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1, 7(4): 1-20 doi:

名家深度学术访谈

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

——访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

A Programmatic Literature Sparkling the Brilliance of Marxist Truth—An Interview with Shi Zhihong, the Membe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Group,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hi Zhihong,, Che Zongkai,

编委: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访谈嘉宾简介] 施芝鸿,江苏阜宁人,1951年出生于上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参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工作著有《当代中国的主义和问题》《改革潮头雪浪花》《改革潮头鼓呼集》《为了不能忘却的爱——献给援鄂医疗队的抗疫英雄》等专著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评论类一等奖,两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

[访谈人简介] 车宗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青年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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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1, 7(4): 1-20 doi:

Shi Zhihong, Che Zongkai. A Programmatic Literature Sparkling the Brilliance of Marxist Truth—An Interview with Shi Zhihong, the Membe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Group,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1, 7(4): 1-20 doi: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本刊采访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人:您好!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您能从顶层谋划角度和我们介绍一下党中央对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议题的考虑吗?

施芝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在统筹谋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时,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议题作了前瞻性思考。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党中央认为:“现在,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了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1]109

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要求是:“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1]110在此基础上,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党中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1]111

访谈人:您刚才提到了这次全会通过的这一份沉甸甸的《决议》,关于《决议》的起草,党中央有什么样的明确要求呢?

施芝鸿:我想,这次全会必将因为成功制定和一致通过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而被历史永远铭记。对这次《决议》的起草,党中央高度重视。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王沪宁、赵乐际同志任副组长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决议》起草工作自今年4月1日启动。同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拟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党中央就首先明确了三条指导重要原则。

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这是因为,关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前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基于此,这次全会《决议》要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

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对这次全会《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党中央的主要考虑是: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作过系统总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党中央都进行了认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也作了系统总结。“因此,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这次全会决议要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概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1]113

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党中央强调:“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1]113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特别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等重要会议上,对党的历史都作过总结和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决议》要体现这些新认识。[1]113

《决议》的起草工作就是遵照党中央的上述战略意图和三条重要原则进行的。决议稿在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时,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时,也包括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决议》的起草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过程。大家还普遍反映,《决议》最鲜明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既尊重历史又符合历史;《决议》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在学习领会、宣传贯彻《决议》精神时,也需要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党中央的上述战略意图和明确要求。

访谈人:您能介绍一下《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史上前三个时期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结论采用了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吗?

施芝鸿:对于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前三个时期,这次《决议》采用了分时期、大写意的叙述方式。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决议》第一部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决议》先是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21随后分析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以及创立毛泽东思想、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成就。《决议》强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1]28

在这里,“创造”是个关键词。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党的自身建设、自我革命的创造史。我们党从这个时期开始、特别是遵义会议开始,首先是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始终抓住创新创造这个牛鼻子。《决议》在“序言”中,历数了“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20而这一系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的伟大创造、伟大成就,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

具体来看,我们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这一历史时期有哪些创新和创造呢?

从实践创造看,首先是创立了我们党。如同恩格斯晚年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指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我们党还在百年奋斗中首先创造了党本身,又通过南昌起义等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后来还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对推动国共再度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政治杰作,创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奇迹;创造了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消灭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军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从这一时期的理论创造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并且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这一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创新创造看,党创造性地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并且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创造和形成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创造并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创造了延安整风这一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党在这一时期的上述一系列性创新和创造,是被党在幼年时期、主要是在大革命后期血的教训中倒逼出来的。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在面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时,不能有效组织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的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这些沉痛教训倒逼我们党反思党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25

这样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得到深刻总结。其中,最关键的经验教训是:党在幼年时期,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领导集体,导致中国革命或是从胜利走向失败,或是从挫折走向挫折、从一条错误路线走向另一条错误路线,差别只在于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路线。那样的被动局面从遵义会议开始得到扭转。全党由此开始更加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但是,遵义会议之后,真正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变成全党自觉行动,还经历了将近4年的曲折过程。长征途中,在全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却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处处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对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观点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批评,并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才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党的七大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上世纪50年代,在同外国政党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同志还谈到:“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1957年),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5]以此说明领导核心的确立和稳固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

