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抗战时期英美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与报道，“游击战争”始终是一个高频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游击战思想丰富了世界军事理论。目前，关于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察研究的相关成果已较为丰富。²但是学界关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国际传播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继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访问陕北后，一批英美记者前往陕北、华北等地采访调研。英美主要报纸首发或转载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泰晤士报》(The Times)、《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等在英美出版的报刊，也散见于《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热潮。本文拟初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部分英美主流报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报道，分析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在此阶段的转变过程。

英美报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报道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时期深入东北农村组织和动员群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抗战初期英美报纸多从日本新闻机构获取一手消息，新闻来源大多标注为日本东京。英美报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称谓也直接转引日方表述，主要有非正规军(irregular)、土匪(bandit)、叛乱分子(insurgent)、游击队(guerrilla)等。^[1]其中，除“guerrilla”为中性词汇外，其余称谓均包含不同程度的贬义色彩。未能实地调研采访的英美记者基于想象勾画游击队形象，并不了解游击战的战术安排与战略意义，将游击战争简单理解为“捉迷藏战术”(hide-and-seek tactic)^[2]。不过，纵使消息来源有限，英美报纸的报道也侧面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的艰难战斗直接威胁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3]

在全面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英美记者在报道中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的称谓。英美记者常使用游击队(guerrilla)、小型机动部队(small mobile unit)、游击部队(guerrilla army)、爱国者(patriots)等指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与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游击战和根据地情况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斯诺把采访毛泽东的长篇谈话交由《密勒氏评论报》发表。^[4]随后斯诺在《新共和》《美亚》《亚细亚》《星期六晚邮报》等期刊发表大量关于访问苏区的文章，1937年10月斯诺首次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³其中，斯诺初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战术、组织形式、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等。^[5]斯诺的访问引发了英美记者来华采访调研的热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⁴、维克多·盖因(Victor Keen)⁵、厄尔·利夫(Earl H．Leaf)⁶、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⁷、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⁸、托马斯·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⁹、菲利普·贾菲(Philip J．Jaffe)¹⁰、詹姆斯·贝特兰(James Munro Bertram)¹¹、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¹²等记者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实地调研陕北、华北及江南等地，及时发表了大量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报道，英美主流报纸开始首发或转载。英美记者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报道主要聚焦军事战略战术与群众动员这两个方面。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地区上升到主要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英美记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大部分英美记者区分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游击队与一般意义上的土匪、流寇。1937年4月，《华北明星报》记者厄尔·利夫在报道中指出“那种认为共产党的队伍包含土匪”的想法在他到访苏区的第一天就瓦解了。^[6]库尔特·布洛赫(Kurt Bloch)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曾来访中国。^[7]1938年2月6日，他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游击队在中国进行着双重战争》(“Guerrillas Carry on Double War in China”)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游击队在东北斗争并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这篇报道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一直以来坚持着对日军和伪军的双重战争。在回顾东北游击战的时候，他指出游击队员曾在伪满洲国度过了六年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生活^[8]。1938年8月12日，《华盛顿邮报》发布美联社报道题为《50万人在打了就跑的军队中为中国战斗——游击队试图拖延战争直至日本溃败》(“500，000 Fight for China in Hit-Run Army—Guerrillas Seek to Stall until Japan Collapses”)的报道，专门介绍了游击队的政治组织形式，指出“每支游击队各有一名军官和一名政委。”记者认为就组织形式而言，“政委的设立是游击队与旧军阀士兵根本区别的象征”^[9]。1938年9月18日，《华盛顿邮报》驻中国记者乔纳森·宾汉(Jonathan Bingham)在文章《日本认识到征服需要赢得的不仅仅是土地——人民铸就国家》(“Japan Learns That a Conqueror Must Win More Than Land—People Make a Country”)中也着重向读者解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土匪的劫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丝毫不追求物质利益”。^[10]

