的学习运动开始转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
对革命现状和历史的重大问题能否达成共识是这场整风运动的关键。其中，最为敏感的是对党的六大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错误的认识。为了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全面、客观地认识党的六大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错误，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三部历史文献，作为党内学习材料。伴随运动的推进，党内高层关于六大以来路线问题的认识初步达成一致，中央学习组的学习计划开始转向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学习范围也开始通过党报军报向全党扩展。为了能够开展好这次党史学习教育，毛泽东在1942年3月的中央学习组会议上针对党史学习，发表了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以下简称《如何》)的报告。《如何》一文为这次全党范围内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文章开篇即对研究党史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说明，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12]399党史研究为何能够对推进当前的工作、办好现实的事情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原因在于，整顿党的作风以克服过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努力，以及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中旨在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做法，最终都不得不触碰到错误路线这一思想疙瘩。而党史学习教育恰恰是解决这一思想难题以整顿党的作风、统一思想认识的最直接、全面、有效的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13]我们今天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同样是针对当前全党的重点工作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党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强调“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其中蕴含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大背景下，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1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如何》在全党第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价值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所提出的“学史明理”的总要求和“六个进一步”的具体要求阐释了党史学习的重点，是“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有力之举。[15]4－15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同的史观对于历史的认识见解不尽相同。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是延安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前提。毛泽东在《如何》开篇讲道：“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12]400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因此，以阶级作为分析单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底色所在。马克思主义根据人们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及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划分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间等级、无产阶级等不同阶级，作为沟通人与社会的单位。[16,17,18]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进行压迫，进步阶级与落后阶级进行斗争，进而取代落后阶级，并建立进步性社会，这一规律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轴。
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同样提倡阶级分析，并对毛泽东阶级史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19]列宁曾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文中对辛亥革命进行了系统的阶级分析。针对新组建的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列宁认为这场选举是“在没有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20]。这个由官僚、地主、反动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在袁世凯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独裁。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则缺乏对中国广大无产者农民的动员和引导。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巩固的。”[21]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由于缺乏无产阶级作为支柱力量，最终并未取得革命的成功。但是，民主革命的火种已经埋下。五四运动便是在响应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唤醒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也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为以后的大革命做了思想、干部、群众上的充分准备。
不论是作为研究方法的《如何》一文，还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系列文章，都是针对中国问题进行阶级分析的经典作品。在《如何》中有关党史研究阶级分析的表述可见于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比较。文中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存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觉醒”“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后还没有实际的革命行动”“革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12]402等落后性，所以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则是失败的、不彻底的。最终，革命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封建势力联合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可以看到，《如何》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重大革命事件的阶级分析，阐明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必要性，证实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普遍真理，不仅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笔下的西欧和俄国，而且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中国。
《如何》中所蕴含的阶级分析法在作为整风运动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得到充分体现。文中用大量的阶级分析手法对中国革命现状进行分析。比如，《决议》在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时，指出以王明为代表的临时中央在政治纲领上“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11]964，奉行“左”的教条主义；在面对“九一八”事变时，忽视中日矛盾的加剧、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过分地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11]965，并视中间阶级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没有认清阶级关系变化的表现，更是对民主革命这一最大实际的脱节。在土地革命中，教条主义者们也一味否认红军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反对游击战，不承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并制造与农民尤其是富农的紧张关系。在检视“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时，《决议》同样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认为“‘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11]991，并划分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政治倾向，指出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入党和组织入党不对称的问题，并揭示出阶级关系变动与极端错误思想产生之间的联系：“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产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11]995此种阶级分析实可谓鞭辟入里。
