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独立自主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i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编委: 陈明凡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武传鹏,法学博士,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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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传鹏.
Wu Chuanpeng.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郑重地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并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2]。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视角,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独立自主”的历史经验,对于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独立自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1.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及“独立自主”,其理论始终贯穿着独立自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首次提出独立自主,“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3],其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并论述了“理性的”“人民的”独立自主是历史观中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要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独立自主的论述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无产阶级要保持自身独立性。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中,不仅要依靠自身力量,也要以独立自主为原则联合其他阶级的力量。恩格斯曾指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争取革命胜利,一方面需要团结其他阶级,构成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思想意识,保持无产阶级自身的独立自主,不应成为其他阶级的“尾巴”。其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之间要保持独立性。1869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一文中指出:“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5]1893年,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6]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该在独立自主基础上进行国际无产阶级联合。
列宁进一步践行了独立自主思想。早在1907年,列宁就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是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政党”[7]。在此基础上,列宁在理论上阐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胜利的可能性,有力反驳了修正主义者们强调等待革命时机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在实践中带领俄国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独立自主思想。
可见,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和丰富的整个过程,是推动无产阶级保持自身独立性并争取革命胜利的制胜法宝。
2.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独立自主思想是中华文化中最精华、最本质的部分。作为一个延续了5000多年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始终传承着自强不息、坚毅刚强的精神品质。
独立自主积蕴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周易》中记载的“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国古人崇尚的坚毅性格和处世品格。老子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道经·第三十三章》)。其中的“自知”“自强”蕴含了独立自主精神,强调了自我发展的重要性。荀子所言的“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主张人格独立,坚守原则,不趋炎附势。南宋理学家朱熹进一步讲道“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意指唯有自强不息的追求,才能真正到达成功的彼岸。此外,古人还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独立自强延伸至治国理政大局之中。面对晚清时局的颓败,左宗棠就曾讲到“因思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左宗棠《奏稿》)。无论是塑造自身品格,还是传道授业,亦或者治国理政,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文脉、精神之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数千年来,熔铸于中华民族血液中,促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这种独立自主精神首先体现于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是有独特历史特征的共同体。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评价:“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8]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历史学家许倬云就认为:“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9]正因为有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中华民族才能不为任何困难所压倒。独立自主精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实现民族复兴离不开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优良品格。
3. 独立自主是改变近代中国历史境遇的必然选择
自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逐渐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历史境遇。面对列强欺压,从“天朝上国”迷梦中匆忙醒来的腐朽清王朝一味妥协却从未换来和平。“天朝”崩溃后,巴黎和会上寄希望于列强的民国也惨遭外交失败。面对空前的国家危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仁人志士依赖外部力量的救国方案均以失败告终。这些探索表明,中华民族须以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探索复兴之路。
近代中国,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模式和严重依附土地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0]。虽然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远落后于西方,并未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也没有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工业生产系统。
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纵观人类历史,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通过照搬照抄他国道路、亦步亦趋实现振兴和富强。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内在地指明了,中华民族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唯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使中华民族在世界发展大势中真正以高昂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综上所述,独立自主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单一来看,还是从百年来“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整体而言,独立自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坚持独立自主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思想往往表达于党的理论阐述,体现在处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阶级关系、外交政策等各项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而各方面的思想内容又相互联结、彼此交织、不断发展,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百年来,独立自主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与觉醒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1]606。“三大法宝”既是党探索民主革命道路总结出的成功经验,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体现。
统一战线的实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主要敌人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围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线进行统战工作,并根据每个历史阶段的形势变化调整统战工作的主题、方式和任务。大革命时期,国共通过第一次合作组建国民革命联合统一战线。彼时党尚未意识到在联合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导致丧失领导权。土地革命时期,党吸取经验教训,注重发展自身力量,深刻认识工农阶级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党深刻分析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两面性,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11]394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既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的重要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党推动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的阴谋,争取“中间派”力量,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武装斗争的本质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逐渐意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八七会议”“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把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武装斗争思想,实现了党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从本国国情出发逐渐放弃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以城市为中心”思想,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人民解放军逐渐占据优势,党的武装斗争策略开始转变,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城市。
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党组织吸收了大量农民、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党员,导致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思想建党”原则,纠正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1]602。1942年,针对各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党中央领导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破除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更加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与初探
新中国成立宣告了中华民族以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坚持独立自主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体现在外交、经济建设、国防事业等方面。在外交上,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生动地阐述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国的外交关系,废除了旧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本应属于中国的关税、驻军等主权。新中国一经成立就迎来了第一波建交高潮,但与此同时,有些国家既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又和国民党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新中国秉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求各国必须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方可与新中国进行外交协商。这为当时中国的外交发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基础,也打破了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阴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和魄力。
在经济建设上,新中国百废待兴,缺乏建设经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一度出现照搬照抄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12]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这标志着我国逐渐冲破苏联模式,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国防事业上,正值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造成了严重打击。面对这一变故,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科技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把发展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最终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老科学家的回信中,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并指出:“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13]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力图冲破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这一探索获得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也经历过严重曲折,总的来说,“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4]8。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化与发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40多年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实现“富起来”,离不开党的独立自主思想。独立自主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5]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上,中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逐步放弃“联美遏苏”战略,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多主动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连发生,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此乱了阵脚,而是紧紧立足中国实际,深刻反思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并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党紧跟时代步伐,深刻把握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深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始终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1]13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国“强起来”。这种自信和主动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坚持独立自主的结果。独立自主在新时代的中国发挥着深层次、更基本的精神力量,体现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尤以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最为突出。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并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之治和中国之制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更优越的效能。
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中国适时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配置市场资源;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更加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治理成效显著。
在科技创新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新时代的中国不断强化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和手段,“天眼”、中国高铁、“5G”网络、北斗卫星等一系列中国科技正在走向世界前沿,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对高精尖技术的绝对控制,极大增强了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底气和信心。
在外交上,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近年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不确定性因素更加多元,中国的决策对世界的影响越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愈发重视和平、开放、平等、互惠等国际交往准则,坚持协商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强调要独立而不是封闭、要自主而不是自利。
三、 独立自主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立足点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立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充分运用战略思维,自觉坚持独立自主,牢牢把握战略机遇。
1. 把自立自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13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探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重要保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坚持把自立自强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是中华民族探寻复兴之路的定力底气之所在、决心信心之所在。打铁还需自身硬。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自立自强既是为世界作出更多原创性贡献的主动担当,也是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指出:“现在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1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指出“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18]这就指明了新发展阶段自力更生的时代内涵和工作重点。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指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19]。
2. 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
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发展积累的成功经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都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者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真正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竞争和挑战才能锻炼、提升独立自主的能力,而不是遭遇打压、退缩不前。换言之,不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即是沦为他国附庸;不对外开放的独立自主,即是重回闭关锁国。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是伴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独立自主的着力点会随着对外开放的形势、程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事实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形成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界乱局,人类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人类需要同舟共济、开放合作。因此,缘于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共同发展的普遍期待、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普遍安全的世界梦想的战略考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普遍交往中所遵循的交往理性:“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简言之,唯此才能在开放中实现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发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确定性,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3.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1]道路问题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的正确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独立自主探索的结果。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当前,我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要深刻认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依靠独立自主走向未来。一方面,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接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长征路上,“武器的批判”固然重要,但“批判的武器”往往给予事物发展以更深层次的力量支持。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引领实践、开展工作,履行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另一方面,要坚定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强调:“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15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西方敌对势力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判断国内外形势和处理各方面事务,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两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势的充分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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