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肇始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站在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上，需要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而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诞生于人又塑造着人，没有脱离文化的人，同样也没有脱离人的文化。文化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又是一种生成性的存在。一方面，文化诞生于人类的活动，又同时塑造和规范着人类的活动。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人的“第二自然”体现了人是能够摆脱自然本能束缚的超越性存在。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文化拥有着鲜明的特征：文化作为总体性的存在，表征着人类的存在方式；而从文化的个性表现来看，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语境之中，文化的价值内涵是比较明确的。它体现于国家“五位一体”发展的总布局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相区别，主要指的是作为观念形式存在的文化，它是人类活动产物当中的非物质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以及日常行为规范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之下，中国是2020年世界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相比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中国的文化发展则相对较慢。如何使中国的文化实力与经济地位相称，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

根据统计，世界上现有的国家数量接近200个，曾出现在历史长河当中的国家更是数不胜数。与此相反的是，当今世界乃至历史上可以被称作是文化强国的国家屈指可数。举例来说，如果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人类全球化历史序幕的拉开，那么在这500多年的时间里一共有9个国家成为区域性或者世界性的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毫无疑问这些国家都是具有经济或政治影响力的大国，但如果我们说这些国家都是文化强国便一定会存在异议。由此可见，大国也并不一定就是文化强国。对于文化强国而言，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经济规模与军事实力，而是在文化上的影响力。纵观近代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文化强国具有如下共性特征。

首先，文化强国要具有突出的文化凝聚力。有学者认为：“文化凝聚力是指文化的精神层面，即文化特有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力量，通过文化的内化过程，引导、集聚、激励公民积极进取的精神。文化凝聚力作为民族情感的纽带，能够激发公民的民族感情，产生强烈的归属感。”^[3]人心齐，泰山移。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便能够推动国家走向富强，反之则会使国家走向衰败。可以说，文化凝聚力是文化强国最本质、最基础的特征，也是文化强国之强的根本性支撑。对于中国而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凝聚共识、鼓舞人心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文化凝聚力不仅是文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价值诉求。

其次，文化强国要具有鲜明的文化感召力。文化感召力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受到他国认可、追随和模仿的力量。仅具有文化凝聚力对于一个文化强国来说是不够的，文化感召力同样是文化强国的重要特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4]举例来说，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尽管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但由于其将本国利益视为唯一追求，罔顾甚至践踏别国利益，最终酿成了悲剧。将本国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并非错误，但是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他国的利益。而实现本国利益的手段也不能仅仅依靠强权与威吓，更多的是要依靠文化感召力发挥作用，使别国认可本国的愿景。正如约瑟夫·奈在谈论软实力时所言：“它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5]这实际上道出了文化感召力的本质。当前中国虽然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经济地位，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敌意，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失语”、挨骂的情况时有发生。基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树立鲜明的文化感召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价值追求。

再次，文化强国要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文化处于不断易变之中，一成不变的文化终会因与现实脱节而被时代所淘汰，而文化生命力就是一国不断对其文化进行推陈出新从而使自身不落后于时代的能力。一个国家需要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保持其文化生命力。缺乏文化生命力的国家宛若一潭死水，失去了创新动力与发展活力，也无法立于时代潮头。而文化强国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能够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地推陈出新，满足人民美好精神需要并不断激发国家创新活力。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这就更需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生命力作为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价值构成。

最后，文化强国要具有时代精神的引领力。优秀的文化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文化强国之所以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时代前进的方向。黑格尔曾经称赞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作为德国人的黑格尔在法国皇帝拿破仑攻破德国城市耶拿的时候并未对其进行谴责，反而对其大加赞赏，原因便在于后者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传遍了欧洲。在19世纪，世界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超越，因而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便深入人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而以往深入人心的观念“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6]591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变局中紧握时代脉搏，以时代精神的引领力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实现互利共赢，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掌握时代精神的引领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高价值追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9实际上，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同样也存在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相比，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仍存在着不足。从国内方面看，在宏观政策上对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塑造缺乏引领，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微观具体层面仍存在着短板。而在国际层面，也同样存在着世界对中华文化仍然怀有敌意与偏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仍显不足等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应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人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前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并不急迫，而当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后，精神需求便开始增长。随着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6]35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可以被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部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186因此，生产力不仅仅包括物质生产力的概念，同样包含着精神生产力或者文化生产力的概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文化生产力还相对薄弱。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为4.5%，较上一年增长0.02%，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增长缓慢。而早在2000年，英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就已经达到了8%。在2016年，德国文化产业产值与机械制造业产值基本持平。不难看出，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文化产业的GDP占比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首先要做强文化产业。对于我国而言，无论是以出版、影视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业，还是以游戏开发、动画制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均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动能不足。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多地向文化产业倾斜，扶持、壮大文化产业。其次要扩大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我国国际贸易总体保持对外顺差的现状相反，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尚处于逆差，文化产品出口量较少。因此需要扩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并扭转文化产品贸易逆差的现状。最后要善用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总和。”^[8]我国既有传承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有着建党以来所产生的红色文化资源，更有改革开放依赖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需要对其加以进一步地开发利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一方面能够壮大中国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能。

