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所处时代的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工人阶级政党科学认识宗教现象和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新时代宗教领域进行了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宗教工作重要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始终关注宗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散见于他们的系列著作和书信中，这些有关宗教的系列论述，基本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当时的状况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对社会主义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了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本质、根源、产生与发展、社会作用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处理宗教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与人类思想认识能力，从三个方面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一是从人的社会存在及社会关系中理解宗教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宗教作为社会的产物，其本质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在相关社会关系中去找寻。二是从对人的自我意识及自我感觉之精神抚慰上理解宗教的本质。马克思在从社会客体层面理解宗教本质外，还结合人的主体需要来探究了宗教的本质。他以“同情”和“理解”的口吻对当时人们迫于生活困难而从宗教中找寻精神抚慰的现实，强调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宗教被马克思称之为“人民的鸦片”^[1]4。三是从人的本质异化来认识宗教的本质。马克思在探究宗教本质时亦论及人的本质异化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异化把此岸、今世、人间变成了彼岸、来世、天堂和地狱，所以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反映，是人的本质在现实中被扭曲而不再具有现实性。恩格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2]基于当时俄国宗教现状的复杂，列宁对宗教的批判更为深入，他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中，就曾以更加具有批判性的语气指出“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3]220。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简单、抽象地脱离社会现实来讨论宗教的本质，而是结合社会现实，从宗教生存的现实社会中，在其具体的社会存在中找寻、认识和分析宗教的本质，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宗教本质时，对宗教的根源已有所涉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是从社会层面论述宗教存在的根源，这是对宗教本质及其社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层面；二是从认识论层面讨论宗教存在的根源。第一，从宗教存在社会根源来看，宗教起源于自然的过程，在人类社会过程中被人创造出来。马克思曾鲜明指出宗教就是人的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4]。恩格斯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存在的现状则进一步明确：“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5]列宁也同样非常强调宗教的社会根源，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论及社会苦难与人的宗教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6]175。第二，从宗教存在的认识根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宗教的历史时，特别是在自然宗教的论述中曾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7]309当然，对宗教根源的认识绝不仅仅存在于原始社会，在阶级社会中也得以存在，人们甚至预测在今后阶级消亡后的社会中也可能会依然存在。这是基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只要人达不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8]，宗教的自然根源和认识根源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也就是宗教存在的认识论根源依然存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宗教有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宗教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9]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社会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身规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宗教最终也会走向消亡。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考察了人为宗教，尤其是结合基督教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们认为基督教在最初产生时乃是被压迫群众的运动，但是后来其阶级地位发生变化，并发展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基督教“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7]311，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列宁则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3]221，在国家层面上使宗教成为真正的“私人事情”，对宗教的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而在政治上仍需团结宗教信众。受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产生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基本上局限在社会主义社会萌芽发展的阶段。从宗教的未来与消亡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体上认为宗教会最终消亡，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具备一些条件。而目前这些条件尚不具备，还需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社会作用主要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由谁来发挥，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以及是在什么历史阶段下发挥等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所作出的评价。一般而言，在阶级社会中，其消极、负面的作用可能性较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消极社会作用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宗教在阶级社会中起过“精神压迫”的作用，如“鸦片”“精神上的劣质酒”等。二是宗教曾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为其套上可起到保护作用的灵光圈。把压迫群众称为是“上帝的旨意”，为封建制度作辩护等。三是宗教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发挥作用，成为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10]520。四是宗教曾为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五是宗教与科学的对抗影响了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10]510。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多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因其保守，往往阻碍打压科学的发展，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

宗教与政党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该问题的认识主要关涉工人阶级政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政党按照自己的信仰选择，理应与宗教划清界限，不能信仰宗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宗教对于国家而言可以作为“私人事情”而获得其“信仰自由”，但工人阶级政党成员的“信仰自由”则是相对的，决不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工人阶级政党依然要与宗教世界观作斗争，坚持自身的无神论立场，但这种斗争必须服务于政治任务的需要，而不是狂热的。无神论的宣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因为宣传无神论而伤害了宗教信徒的感情。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对此列宁有着诸多的论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6]195。“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本质、根源、发生与发展、社会功能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等方面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宗教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与把握宗教的本质、根源、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并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届领导人在宗教领域所形成的经验与理论，对新时代宗教领域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新，就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其基本要义可以从下六个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凝聚中国力量，而拥有广大信徒的宗教自然而然是中国力量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宗教又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社会、经济、民族等问题密切相关，甚至存在某些交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宗教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特点，互联网发展、恐怖主义抬头、分裂主义出现、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以及国际反华势力干预等，使我国宗教问题更加严峻、宗教工作更加复杂。为此，习近平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强调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宗教问题是党治国理政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即“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12]301。习近平从全局观、和谐观、统一观和安全观阐明了宗教问题与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宗教的价值具有两重性，而在具体主张上则更强调宗教的消极性。习近平辩证分析了宗教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强调要“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13]。就其积极性而言，要“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14]。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要重视发挥宗教在文化传承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宗教的教规、教义和道德中含有积极因素，是社会主义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让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宗教相结合，衍生出新的更加贴合我国社会的教义。就其消极性而言，宗教往往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他们以宗教为手段或渠道，以此来推行自己的政治图谋和战略。受各种因素尤其是“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敌对势力常利用宗教进行各种反共反华活动，宗教就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祸害，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因此，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国家宗教事务局指出，要“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宗教，减少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14]。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还将长期存在并产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宗教的消亡条件，强调其消亡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则从社会层面论述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力量^[15]。因为现实的矛盾斗争和发展的不平衡长期存在，宗教作为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也长期存在。这说明宗教具有长期性，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将长期存在，宗教的消亡最终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为此，必须要尊重宗教发展的自身规律，精心做好宗教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全国事关宗教事务的各类会议上，对新时代做好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与阐述，集中体现了“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原则。针对新时代背景下宗教领域的态势，即宗教工作面临的复杂态势仍然存在，要解决的矛盾仍然棘手，要处理的问题仍然紧迫。在如何处理好宗教问题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要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同时习近平还要求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二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依据宪法，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是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宗教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主权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宗教界同国外宗教界的交往日益增多，一些国外宗教组织和势力企图打着宗教交流的旗号，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为此，习近平认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这是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摆脱外国势力支配和“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13]的一种有效路径，也是我国政府处理宗教方面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是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理论依据，根据国内宗教现状，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具体国情出发，明确提出了政教分离原则，并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13]，政府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

