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十四亿中华儿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自信昂扬地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本次访谈围绕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事业等内容，专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请胡教授从国情研究的视角出发分享他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一、 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征程
访谈人：72年栉风沐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始终不渝地追寻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一条道路要回答的正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灿烂却在近代遭遇冲击和衰落的文明中，如何实现自身现代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历程，请问您是如何认识的？
胡鞍钢教授：一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同时是一部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探索史。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现代化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程。这一场现代化“持久战”大致可分为3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前，这一时期是我国现代经济的初步成长阶段(又称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我国确立了从“国家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现代化战略设想，并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制定了“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走在世界前列。经过这一阶段的准备，我们首先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又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我国摆脱“一穷二白”“一大二弱”的境地，建立了较为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现代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军事体系。可以说，这近30年是奠定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资本、制度资本、国防资本基础以及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当然，在这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严重曲折，这些挫折同样为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30余年，这是我国进入现代经济高速发展、实现现代经济起飞的重要阶段。这期间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总量扩张、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成功实现了现代经济腾飞。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重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提法，推动我国现代化目标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口号性到务实性、从浅层认识到深化认识的深刻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号角下，党中央主动调整了70年代我国现代化战略构想。原定于20世纪末全面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被推迟到21世纪中叶，并且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可以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开始解决“富起来”问题，基本解决了我国十一亿人的温饱问题，成功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面对西方霸权制裁和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双重压力，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成功带领人民生活进入总体小康水平，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设计并公布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和量化指标。依照当时构想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7.2%左右，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大体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十年中，党中央高举科学发展旗帜，紧抓重要战略机遇期，朝着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为核心目标，成功使我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全局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目标，再次集中设计了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具体目标，进一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升为我国现代化征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和标志性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围绕“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划制定了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用新“两步走”规划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继续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历史起点上，我们也将迎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又一个30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将继续大幅跃升，建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进入比较富裕阶段；国家科技实力大幅提升，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构建覆盖全体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缩小；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也基本实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在人均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等主要现代化指标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将领先世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更加巨大，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访谈人：老师，您按照历史纵向脉络为我们梳理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3个30年进程，将我国现代化建设宏伟历程生动地铺就在眼前。我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那么这些成就与变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胡鞍钢教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世所罕见的，惠及人口之多也创下了世界历史纪录。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一盘散沙”变为具有强大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从过去的“饥荒之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从曾经的工业落伍国变为如今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从世界最大贫困人口之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全面小康社会”。
从政治角度来看，新中国的建立扭转了旧中国过去“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衰败局面，才有了如今国家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的良好局面，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首要前提。我们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的中央政府，有效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尽可能快地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独立安全，为我国赢得了长达70年的和平红利。而以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标志，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为当今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人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打下政治基础。
从农业发展角度来看，我国从世界的“饥荒之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彻底打破了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提出所谓“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2]1510的预言。我国始终坚持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依靠自己的努力有效利用稀缺耕地资源(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11%[3])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18.1%的十四亿中国人吃饭问题，实现粮食市场有效供应，有力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改革开放也率先在我国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构成了新时期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我国农业正依照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方向继续推动“三农”事业繁荣发展。
从工业发展来看，我国从一个世界工业化的落伍国成功转变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着“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2]1430的落后工业基本国情。但是，我们还是依靠全线、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工程，建成了基本工业体系。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工业基础沉淀与发展，我国现已成长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新时代中国“制造”也正逐步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发展，我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位势得到进一步提升。这种齐全、强大、现代的工业生产优势也在这一次的抗击新冠疫情大考中得到充分彰显。