第二，努力推进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引导。大众文化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一种文化消费形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业化，它以满足都市大众的娱乐需求为主导，是市场经济时代最为活跃的消费形式。大众文化因其强调娱乐性而成为最易被接受的文化形态，但是它缺乏价值导向层面的自觉，因此需要对其加以积极引导。

积极引导大众文化，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问题。在威廉斯看来，大众文化包含着三重含义：“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可以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而这一点，在许多方面，当然也是与在先的两个意义重叠的。”^[9]这就是说，传统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是将其作为低档的、快餐式的文化来看待，而威廉斯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更多是“为许多人所喜爱的”作品。但是，为许多人所喜爱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低档次、快餐式的，为许多人所喜爱的作品也可以是既有现实的温度，又有理论的深度的作品。

当前的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很多人满足于庸俗肤浅的感性文化消费之中，所接受的文化消费品多以感官刺激为目的。如武打凶杀、诲淫诲盗、宫廷秘闻、警匪传奇等内容充斥于大众传播领域”^[10]。这就需要对大众文化加以积极引导，塑造向上向善的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并不是相悖的，二者是可以同向而行的。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7]11主流文化不能因其居于主流就自认为可以居高临下，而是要与群众相结合，将自身亦变为大众的，即为许多人所喜爱的文化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因此，大众文化作为最易被接受的文化形态，对其加以积极引导和塑造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一环。

第三，大力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学者将文化基础设施界定为“包含了学校、剧院、图书馆、文化体育休闲设施、城市文化公园、城市历史街区、城市人工和自然遗产等一系列满足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富有文化特色的基础设施组成的网络系统”^[11]，但是，这一界定缺少了对于乡镇向度的考察，这也从一个角度表明了我国在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对薄弱。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县级区划2844个，而县级文化馆数量为1604个，仅有约56.4%的县级区划拥有文化馆，群众文化机构2931个，平均每个县级区划拥有1.03个；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96个，人均藏书数量0.79册，每万人拥有图书馆面积121平方米，每万人拥有阅览室座席约8.5个；我国共有博物馆5446个，平均每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12]而根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MLS)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美国共有博物馆33072家，截至2019年，美国共有9057家公共图书馆以及17278个公共图书馆网点(包括图书馆的分支机构以及移动图书馆)。^[13]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人均占有量上看，中国的文化基础设施相对于美国而言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无论是有物质载体的文化还是观念形态的文化，都需要一定的平台进行传播，这个平台就是文化基础设施。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11没有传播平台，再好的文化形式也无法深入人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形成优秀文化固然重要，但通过一定的平台将其传播出去也是同等重要的。文化基础设施作为知识、艺术等文化形式传播的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努力建设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文化诞生于人，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是，在当前这个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创造文化的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文化生产力越来越有其具体承载者，文化产品越来越有其具体的生产者，这就是文化人才队伍。从量上看，当前我国人才队伍数量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数约为232万人，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35806万人，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6.5%，文化人才队伍人数相对较少。相比之下，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美国从事核心文化艺术生产的从业人员达到了54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6%，广义上从事文化产业(表演、广告、建筑、设计、教育以及文化艺术辅助服务等)的从业人员数量达到了1.52亿人，占其总人口近一半。从文化人才队伍数量上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质上看，我国文化人才队伍总体质量有待提高，文化产出质量参差不齐，国际影响力仍有不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人才队伍当中的指导地位还不够凸显。在2019年，我国图书出版种数为505979种，其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图书出版种数仅有758种，仅占全部出版种数的0.15%，情况并不乐观。^[12]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的各类文化人才所获得的国际奖项较少，在各类国际平台上发言、发表的数量较少，自说自话的现象比较严重，文化人才队伍的总体质量亟待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塑造和传播主流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这些任务都需要专门的文化人才队伍来完成。而从我国文化人才队伍的现状来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愿景相匹配。因此，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文化人才队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

第五，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引领。文化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首先提出了“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看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而另一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这两种领导权是分别相对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而言的……而无产阶级即使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视对整个市民社会的领导。”^[14]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见解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经济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仅仅重视政治上的领导权已经无法面对新形势下的种种新问题，还要更加重视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不仅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就涉及到与他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针对这一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文化领导权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1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的新形势对于文化领导权概念所做出的新阐发。确实，我国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的外部冲击较大，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仍处于文化守势，在国际社会上“失语”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个失语的大国很难称得上是文化强国，因此，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文化领导权问题都是应当被重视的。