四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针。习近平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就是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16]。他提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宗教文化，使我国各宗教真正成为中国宗教。只有坚持“宗教中国化”，才能真正实现宗教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

五是坚持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宗教工作基本方针，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对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作了提炼^[17]，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四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三句讲的是重大政策和原则，最后一句讲的是根本方向和目的，体现了重大政策、重大原则和方向与目的有机统一^[18]。习近平认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关键在“导”这个实践原则。“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13]唯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12]302。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依法治国是新时代的主题。把宗教事务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宗教管理向宗教治理的转变，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的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树立法治意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指出：“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13]他反复强调，要增强法治思维，用法治妥善解决宗教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要依法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来提高信教群众法治观念。明确宗教事务管理坚持的法治化原则，即“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绝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教。

对加强新时代宗教工作，习近平有过许多论述，从具体层面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为此，习近平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了解和掌握宗教方面的基本知识，提高处理新时代宗教问题的能力；党的领导干部要研究和部署宗教工作，解决宗教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党委与政府要培训与建设一批能干善干的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理想信念，“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19]。

二是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宗教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人士自然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习近平提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13]。习近平指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13]而“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所以要把“以人为本”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宗教工作中。同时习近平强调，“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13]，在宗教团体建设与宗教干部培养上，“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13]。

三是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习近平阐述了中国宗教关系的丰富内涵，指出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教公民间、国内不同宗教间、中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等关系。只有实现上述这些关系的科学、理性，健康和谐，才会促进并实现宗教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健康和谐。

总之，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重要论述，为我们应对及处理新时代下宗教领域的新情况、新变化与新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对我们处理新时代宗教问题、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13]。

新时代重视宗教问题与加强宗教工作，既是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现实诉求，也是确保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因为“宗教关系”是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大关系”的其中之一，“五大关系”包括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关系^[20]。宗教领域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领域，多种问题交叉其中。根据《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的白皮书，我国有近2亿人有宗教信仰。目前我国的物质、精神发展水平，还达不到消除宗教根源，在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大环境下，信教群众的数量还可能会不断增加。我们要重视宗教的长期性、特殊性与复杂性，要辩证看待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信教群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性；把宗教工作落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去。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国与国间的战争、地区与地区间的冲突、不同民族间的纷争通常都有宗教因素。现实世界中宗教问题也往往与民族关系、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宗教问题又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各个民族均有其各自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传承，信教群众大多数分布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宗教问题与民族关系、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等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否妥善处理好宗教问题，已成为事关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改革开放背景下，在中国宗教对外交流的同时，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宗教加紧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渗透活动。他们或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插手中国宗教事务，或直接控制某些中国宗教组织，以实现他们改变中国政治制度、颠覆国家政权的谋图。因此，宗教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习近平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指出：“要结合各宗教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以做好重点工作推进全局工作。”^[13]我们必须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整体地看待宗教问题。党和国家必须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有助于防止异己分子通过宗教活动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破坏我国边疆稳定。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有助于宗教活动的平稳展开，有助于发展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教义，有助于达成全民族的共识，把各民族的广大信教群众用我国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和加强宗教工作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一条重要原则。当前，我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外同胞关系”五大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1]，宗教关系是否和谐都会影响到四大关系的和谐。我国拥有大量的信教群众，存在多种门类的宗教，宗教关系十分复杂。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是我们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构建健康宗教关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代表各族信教群众的利益。在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多种方式和途径中，宗教也是其中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在统战工作中的独特优势，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增强信教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政治认同；我们要团结、教育、引导各族信教群众，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工作的实质是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宗教的领袖可以带领宗教力量结成统一战线，促进宗教工作中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加强宗教工作中的党群联系，与广大信教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争取广大信教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高举民族团结大旗，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22]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19]，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作用，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影响，具有特殊复杂性。宗教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起社会冲突，破坏安定团结，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所以，人们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么开展宗教活动等是个人私事，但宗教事务、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活动均涉及公共利益，是属于的社会事务，自然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宗教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做好宗教工作的时代课题。对此，习近平提出具体的要求、原则和底线，即“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管得住、管得好”的要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不受境外势力操控”的底线，为实现宗教管理法治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法治依据，明确了前进的方向^[23]。

总之，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宗教工作重要论述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境界。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我们观察宗教现象、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探究中国特色宗教工作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