从文化发展来看，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先进的文化软实力大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一大批内容丰富、进步先进的文化内容呈现在人民眼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公共文化事业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为人民带来源源不断、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要求推动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发展，这就需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素养和文化素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持续不断进行卫生革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是在国家综合国力较弱的情况下，集全民力量成功控制了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恶性传染疾病，有力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7岁提高至2021年的77.3岁，这同样是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理念得到充分彰显的体现。此外，将人民用科学文化武装起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文盲充斥、人才匮乏、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极低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但是通过全国动员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逐步普及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2021年我国文盲率已降至2.67%，1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9.91年，我国人民文化水平已有了极大提升，正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发展跃进。
从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言，中国从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成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贫困人口之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仅为44元，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中国共产党将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带领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作为庄严的政治承诺，通过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调节积累与消费比例、实行有计划地减贫开发战略、地区专项发展计划以及精准扶贫战略等等举措，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功实现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增长的跨越。在70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我国已经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从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来看，我国实现了从科学技术的“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的巨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研力量十分薄弱，国内仅有30余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依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发展方针迅速壮大我国科学技术力量。这一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步。在人造卫星等方面达到了同期世界科技发展水平的前列。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更是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部分行业和领域甚至摆脱了以往对西方先进技术亦步亦趋的状态，成为世界先进科技的引领者和领导者。如今，我国从事科研活动人数已超过509万人年(2020年)，成为世界最大科技人力资源国家。我国研发支出也超过了2.44万亿元(约相当于5531亿国际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研发经费支出国，科技创新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长起来。
总体而言，在现代化建设许多方面我们曾是落伍者、追赶者，但是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同行者、甚至是主导者。仅仅用了70余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200余年所达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就，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自豪的。
访谈人：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和世界减贫奇迹。而这样一条道路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有着坚实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请问老师如何看待我国现代化事业与社会主义制度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呢？
胡鞍钢教授：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度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显示出了巨大优势。这一独一无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制度体系可以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人民民主的民主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优势、民族大团结优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以及人民中心发展思想优势等13个方面。这样一系列丰富的制度优势已经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首先，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到底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制度、遵照什么样的制度标准作出了历史性回答。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就是要看这项制度能否帮助我们“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4]。对于这样一个评判标准，我将它称之为“邓小平标准”“中国制度标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向世界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大背景下明确提出这一制度标准是十分可贵的。因为这一标准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学习的边界：改革开放是要推动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绝不是要在政治上照搬照抄西式民主制度或是认同西式制度标准，中国还是要创造和坚持有利于中国人民、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特点的民主制度。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就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明确提出了8个方面的判断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5]。对于这一个评价标准，我将其称为“习近平标准”。综上，“邓小平标准”“习近平标准”即“中国标准”可知，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标准，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得到中国人民认同的制度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
再者，正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党的领导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各项制度得以完善和巩固，为彰显制度优势提供前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集中概括和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方面显著优势，这些制度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政治优势为例：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现代化建设各个阶段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使自己从一个能破坏旧世界同时善于建设新世界的政党、从一个力量弱小的政党逐步成长为具有相当凝聚力的世界强大政党。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体制贯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且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巩固与完善。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我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基本优势、综合优势、强大优势和长期优势。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保障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绝对领导地位；人民民主政治优势极大地调动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优势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优势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等等。可以说，这些优势集合成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合力，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访谈人：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请问您如何看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胡鞍钢教授：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对人民的一项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将使社会主义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现代化历程、带领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这一初心生动体现在中国共产党70余年现代化征程中，从发动国家工业化到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摆脱绝对贫困到解决温饱问题、从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全面建设共富社会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实现高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兑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再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作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6]的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历程中，可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细化为上下两个半场。在上半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工作是在绝对贫困阶段，打下经济高速腾飞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21世纪上半叶我国将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我们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因此，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下半场的重要分界，为我国开启初级阶段下半场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基础。