独创而新颖的军事战略战术迅速引起英美记者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趣。英美记者观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能够灵活地分散、集中与变换。1938年1月28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报道《中国游击队突袭日本在北方的兵线：切断铁路及消灭驻军》(“Chinese Guerrillas Raid Japanese Lines in North：Cut Rail Traffic and Wipe Out a Garrison”)介绍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战术。他写道：“在广大的华北地区，中国的红色军团和农民非正规军通过迅速的集中、迅速的进攻、迅速的分散，一次又一次地攻击日本的交通线和要塞……中国红军通过分散游击队发动新的袭击。”^[11]，《密勒氏评论报》登载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关于新四军游击战战术的报道时指出：“如果日军在某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守卫异常严苛，找不到弱点，部队就会在日军可能出没的地点附近埋伏。游击队随后突然进攻并迅速撤离。”^[12]英美记者关注到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削弱与妨碍敌人的具体战术战法。1938年2月6日，库尔特·布洛赫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指出：“游击队的战术目标并不是为了取得多么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的目标通常更小一级——炸毁铁路轨道，使补给列车脱轨，以便获得武器、弹药和补给；他们还缴获并摧毁卡车，解除孤立的巡逻队的武装，惩罚汉奸。”^[8]1939年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转载美国《时代》周刊一篇介绍游击战的文章。在这篇名为《游击战的战术和活动：游击战通讯员详述》(“Guerrilla Tactics and Activities Detailed by Roving Correspondent”)的报道中，曾到访陕北的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写道：“有两位游击队员成功毁坏了火车，因而成为游击队的骄傲。抗日战争开始前，这两位游击队员分别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和物理系的教授，他们都是体面的中国学者。他们向记者解释他们的游击战术时说‘游击战就像下棋，我们的对手是日本陆军的工程师，我们的目标是毁坏日本人建立起来的价值五亿日元的铁路设施，而日本的目标是阻止我们的任务成功实施，所以我们要采用游击战。’由此，2000名骨干最近被派去协同铁路突袭任务。”^[13]英美记者观察到了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关系。1938年10月19日，《泰晤士报》一篇名为《游击队在华北作战》(“Guerrilla Fighting in North China”)的报道阐述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的情况。文中写道：“中国正规军队在其他地方拼命作战的时候，华北的游击队在敌后与敌人抗争……游击队于八月攻占了冀东，目前正成功抵抗日军对冀东的一切进攻。”^[1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与物资情况也是英美记者报道的一个重点，并且在报道中特别突出了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艰苦的生存条件与刚毅不屈、英勇抵抗的精神。1938年3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在题为《小小的苏区为中国动员了庞大的游击军队》(“Midget Red State Mobilizes Huge Guerrilla Army for China”)中报道：“共产党在12个小型武器库中制造步枪、迫击炮和弹药……这个新政权的防御力量由50万中国农民组成。四分之一的人有步枪，其余的人有大刀、长矛或手榴弹。进攻力量集中在骑兵营，每营1500人，每14人为一小队并配备一挺机关枪。”^[15]记者还对中国共产党缺乏物资的情况表示同情：“八路军的衣服和装备都很差，连手套也没有，多数人没有袜子，只能穿着布鞋踩在冻土上。”^[16]1938年11月13日，《华盛顿邮报》在题为《中国农民协助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Chinese Farmers Aid Guerrillas in Harrying Japanese Invaders”)的文中报道：“八路军的男孩们一天只吃两顿粗粮，没有米饭和蔬菜……尽管他们饮食节俭，八路军男孩们在耐力方面可以与任何人相媲美。”^[17]1938年8月22日，霍尔多·汉森在《大陆报》指出：“游击队员们每天只有两顿饭吃，吃的是和他们的长官一样的食物——高梁饭或小米饭，再加上一些糠咽菜。他们唯一能吃到的佳肴是从日本人那里夺取来的鱼干。”^[18]

