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的十个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把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都是党对全面从严治党艰辛探索的重要经验和重要成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和成功路径，二者既相互区别，又辩证统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需要人民监督更需要自我革命。
一、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并在经验总结中逐渐成熟的政党。建党百年来，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和成功路径，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财富。
土地革命时期，党积极探索让群众愿意监督、敢于监督和能够监督的人民监督理论和实践，有效地督促了苏维埃政府法规、政策的落实，为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指出：“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4]中央工农检察部对群众的控告权作出规定，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如有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等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同时，在实践中建立了工农通讯员、突击队、轻骑队等外围组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保障人民群众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利，初步构建了人民监督的立体化网络。
抗战时期，毛泽东首次提出制定“较详细的党内法规”“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5]809。毛泽东主张推行“普选制”“三三制”等民主制度，要求政府干部必须以公仆的身份，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实行人民民主议政，建立各级参议会，接受人民的监督。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党员干部的监督体系，不仅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使党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而且密切了党群关系，赢得了群众拥护，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1945年毛泽东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里“已经找到”蕴涵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党以来人民监督理论和实践艰辛探索成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
第二，自我革命是建党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勇于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使党充满生机活力。《决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6]
党成立以后开启了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私利，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成立之时都带有自我革命的基因。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自觉清除党自身存在的“毒瘤”。大革命失败后，党认真检讨和反省自身存在问题，强调要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古田会议旨在纠正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会议后党对党员进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同时建立相关制度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随着革命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未雨绸缪地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不断进行思想革命，继续保持优良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自我革命接续发展。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明确提出“自我改造”和“自我革命”，强调“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7]。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党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包括“三反”“五反”运动等，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滋生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及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失误，党在七千人大会上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对待过去的错误，“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8]。
改革开放以后自我革命呈现制度化趋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整党运动清理“三种人”，整顿了组织，纯洁了队伍。同时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设立顾问委员会制等举措，从制度上清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根基，以制度革命确保自我革命的规范性。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必须从严治党”，党的十四大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党章。同时，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创先争优等主题教育活动，使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得到传承和弘扬。胡锦涛强调，要“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我革命纵深推进。新时代面对党内、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自我革命逐渐系统化、制度化、体系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把“自我革命”纳入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把自我革命提升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高度。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系统推进自我革命实践，强化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的十个历史经验之一，是党站在百年历史方位对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也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历史的高度自信。
二、 自我革命体现了党的高度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历史使命。百年来，党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担负和完成着不同历史阶段赋予的艰巨任务，不断修正和超越自己，这成为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的深层原因。历史使命与自我革命在中国实践场域中有机互动的态势从未中断过，肩负历史使命事实上构成自我革命生成的实践逻辑。[10]
第一，自我革命取决于党担负的崇高历史使命。担负崇高使命不仅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也是激励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必须在自己发展进程中同不符合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只有在不断自我革命的淬炼中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为完成崇高使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这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1]71中国共产党不仅担负着民族复兴的崇高使命，还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使命，因此不仅要看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要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只有这样，自我革命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二，自我革命体现党对“主心骨”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无数惨痛教训说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如果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不能避免在成绩光环下和赞美喝彩中腐化堕落，就会丧失“主心骨”地位和作用，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12]591百年来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目标，并以党的建设目标为指引进行自我革命，充分体现了对“主心骨”的自觉。党的建设目标的发展演进与党面临的艰巨任务相耦合，为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自我革命明确了目标和提供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12]590
第三，自我革命体现党对“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实现崇高使命是一个长期的和艰辛的历史过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就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砥砺淬炼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顽强的意志品质推动全党进行了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但是也有人提出“差不多、松口气、歇歇脚”“党的建设可以先放一放”的想法。这些想法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完全背离，也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完全错误的。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要在新的赶考路上取得新的成绩、交出优异的答卷，就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永远吹冲锋号，增强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持续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11]532
三、 自我革命是更深层次的彻底的刀刃向内的革命
自我革命是比社会革命更深层次的刀刃向内、自剜腐肉、刮骨疗毒的革命。纵观世界，大国更迭、王朝更替，多数原因在于无法突破“自我革命困境”，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自我革命是个无法实现的伪命题。党的百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能够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
第一，自我革命是敢于正视问题、揭露问题。敢于正视问题、揭露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是自我革命的基本前提。建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党都自觉地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和揭露问题，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党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大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表现多样，要全面查找、全面发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党员干部存在信仰缺失、对共产主义怀疑，是非观念淡薄等问题。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自觉检视和列出八大问题，包括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的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3]