毛泽东的党史研究观中的阶级分析法归根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就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锐利理论工具，指导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篇目都是运用这一思想武器的经典作品。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便是立足客观史实，以阶级分析法作为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又进一步表明：阶级性就是人民性，阶级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以是否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标准就是阶级分析。在此种意义上，阶级分析法在今天的党史学习教育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学习百年党史，就是要以唯物主义的方法洞察党史，以人民视野透视党史，以是否体现人民性分析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3]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宝贵经验时深刻指出：“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22]225－227，233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展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逻辑，继而能从中提炼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用以作为干好当前和未来工作的基本要求。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分析过去，才能从根源上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逻辑。抗击疫情所体现的“人民至上”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资本至上”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脱贫史的奇迹；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着眼于千秋百代……这些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知史明理、不忘初心和知史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阶级底色。
三、“古今中外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的具体表达
“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在《如何》中提出的党史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方面”，其内涵是指“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古今中外法”之“古今”，是指“历史的发展”。[12]400从党史发展的历程看，以关键节点为界，《如何》一文把党史划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三个阶段，并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分别进行阐述。时期划分背后还有一条理解历史变动、把握历史规律的逻辑线。在党的革命史中，党的主要任务是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2]400从具体阶段看，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性质没有变，但革命所面对的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各阶级处在变化之中，反帝反走狗的具体目标和行动是不同的，由此也形成了不同阶段党的不同政治路线。作为行动纲领的政治路线，对革命的胜利与失败起着关键作用。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指导全党清醒认识、客观分析革命形势，并对社会各阶级采取适时的联合或对抗策略。《如何》在分析过往党史时，认为不同阶段的政治路线均存在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党经历三个阶段仍没能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所在。革命路线是革命行动的向导，革命行动造就了不同的革命形势。前一阶段的革命形势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路线提供遵循，后一阶段的革命路线又会造就新的革命行动。如此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在时间上向前推进。同时，《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以长时间段观察历史的方法，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也纳入党史的研究的范围中。文章认为：“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12]404总之，《如何》在分析过去30多年的党史时清晰展示了“革命形势—革命路线—革命行动—新的革命形势”的革命逻辑，为我们深刻认识党史中的时期划分、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关键节点提供了方法依据。
“古今中外法”之“中外”，既可以指中国和外国，又可以指我方和彼方。[12]400“中外法”的运用，首先要明晰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如何》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12]399不同于纯粹史学研究中的史料考究，毛泽东的党史研究观更强调史观的形成，更有利于在战略层面把握历史的核心要义。其次，“中外法”强调对历史结构的科学分析。历史是社会不同行动者共同演绎的结果。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是最主要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内部又有许多分类，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外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内部又包括中国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不同阶级之间、同一阶级内部之间的不同社会力量发生大量的社会关系。在早期中共党史中，这些社会关系、社会行动围绕“民主革命”展开。《如何》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来理清历史结构。文章以反帝斗争为例，指出：“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是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12]406这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法，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关系清晰饱满地呈现出来。《如何》用“中”“外”的具象化表达，将历史结构分析法诠释得栩栩如生。文中认为，“中”既可以代表中国，又可以结合不同语境指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内战时期的中共；“外”既可以代表外国，也可以在与“中”的对比中，分别代表清政府、段祺瑞和曹汝霖、北洋军阀、内战时的国民党。中外关系可以表现为中共和国民党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等。总之，毛泽东党史研究观所显示出的历史结构分析法，立足阶级比较分析，以抽丝剥茧般的方法分析历史主线、把握历史主题，从而清晰呈现社会关系的流变和演绎，这在党史研究中或可通约。
“古今中外法”在《决议》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党的历次路线错误在《决议》中也得到了全景式呈现。在时间线上，《决议》并非对四次路线错误进行简单的陈列，而是以“多米诺骨牌”式的手法，将四次路线错误连贯地展现出来，既有对历次错误主要特征的描述，又起承转合式地将错误路线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出来。文中将党的六大所存在的“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11]958问题，视为后来“左”倾错误的潜在因素；还将第三次“左”倾错误视为“比立三路线的‘左’更加坚决，更‘理论’，气焰更盛”[11]963的路线错误。在横向结构上，《决议》以“中外”分析法所延伸出的“我方”“彼方”的比较分析法，将错误的路线与正确的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进行对比。比较出真知！正确的路线是党领导广大的工农、联合广泛的阶级，着眼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武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客观地承认敌我力量的对比，使游击战和阵地战进行有效结合，奉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路线，提倡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错误的路线则反其道而行之，忽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先后关系，拒绝联合中间阶级，奉行关门主义，提倡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提倡“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盲目乐观地认为革命可以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提倡“中间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承认敌人的内部矛盾，具体表现为军队脱离群众，组织路线上热衷于扣诸如“富农路线”“罗明路线”“两面派”的帽子，思想上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