第三，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介于小康水平和基本现代化水平之间的过渡桥梁。我们的研究团队依照国际上通行的10个关键性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访谈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建设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征程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发展重点？
胡鞍钢教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不是我们止步的终点，我们回顾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7]。有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着力补齐发展短板，推动我国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国各地共同发达的方向前进。
就发展社会主义现代经济而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扎实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基本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转型期，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就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而言，应当逐步实现从以农业、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变，逐步实现从农业为最大就业部门到服务业成为最大就业部门的历史跨越。就发展的内生动力而言，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朝着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数字化、国际化与全球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多方面协同拉动转变，同时以科技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推进民主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动我国政治建设在党的领导和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与框架下，不断完善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制度。自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来，国家制度体系日益朝着完备、成熟、定型的方向发展。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具体表现为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来说是指向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双重内涵的现代化。因此，下一阶段我国国家治理事业的目标是既要降低国家社会治理的成本，又降低基层社会管理成本，实现治理效益最大化、长期化，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全社会各类收益。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只有文化振兴才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建设的首要工作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18。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的任务还在于建成覆盖全体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构筑覆盖全体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在更高层次、更大程度上满足更多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全面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文化产业兴旺发达也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支持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使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加突出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建设，必然要求推动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建设一个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共同繁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将朝着全民终身学习(从学前到老年)方向发展；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着力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公平。为保障人民健康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不断完善健康保障体系、终身服务体系(从胎儿到生命终结)，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人口健康强国。为更好地保障民生，同样需要健全多层次就业机制，着力实现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在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按世界银行每人每日收入在10～100国际元标准(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在1.5万元以上)，2020年全国仍有20%的低收入户(近1亿家庭户)低于这一最低标准，而这一部分人群也就成为接下来需要着力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主要人群。在我国农村，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后还要继续减少相对贫困人口，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与关键词是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走出一条与黑色工业化截然不同、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这既是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之路。这种发展之路，不同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期下降乃至脱钩的绿色发展模式。按照这样的发展之路，中国将在2030年进入全面生态盈余期，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煤炭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彻底脱钩。到2050年我国将全面实现绿色现代化、全面建成生态文明社会；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人类绿色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最大的中国贡献。
国防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目前，我国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仍不相称，与国家安全保障需求不适应，与我国在全球地位不匹配，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亟须补齐的短板。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新时代强军目标。通过实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充分发挥政府(军队)与市场在国防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国防产出正外部性效益最大化，加快推动我军朝着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转变。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相较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而言仍是相对落后的，具体表现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益仍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小差距，我国在全球工业产业链、价值链上仍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再者，目前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国内能源供给不足、生态基础薄弱等一些硬性约束条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在教育、医疗、卫生、健康、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全球第三的国家，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将长期存在。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征程中，我们还应加快发展，充分利用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以创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再迈上更大的台阶，用三个五年规划如期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
访谈人：您刚才谈到下一阶段我国将继续加快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百年夙愿。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这也是大众十分关注的内容。还请胡老师为我们解读。
胡鞍钢教授：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同小康社会目标几乎是同时期提出的。可以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中国继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小康社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又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
对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目前一般有两种不同认定指标。第一种是以人均GDP的绝对数为标准。这是一个低标准，因为必须按不变价格(不将汇率变动考虑在内)，因此它一般不具有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性。第二种则是按照人均GDP的相对标准。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数据，如果人均GDP(2017国际元)能够达到相对美国的40%～70%，可视为中等发达或比较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人均GDP(PPP)能达到美国40%及以上的国家视为中等发达国家，能达到美国同期PPP的70%以上国家定义为发达国家。2000—2020年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速为0.9%，同期中国为8.1%，中国人均GDP(PPP，2017国际元)相对于美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6.7%上升至27.3%[8]，提高了20.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团队的测算，按照正常的发展趋势预计，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PPP)达到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40%以上，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能够大致在2035年，甚至更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
访谈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定了战略部署。请您谈一谈未来如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