其次,关于《决议》第二部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决议》首先阐明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28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巩固新生政权,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历史进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总结党为加强执政党建设所作的努力和积累的初步经验,并在阐述这一时期党取得的创造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评价。《决议》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4-35

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按照1949年4月23日上午毛泽东同志在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的临行前所说的“进京赶考去”“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励精图治中,充满了创新和创造。首先是创造了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的奇迹。同时,还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用“钢少气多”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了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奇迹,使得“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1]29

在这个时期,党的实践创造主要有:创造并巩固新生政权,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迹。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召开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3年,党创造性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探索并形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还创造性地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党创造性地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党召开的最重要的会议是党的八大。这次会议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军队由“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1]30-31

党在这个时期的实践创造还包括,在彻底结束旧中国屈辱外交之后,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创造性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党在这个时期自身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主要是,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还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开展整风整党,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党在这个时期的理论创造主要体现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并提出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决议》强调:“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1]33《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1]33

《决议》中有一个段落是以“遗憾的是”作为起始句的,这就是:“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1]33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本意是因为我们党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花了整整28年时间,其间走了不少弯路,提出“第二次结合”是希望搞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不幸还是走了一些弯路。当时走弯路的客观因素是,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都极为关注国家政权的巩固,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以至于“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34

这些教训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不可能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而是要伴随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不断结合下去。党的成熟也是相对的,由党在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到遵义会议以后的相对成熟,然后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7]1480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实际上经历了两次从成熟到不成熟的发展过程。这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是把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运用于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的生动体现。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34

再次,关于《决议》第三部分“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议》首先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35在这一部分,《决议》突出阐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总结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党领导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展现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1]44-45

《决议》在讲清楚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创造、实践创造、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创造时,首先是从“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35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的。如果说道路的选择决定一个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命运,那么理念的革命则是关乎怎样选择道路的第一位的问题。这个时期,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继续探索,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一样,都有一个源于精神理念的突破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9]

《决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6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1]36-37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7

《决议》强调,在这个时期,党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38-39

党在这个时期的实践创造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各领域。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是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995年,基辛格在北京同邓小平谈到中国当时的改革时曾说,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那么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确实,基辛格说到了中国改革的独创性、深刻性和对传统发展哲学的颠覆性创新。在人类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史上,在中国之前,还从来没有过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且取得成功的先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为世界上两种主要的经济体制,分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运行的。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种体制和机制的结合,就将因为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文明而具有了重要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党在这个时期的自身建设上的创造体现在开创和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创造性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着力解决对外开放环境中、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促进干部队伍规范化的动态、持续的新老交替。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举措不仅一举结束了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而且使我国党政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始终一片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活力。此外,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创新创造还体现在,“党围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先后就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集中性学习教育”[1]43-44,收到了“让党员干部受教育,使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显著成效。“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1]44

访谈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决议》的叙述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施芝鸿:对于我们党百年奋斗史上第四个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贡献,《决议》是用分领域、工笔画的方式重点呈现、浓墨重彩体现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九年,从历史方位看,正处在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历史交汇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时刻、最吃劲的阶段;从历史贡献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对这个历史时期采取同上述三个历史时期分阶段论述和论断不同的分领域逐个论述和论断,有利于深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创造、伟大成就、伟大贡献的认识,有利于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具体把握。

《决议》在这一部分把党的理论创造放在首位,把党的实践创造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创造放在其后。同时,又在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时,重点总结了其中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这样,就使《决议》的这一部分既有创新理论指引下的创新实践的全景式呈现,又有创新实践中所遵循的创新理论的全方位展示,从而真正体现了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完美融合上,展现新时代党的理论创造、实践创造和制度创造。

访谈人:您刚才提到了“《决议》在这一部分把党的理论创造放在首位”,这次《决议》在总结概括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呢?