大多数英美记者在报道中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如何有效钳制、消耗日军并使日军难以抽调兵力用于正面战场。1937年12月15日，《泰晤士报》发表的题为《在华北的六个月》(“Six Months In North China”)一文中指出：“使用‘名义上的占有’这一词形容日本对于已攻占地区的控制是很合适的。因为，尽管日本军队看似清除了这些地区所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控制该地区……虽然仅凭这些游击队的力量不足以阻止日本军队占领北方五省，而这五省是日本军队几年前就下定决心要占领的，但游击队的存在有可能使日本占领和镇压这些领土的过程变得困难且代价巨大。”^[19]1938年7月8日，《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一场没有“前线”的战争：日本陷入中国游击战》(“A War Without a ‘Front’：Japan's Blunders Chinese Guerrilla Tactics”)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游击战的破坏力可能比有形的数字更重要，因为它打击着日军的士气。中国胜利愿景的基础是中国游击队战士的工作。”^[20]库尔特·布洛赫在2月6日的报道中将中国的游击战争与西班牙对拿破仑的游击战以及南非对英国的游击战进行对比，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与这两个游击战相比规模更大。^[8]《游击战的战术和活动：游击战通讯员详述》^[21]写道：“迄今为止，在被日本人‘征服’的43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上，成千上万被围困的中国农民今天仍在坚持不懈地顽强抵抗着。在这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中，勇敢而足智多谋的中国人试图挫败和消耗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创造了这场战争中一些最激动人心的故事。然而，由于游击战的性质，他们是在黑暗中进行的。”^[13]

英美报刊指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是正规战的辅助形式，对日作战的形式正在由正规战争为主转变成抗日游击战争为主。1938年2月20日，库尔特·布洛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中国以消耗战战略为基础：争夺土地与城市的战争让位于小型机动部队的战斗》(“China Bases Strategy on Plan of Attrition：As War for Lands and Cities Yields to Battle of Small Mobile Units”)的报道指出：“去年秋天，装备简陋、兵力薄弱的八路军在山西山区出人意料地长时间成功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甚至现在中国机动部队和游击队仍在后方袭扰得胜的日军，他们遍布山区。”布洛赫强调：“大规模军队之间为争夺城市和领土而展开的激烈正面战斗正在让位于规模小得多的机动部队的战斗，因此，中国的战略可能更适合于肩负消耗侵略者的重任。”^[22]1938年8月12日，《华盛顿邮报》转载美联社新闻报道：“比起蒋介石集中的军队，日本士兵其实更害怕中国的游击队。从战术上讲，日本人接受的是正统的德国战术训练，即阵地战，这些训练对游击队在华北地区打了就跑的作战方式束手无策。事实上，游击战术是更加持久的战术。^[9]霍尔多·汉森在《大陆报》中强调：“尽管战争会受到未知因素影响，我认为，在目前的战争中，地方的游击队对整个战争起决定性作用。”^[23]1938年10月22日，记者马克·甘斯布(Mark J．Ginsbourg)在《华盛顿邮报》上刊文指出：“虽然东京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日本总参谋部和各财团对游击队对于日占区的威胁感到严重震惊。虽然遭到了日本入侵者的打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者的精心培训，时至今日，游击队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希望，同时也成为日本最大的噩梦。目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领土，但他们的实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和一些铁路线。”^[24]

英美记者笔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形象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经历重要转变。例如，1937年10月维克多·盖因(Victor Keen)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红色拿破仑在后方袭击日本军队》(“Red Napoleon' Attacks Japanese Army at Rear”)一文。维克多·盖因来山西考察，采访了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盖因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术，称赞朱德为“红色拿破仑”。文中盖因详细报道了“朱德采用游击战术奇袭敌人在北部的500英里防线”。报道称：“很多中立人士对来自山东前线的报告细节的准确性有相当大的怀疑，尽管日本的情报也已证实了朱德军队在西北地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25]

英美记者既从战略战术层面凸显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较为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与群众的关系。1938年1月16日，驻华记者纳桑尼尔·裴斐(Nathaniel Peffer)在《纽约时报》撰写《中国战况迫使日本暂缓侵略：帝国会议被迫面对征服中国计划的失败和持久游击战的威胁》(“Course of War in China Forces Japan to Pause：Imperial Conference is Obliged to Face Failure to Win Submission and The Threat of Long Guerrilla Campaign”)一文，其指出：“也许，日本侵略计划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适应共产党人组织全体群众作为根据地的方法，这种方法为游击队提供庇护和补给，并且阻挠日本军队的侵略。”^[26]1938年2月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记者巴奈特·诺娃(Barnet Nover)撰写的《红色中国：首个真实故事》(“Red China：The First Authentic Story”)。在阅读斯诺著述后诺娃指出：“斯诺第一次明确地表明，之前任何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简单假设都是失实的……在中国共产党人途径的每一个地区，他们都设法赢得了农民的支持。”^[27]