胡鞍钢教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相适应的一项重大事业，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大有可为。历史和现实也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我国已“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9]的改革成就，这构成了当前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工作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国家治理工作作出顶层设计、系统安排和持续推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明显提高。“十八大以来，我们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一共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其中许多是事关全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如市场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等。”[10]这些关乎国家发展建设方方面面的重大改革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六大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今后，国家治理工作将继续围绕上述方面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再者，依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着力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国家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制度设计上更加完善。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地制度、体制和机制保障。
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彰显。具体而言：到那时我国将拥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不断完善和更好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实现人民民主、领导国家政权、建设法治国家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一整套制度体系；制度执行更加有效、透明和公平。
可以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发展、社会建设事业、美丽中国建设、平安中国建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各方面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高效治理效能。
三、 新时代我国国情研究的现状与方法
访谈人：党的十九大向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中央基于我国内外发展实际作出的重大判断。胡老师您长期从事我国国情研究工作，新时代历史方位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同样是您关注的重点。您很早就预言了随着中国迅速和平崛起将会极大地推动南方国家(非OECD国家)大发展、南北国家(OECD国家)大趋同、南北格局大逆转以及全球治理大变革等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请问老师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哪些新情况、新形势，对于这些新情况我们又该作何应对呢？
胡鞍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现实国情作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判断，新时代我国国情研究也应从国内外两方面出发予以考量。
就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由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国际政治格局变迁和第四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浪潮，构成了我国面临的客观国际环境。在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世界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基础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倾斜，进而从根本上打破两个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秩序也将因此逐渐转向世界多极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中国在这样的时代与世界大变局中紧紧抓住历史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主要代表的最新一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网络、绿色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首次成为这一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的领跑者、贡献者，这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而在寻求加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下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是更加复杂且更为不利的。世界经济增速仍处于放缓甚至深度衰退期，尤其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各国如何在控制疫情常态化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恢复与持续发展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另外，从人类长远发展来看，来自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持续上升等全球性问题对中国发展布局与发展进程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2019年世界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比2000年增长了43.9%，而中国2019年碳排放占世界比重的28.8%、2020年又上升至30.9%，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11]。这是中国在实现绿色发展与绿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最大国际背景。
就国内发展实际而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发展问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面临着许多需要着力解决的发展难题。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同中等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在人均基础设施存量、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仍有追赶空间。第二，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在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质量化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绿色经济发展也需要更多设计与规划。第四，现阶段我国人口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老龄化规模巨大的同时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2020年的2.54亿人上升至4.41亿人。与此同时，少儿人口(0～14岁)将由2.54亿人下降至2.02亿人。受少子化影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也将持续下降。为此中央首次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总体而言，物质基础雄厚，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拥有规模丰厚、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有着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发展前景和发展韧性的重要经济体之一。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强、前景广阔的良好发展态势将继续保持下去，中国也将为构建国际经济政治生态新秩序作出更大贡献。
访谈人：国情研究在人们认识世界与分析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胡老师您作为我国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在国情研究和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制定与评估领域有着重要地位，能否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以及您所带领的团队开展国情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胡鞍钢教授：我个人正式开始从事国情研究与学习工作可以追溯到我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当时我选择了中国社会发展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也有幸参加了周立三学部委员主持的中科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由此开启了我的国情研究生涯。
就国情研究的分析方法而言，我和我的团队所采取的国情研究分析框架和思路汲取了系统学科的思想方法，尤其是受到了钱学森先生系统集成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启发和影响。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中国国情)更像是一个集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根据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个巨系统进一步分化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以及国际系统等数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对于这些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我们又以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定性与定量知识、理性与感性知识加以综合、系统且持续地研究，从而达到了对这个巨系统更为深刻地理解。
在国情研究的历程中，我和我的团队也发现了坚持正确的研究视角对国情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视角的选择十分重要，视角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研究的思维起点和根本方向。在多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我总结了观察和分析现阶段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必须坚持的4个视角。
第一是要坚持历史视角。历史视角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研究从哪开始、现在在哪、最终指向哪里。第二是要坚持辩证的视角，将事物发展视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是一个从温饱到小康、从全面小康到基本现代化、再从基本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递进式发展过程。第三是要坚持发展视角。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发达因素和不发达因素共存的过程，是一个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发达因素和不发达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完全的有利因素或完全的不利因素这两种情况都是极少见的。最后，在我国国情研究中还要有广阔的国际视角。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它自身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自觉地了解和关注中国在国际中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变化，从而获得对我国国情更为全面(森林式)和动态(阶段式)的认知。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成果来之不易，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重要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在统揽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船必将行稳致远，社会主义中国也将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