施芝鸿:我们在学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时,要特别关注《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的系统总结和论述。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作过科学总结和系统论述。这次《决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同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创造性工作贯通起来进行总结分析,在阐述这九年多来我们党治国理政采取的重大方略、重大工作、重大举措,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新鲜经验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第二次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

《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45-46,并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概括的“八个明确”基础上,对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也作了同这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实际相对应的、更加完整的新概括,这就是决议中列举的“十个明确”。

“十个明确”的理论框架和结构内容,同党的十九大概括的“八个明确”总体相同,主要的修改和充实有两个方面:一是把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中的第八个“明确”,由原来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合在一起写,修改为将其一分为二分别论述,并且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排列顺序,由原来“八个明确”中都放在压尾的位置,调整为“十个明确”中党的领导仍然作为第一个“明确”、党的建设作为第十个“明确”这样既领头又压尾的位置,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二是增写了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密切相关的第七个“明确”。此外,原来“八个明确”中的其他7条各自的排序位置在“十个明确”中依次排列的顺序不变。

在修改和充实后的第一个“明确”中,增写了“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1]46,突出了政治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第十个“明确”中,把从原来第八个“明确”中移过来的“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扩写为:“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1]47-48这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具体表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也作了相应的微调。决议增写的第七个“明确”是:“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1]47。这一条所体现的是关乎我们党和国家在新征程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决议》中的第三个“明确”,在阐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时,增写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在阐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后增写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决议》中的第九个“明确”,在“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后,增写了“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显然,正如《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1]48

《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时代课题及对这个思想的科学定位,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决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个“什么样”和“怎么样”的基础上,拓展为包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内的三个“什么样”和“怎样”。显然,这个更为完整的概括,更加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的科学内涵,它既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总结,又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总结,还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总结。事实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0]9,已经内含了这样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5个显著特征的精辟论述,也内含了这样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11]3,以及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10]49-50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同样内含了这样的表达。

《决议》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定位上,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作了如下的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48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2],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0]3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0]19都证明,作为这次《决议》提出的体现这“两个结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被定义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它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决议》还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48-49这“两个确立”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引起热议。经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空前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再看看今日之中国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彰显出空前强大的生机活力,人们都会发自肺腑地认同,《决议》关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性意义”,就是指这个领导核心、这个科学理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都具有“定海神针”的威力,而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现在,这“两个确立”已经在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中日益“深得民心”。在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进军的新征程上,这“两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必将更加充分更加全面地显现出来。

访谈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次全会《决议》是怎样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呢?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和把握这些成就?

施芝鸿:《决议》从十三个方面分领域全景式总结概括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所体现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原创性成果。这一部分的内容非常丰富且厚重,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总归纳、大汇集和再升华。这十三个方面所概括的,都是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新认识,都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长期起指导作用的新法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用最长段落、最长篇幅展示的,就是《决议》中指出的各领域、各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比如,“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1]11-12那么,全会《决议》中同这些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相对应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是什么呢?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50。就是党明确提出的:“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中央出台中央政治局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1]50-51就是“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1]51就是“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查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清除‘两面人’,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51-52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决议》中的这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对于确保我们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原创性思想,并且也都是最重要的变革性实践。这样的总归纳、大汇集、再升华,就会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这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就不会有全会《公报》列举的那些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当然也就不会有这9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因此,在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可以把全会《公报》中分十三个领域展示的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同《决议》中体现在这些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对照起来学习领会,这样就可以把《决议》精神认识把握得更深入、更全面,贯彻落实得更精准、更到位。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说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3]371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情况更是这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各领域立了很多章程,同样是全方位的,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全会《决议》分领域展示的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章程、政策,都是成套的、成系列的。如同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的:“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13]2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和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相比,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或者说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了。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14]。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关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5],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

访谈人:这次《决议》的第五部分从五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对于这部分内容,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施芝鸿:《决议》第五部分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用历史的如椽之笔,精炼精辟地概括了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深刻阐明了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5条历史意义的科学概括,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五大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感极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经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国人民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决议》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1]91这样的“历史主动”从何而来?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传播和奋斗实践被中国人所学会,中国人民才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7]1516而来;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性实践相结合,特别是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于是,就一改旧中国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标志的新的飞跃,这两次思想理论上新的飞跃是更具有决定性的伟大觉醒,并在实践中不断展现为丰硕的历史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更加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走上了如今已不可逆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决议》中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应该怎样理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首先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135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指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我们党的话语系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可以被统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2]13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其对外表达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我认为,《决议》第五部分深刻论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13这一科学论断。

访谈人: 《决议》的第六部分用“十个坚持”概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您是如何理解这十个方面历史经验的相互联系呢?