第二，自我革命是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历史周期率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14]中国共产党能够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灶，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15]172仅2021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1.6万余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万余人；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1万余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万余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万余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000余个，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10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800余人。
第三，自我革命要经得住人民的检验。人民群众对自我革命成效的感受最真切，判断最准确，也最有发言权，要把实实在在的实绩、人民群众的评判作为自我革命好坏的重要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政府、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扬。2020年，美国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继续提升，达到90%(2019年为8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高出美国(39%)一倍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故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12]454。
四、 自我革命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时代要求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环境变化和严峻挑战对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迫切需要在人民监督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由群众的外在监督转化为党的自我革命。
第一，党的自身结构发展变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党的整体状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数量上看，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40多万发展到9514.8万，基层组织增加到486.4万个，成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特大型政党。从党员结构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入党的人数有8045.9万，占全体党员总数的84.6%。党员队伍结构得到新的改善和优化，壮大和充实了党的力量，但其中一些中青年党员干部缺乏严格党内生活锻炼、艰苦生活磨砺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纵观世界各种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一些大党、老党，比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瑞典社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之所以垮台，甚至走向毁灭，根本原因就在于自身建设出了问题，遭到人民抛弃。在党员队伍年轻化、成分多元化以及规模过大化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前，我们党就更应该开展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党员干部违背初心和使命、理想信念淡化、思想出现偏差，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动摇党的根基。
第二，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挑战的迫切需要。新时代党的建设仍然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更加自觉地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自我革命。首先是“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15]179西方有学者认为，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其次是“七个有之”的挑战。“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不仅背离政治信仰、“四个意识”，而且破坏政治生态、违反政治纪律，动摇政治根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七个有之”问题。再次是赞美和喝彩的挑战。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西方社会和国内“捧杀论”也持续存在，因此要冷静面对赞扬和喝彩，防止陷入自我陶醉或自我迷失的陷阱，在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最后是防止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自我革命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跳出所谓“七十年兴亡周期圈”，永葆党的生机活力，防止“健忘失忆”“反应迟钝”，关键在于自我革命。
第三，实现巩固政权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决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因此能够夺取革命政权且巩固政权长期执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考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15]179。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不容易”告诫全党。“四个不容易”，是历史难题，也是党长期执政面临而又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破解“四个不容易”，归根结底是党持续开展自我革命，确保党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11]511，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要靠党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加之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党只有持续开展自我革命，才能带领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五、 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既相互区别又辩证统一
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是关于怎么建设党的重要探索成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强大武器。强调自我革命并不是否定人民监督，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内容，但是又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作用，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11]52
第一，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立场和旨归具有一致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虽然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是其立场和旨归具有一致性，都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人民群众立场。人民监督是人民立场的直接反映和人民主体地位的直接体现，党接受人民的监督可谓天经地义，而自我革命就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解决问题，这是自我革命的价值前提。越是长期执政，越要站稳立场，开展自我革命。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丧失自我革命精神。离开人民立场，不管二者的形式和途径多么美好多样，都会失去根基、依据和标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旨归上看，虽然二者主体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二者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目的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获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第二，人民监督是自我革命的重要条件。外因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事物发展起着加速和延缓作用。自我革命的动力既来源于党自身对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也来源于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这是自我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一方面，自我革命不能关起门来搞，要多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党来自于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因此，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如果不接受人民监督，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17]另一方面，自我革命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自我革命成效要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判，由社会实践成效来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18]
第三，人民监督要通过自我革命才能起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发展的趋向，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人民监督作为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重要外部条件，只有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发挥作用。毛泽东曾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5]1004这里“别人批评”是人民监督，是外因，“我们就改正”是自我革命，是内因，“我们就照你的办”是外因通过内因起到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也是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相互作用下党深刻改造和深度重塑的过程。
第四，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19]。人民监督侧重党的建设的外在动力，侧重他律；自我革命强调党的建设的内在动力，强调自律，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协同发展、共同作用的动力，越要全面从严治党，越就需要发挥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的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只有以强有力的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才能顺利推进。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也统一于、服务于和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越往前发展，越会对“领导核心”提出更高更新要求，越需要发挥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