新时代的党史学习，要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党史研究法，将百年党史的主轴主线捋清楚，将百年党史所揭示的历史性规律弄明白。党的百年历史，归结起来突出一个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划分为四大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历史时期的划分并非是偶然的、天然的、先验的。只有深入历史语境，探求历史分期背后的重大事件、关键转折、重大逻辑、重要意义，才能理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联系与区别，明晰前后历史时期的相互影响。比如，在历史时期的关联上，改革开放是划分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分水岭，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并不存在重大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2]4
明晰历史主线，还要在此基础上掌握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世界发展规律体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消灭和取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百年历史规律则集中体现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是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说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即党的八大提出的“人民对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矛盾继续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演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3]经过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3]对不同时期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准确把握，体现着党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能力和水平。总之，“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22]228明晰历史规律，有助于我们掌握历史主动，更好开创未来。
四、以中国为中心的问题意识贯穿党史学习的全过程
中共党史研究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问题，主角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党史研究中一定要注意从本体论上回归中国问题。《如何》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12]407这句话决非指研究中共党史只局限于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国外的情况、世界的动向也要研究。《如何》指出：“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12]405－506毛泽东的党史研究观是整体、全面地研究历史，反对对历史的狭隘研究，提倡编写党内党外两种历史材料服务党史研究。但是，研究党外、国外的情况要注意回归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现实处境，要注重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境，不能将国外的经验不加分析地移植到中国的革命方略中。《如何》对“以外国为中心”的研究风气进行批判，认为“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2]407。因此，他的党史研究观中的以中国为中心本质上反映的是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
以中国为中心的问题意识是毛泽东实践观的重要内容。真理会在不同国度得以呈现，毛泽东以俄国革命的实践出发，说明以中国为中心的重要性。《如何》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12]407。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呼吁党的干部学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希望通过俄国革命所揭示的道理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认为知识的获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书本学习理论，一种是通过实践获取经验，只有具备两种知识能力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因此，在党史研究中，要极力避免教条主义的思路，即把理论家的理论生搬硬套，对思想家的思想认识脱离实际。应当说，在理论服务现实的问题上，毛泽东是在提倡一种归纳演绎的实践方法，即从思想家的思想、革命家的革命中提炼、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以此用来指导不同社会条件下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理论和方法与本国变化着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样奉行社会主义，中国、苏联、朝鲜、南斯拉夫却走了不同的模式，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上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所造就的。
以中国为中心就要研究不同地域、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际状况，从而探求革命的历史规律。《决议》以变化着的中国革命实际审视历次路线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探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革命之道。《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表现为革命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即革命在南北两地发展不均衡，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不均衡，农村和城市进行革命的条件不均衡，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发展不均衡，游击战和阵地战对军事策略的使用不均衡。构成这些不均衡的诸要素是会变化的：在大革命和内战时期，革命力量南强北弱，到抗战时期，则北弱南强；在抗战时期，农村是革命的主战场，抗战胜利后，工作重心则要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伴随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式也在转向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变化着的不均衡性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实际，但是历次路线错误无一不表现为对实际的脱离。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注定了包含中国革命在内的世界革命也是不平衡的，而“立三路线”则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11]959。中国革命一段时间更有利于在农村而非城市开展，“立三路线”却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11]959，中国革命力量一段时间南强北弱，“左”倾教条主义者们却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11]981。总之，“左”、右倾路线者们是脱离实际的，不符合实际的路线会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陈独秀右倾路线的代价是使6万人的党减为1万人，王明“左”倾路线的代价是使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使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
以中国为中心的问题意识在今天的党史学习教育中仍十分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找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5]6“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3]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是服务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即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增添历史智慧和精神力量。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4]51。然而发展的阶段、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我们面临更大的发展压力，需要更足的工作干劲，呼唤更强的工作能力。为此，我们可以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屡遭风险而能够克服万难并创造让人难以置信的革命业绩中获取应对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等各类矛盾和风险考验的勇气、智慧和力量；我们可以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做出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中提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可以从英雄人物、先进模范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矢志奋斗、牺牲奉献的感人事迹、精神资源中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我们可以从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牢记初心使命，“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24]55；我们还可以从党领导南昌起义、抗美援朝战争、“两弹一星”工程等独立自主的生动实践中获取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的经验教训，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总之，党史学习教育需要树立以中国为中心的问题意识。做好当前的工作，需要从党史学习中吸收有益的工作经验、掌握高超的政治智慧、汲取强大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