施芝鸿:《决议》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10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1]122党和人民事业能够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党和人民事业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统一战线。党能够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敢于斗争。党能够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还反复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122

我认为,这“10个坚持”是集中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一问题的,也是集中回答“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一问题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决议》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22的重大历史关头应运而生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1]94-95

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决议》的回答还包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95;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1]98;党始终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1]99;党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1]99-100;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1]100;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1]100,等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决议》的回答是:“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8

同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决议》的回答还包括我们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党把独立自主视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党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97中国共产党既靠走自己的路解决了中国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智慧又蕴含着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遍价值。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个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统一体。我们今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加上这次《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显示的坚定历史自信、高度历史自信,都可以概而言之为“中国特色新文明自信”。中国共产党以这种“新文明自信”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访谈人: 《决议》在最后一部分面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提出了新的展望。您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从容“应考”呢?

施芝鸿:《决议》在这一部分设计了一个大气磅礴的二级标题:“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决议》写道:“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1]101这份优异答卷,就是党在四个历史时期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在实践创造中实现了四个伟大飞跃,在理论创造上不断实现新的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和总结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以及在这个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十三个方面成就”;特别是胜利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建成惠及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决议》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1]102

习近平总书记自2013年7月11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的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16]以来,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赶考”问题,并一再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个论断。在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伊始,这次新的“赶考”课题是什么呢?就是《决议》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向全党同志提出的:“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0-21

在提出这个新的赶考之路上的“新考题”之后,《决议》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全党同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新要求。

第一个“必须”是从伟大斗争的角度提出的,其关键词是清醒和执着。所谓“清醒”,就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清醒地看到、足够估计到各种风险挑战;就是要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保持清醒认识,一切都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干那种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事情;就是要善于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行百里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所谓“执着”,就是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我们党的既定目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第二个“必须”是从伟大事业的角度提出的,其关键词是善于把握规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各项工作,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奋斗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关键是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学好弄懂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的三个时代课题、“十个明确”的基本问题、十三个方面的创新实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思想观念和具体工作中都力求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善于认识和把握规律,特别是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11]13这就启示我们:只有准确把握历史规律,才能赢得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同时,还要善于在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过程中,用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卓有成效地协调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第三个“必须”是从必须传承好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角度提出来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一再充分证明,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民领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谈到最多的是人民群众,在考察调研中接触最多的是人民群众,在由他主导的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中关注最多的还是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亲民、爱民的崇高品质,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赢得人民群众高度认同和衷心拥戴。学习落实好《决议》精神,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论述和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宗旨落实到行动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政治本色。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共产党人精神高地,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当好新时代的人民公仆,为党旗增光辉,为人民谋福祉,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第四个“必须”是从伟大工程角度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0]14。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任务,是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性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界伟业的关键所在。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党要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要求全党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忠诚党和人民、忠诚党的理想信念、忠诚党的初心使命、忠诚党的组织、忠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对党忠诚要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日常言行上,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不讲条件、不搞变通,不掉队、不走偏,保证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第五个“必须”是从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提出的。《决议》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提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决议》突出强调“三个源源不断”,就是“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要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1]105-106。可以说,《决议》对于“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问题的突出强调,体现了我们党重才爱才、求贤若渴的深厚情怀,也蕴含着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大地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有作为、大有可为的热土。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最好、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现在我国正处于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我国科技和人才事业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将极大加快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

同时,《决议》关于“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关于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的战略眼光。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并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17]。建党百年来,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确保红色江山千秋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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