第六，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地位也随之逐步提高。但是，对于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很多误解。“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论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攻击。可以说，我国目前还不具备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文化强国，不仅要向内用力提升自身实力，也要向外用力，努力地宣传、介绍中国，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关键是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16]通过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将经济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解决好“挨骂问题”，让世界能够真正地认可中国。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问题还是要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的。与西方文化惯有的两极对立思维不同，中华文化提倡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助于以中华文化的和合思维推动解决世界性问题，构建互利共赢的和谐国际关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超越国家的概念，因此，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拥有影响力强大的文化也是文化强国的本质特征。

除此之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矛盾。首先，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依靠市场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但是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同样要重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因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的评价可能其影响比某些产品生产所带来的损失大得多”^[17]。不良文化产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比其他不良产品带来的负面影响覆盖面更广，影响更为深远，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其次，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同其他产业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只依靠政府作用，同样也要依靠市场作用，以实现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单纯依靠市场配置文化资源就会出现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这就使得文化产业不能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借助市场作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丰富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以政策引导，使文化产业均衡发展、文化产品均等分配。最后，要处理好文化强国与文化强权之间的矛盾。文化强国之“强”，一定是在与他国的比较当中得出的结论，而在与他国比较的过程之中就容易产生出文化一元主义的倾向，即只认可本国文化而贬低他国文化，而这样的思维模式无疑将会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18]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塑造、尊崇本国文化，同时也要“美人之美”，尊重和欣赏他国文化，更要允许和鼓励各国文化“各美其美”，在“美美与共”的过程之中达成“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建成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成为前提的。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能够极大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感召力，会极大激发中华民族创新活力，为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真正使文化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相对接。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当中，将公元前500年前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同时出现的文化繁盛时期称为“轴心时代”^[19]。自此之后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华文化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万邦来朝”的盛况，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而自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列强的多次入侵，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遭受到了重创，甚至在文化上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文化自大到文化自省再到文化自卑的过程。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清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使国人开始冷静地看待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而随着一次次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国人也开始深深地陷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此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经历了从文化自大到文化自卑的中华民族也在逐渐走向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国家的内在特质需要有现实基础作为支撑，缺少现实支撑的文化自信归根结底仍然是文化自大，而文化自信所仰赖的现实支撑便是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和支撑，同时也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其中内因起决定性作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搞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不难看出，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生动力。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就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能够强化中华文明凝聚力。

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概念而非“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概念。实际上，这一现象就暗含了我们认为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文化，而是一种超国家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力和广泛受众的文化的前提假设。

中华文化与作为其载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含义层次复杂的概念。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在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0]由此可见，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所构成的是作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有着更广阔的范围，而不仅仅限于中国一国。在亚洲范围内，中华文化对于众多亚洲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不少国家使用汉字作为其官方文字，或者使用汉语作为其官方语言。尤其是通过海外华人华侨的传播，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建设文化强国一方面能够增加中国自身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整个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将海外中华儿女团结在“中国梦”的精神旗帜下，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能够扩大中华文化感召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文化强国的理想不只在于一国，更在于天下，这也是中华民族传承五千余年的终极理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之中注定包含着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历史使命的达成便在于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但是，我们除了自己享有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积极成果以外，也应该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文化强国的文化之强，不是强在吸引力，而是强在感召力。凡是不同于本国的他国文化实际上都存在着文化吸引力，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文化都具有文化感召力。文化感召力的产生一方面在于该国实现了较好的发展，为人民创造了美好生活，故吸引他国的学习与模仿，另一方面在于该国所倡导和践行的价值观念为他国所接受。无须讳言，当今世界所推崇的中国文化更多的还是在艺术、饮食等方面，而世界所推崇的西方文化更多在于其制度和技术层面。正如亨廷顿所言：“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Big Mac，巨无霸)。”^[5]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能够让世界更好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吸引世界各国学习中国成功的秘诀，从而扩大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互利共赢。而在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非此即彼、零和博弈居于主流。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两极分化、两极对立，一小部分国家享受着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而世界上的多数人还生活在饥饿与贫困当中。建设文化强国，有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感召力，让世界各国看到除了零和博弈之外还有另外一条可行的中国道路，让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多元一体图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之下，处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在马克思看来，集中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逻辑之下，世界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从国际层面来看，国际分工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带来了经济规模上的中心—边缘结构，而经济规模上的中心—边缘结构最终带来的就是单极化的国际关系，而单极化的国际关系反映到文化上则是文化一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从国内的层面来看，资本带来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两极分化和阶层对立。世界上前10%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后50%的贫穷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由此可见，在西方的主导之下，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的特征。

在这种结构之中，中国与世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边缘地位。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也日益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是为了占据中心位置，以此谋求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人类文明多元一体图景，让人类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之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文明率先开启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有学者认为，(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支柱……在现代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21]西方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造就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和交往法则，但这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与唯一结果。建设文化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合作超越文明冲突，与世界各国一道构建并守护人类文明的多元一体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