英美记者观察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之所以能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站稳脚跟，关键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1938年2月10日，史沫特莱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报道《中国游击战：红军在北方的辉煌战术》(“Guerrilla War in China：the Red Army Brilliant Tactics in the North”)提到：“八路军、农民游击队以及工农学各界站立的地方，就是前线，也是后方。因为在这个伟大的战场上，八路军动员、组织、训练和武装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直到日军在每一个山坡上、每一个山谷里都发现了对手。”^[16]《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中指出，大量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在支持共产党。^[28]1938年3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一个拥有700万中国农民的小小的社会主义政权正在动员一支庞大的游击队抗击日本人。这些农民居住在一个面积相当于康涅狄格州的地区，他们的食物自给自足，并且自发形成武装力量袭击敌人在中国华北的交通线。”^[15]《密勒氏评论报》登刊贝尔登的报道时指出：“新四军在根据地群众中极受欢迎”。贝尔登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新四军不压迫群众，而是切实帮助群众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从而发扬了几年前中国共产党部队在江西奠定的传统。”^[12]史沫特莱曾明确指出，八路军从来都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他们还依靠组织和武装群众^[16]。《华盛顿邮报》报道：“群众时刻向中国共产党告知日本侵略者的动向”，“一个广泛分布的情报系统在五小时内向中国共产党司令部报告日本驻军的任何变动”。^[15]

英美记者在报道中深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社会动员方式。为了回应一些未曾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对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mass mobilization)的质疑，1938年8月4日，史沫特莱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文章《中国游击战：红军正在动员人民》(“Guerrilla War in China：the Red Army Mobilising the People”)以五台山根据地为例论述：“在这一地区，每收复一个城镇或村庄，中国共产党都会召开群众会议……群众按行业组织起来，形成农会、工会、学联、儿童团体、商会等。从这些组织中，群众选出了一个群众动员委员会，由诚实、有能力和具有爱国热情的代表组成。群众动员委员会成为群众运动的协调中心并与部队联合行动。”^[29]1938年8月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美联社题为《游击队在敌后占据了大片区域》(“Guerrillas Hold Huge Area Behind Japan's Chinese Line”)的报道，引用游击队员的采访指出：“游击队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让每一位农民，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参加组织团体，农会，商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即童子军)等。我们通过这些组织宣传抗战理念。”^[30]1938年12月14日《曼彻斯特卫报》在题为《华北：八路军游击战的巧妙政治战略》(“North China：the 8th Route Army Guerrilla War Skillful Political Strategy”)的文章中指出“在八路军看来，最根本的政治目的是争取群众的合作，没有群众的合作，游击战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31]1938年12月17日，《密勒氏评论报》的报道《领导游击队的新四军备受关注》(“New Fourth Army Springs Into Limelight as Leading Guerilla Force”)介绍军民共同开设医院。报道指出，新四军建立了根据地医院和诊所，供群众和士兵看病。新四军在根据地建立了生产步枪和其他小型武器的小型工业合作社和商店。^[32]英美记者深入山地、平原地与河湖港汊地观察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深度采写中国共产党将民众组织在各抗日团体之内的方式方法，认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堡垒。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33]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创性的军事探索，丰富了世界军事理论与实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迅速引起了众多英美记者的兴趣。“游击战争”成为英美记者在抗战时期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关键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之所以出现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国际传播热潮，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游击战争论著的大量发表有关。毛泽东在此阶段深刻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着眼抗日战争全局，将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高度，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内轻视游击战而只重视正规战的舆论倾向。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英美记者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报道较早地向世界说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被英美记者认为是“中国的希望”。^[19]英美记者对于游击战争的高度评价是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转变的重要原因。记者中既包括斯诺、海伦等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较多的国际友人，也包括大量立场中立甚至之前对中国共产党心存偏见的西方记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英美记者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宣传从斯诺、海伦、史沫特莱等记者的个别报道逐渐扩展为覆盖主流媒体的广泛国际传播，有力驳斥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谣言与失实报道。同时，英美记者也在报道游击战的过程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广泛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对日作战方式。英美记者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卫报》《匹兹堡信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报道在抗战相持阶段更加系统和深入。¹³ “游击战争”甚至衍生了许多相关词汇，工合组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被称为“游击工业”(guerrilla industry)。^[34]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