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党代会。会议涉及的问题，既包括党的建设，也涵盖军队建设。这两个重大主题就是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的根本问题。思想建党涉及到军队中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军涉及到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两者涉及到怎样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及怎样才能建设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中，思想建党是根本所在，政治建军则体现在如何建设军中的党组织以及肃清干扰党的领导的问题，从而确保红军的领导权在党的手里。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是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份系统阐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在新时代，重温这一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守正创新、提高政治站位，开创世纪伟业，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留存下来的队伍也来到井冈山，与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之下，建立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奇迹。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1]48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在面对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敌人兵力的进攻面前、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存在下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红军也就没有红色革命根据地。不过，在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面前，部分革命意志薄弱者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消极心理。产生这样消极心理的原因不仅在于外敌的强大和环境的恶劣，更重要的是缺乏革命的理想信念。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红四军领导们意识到，党内的多重错误思想和观念对于党和红军的危害极大。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78“决议”通过了八个决议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决议案列出了如下错误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这一决议案针对以上错误思想或观念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建立一支有别于国民党的军队？是因为它需要这样一支与白军有着根本不同的军队来执行和完成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治任务。这个路线和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体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和诞生的伟大革命和伟大的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古田会议召开，党自身建设问题以及红军的政治建设问题一直都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党的一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了党的纲领、性质和奋斗目标，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差别的这一根本目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正式通过了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支执行中国革命伟大任务的军队，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中国红军，而没有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党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下，不可能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的沉重教训。毛泽东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79然而，当时红四军的错误思想之一就是只重视军事而不重视政治，认识不到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并且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2]79

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对立，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因此，“决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在红军中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的观点的客观原因：一是由于红军是从旧式军队中脱胎而来的，二是我党建军初期的艰难经历，即红军是从失败的环境中拖出来的。他说：“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2]65在“决议”中，毛泽东指出，单纯军事观点有两个来源，其中主要是“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2]80。“决议”再次强调了旧式军队的影响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没有认识到我党我军的根本政治任务，从而把红军混同于白军、混同于旧式军队。尽管有客观的原因，但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克服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失去红军存在的性质和意义。

“决议”从两个方面来纠正与克服这个问题，一是改进思想观念，二是从组织制度上健全党的领导。在思想观念上，“决议”提出了具体措施：加强政治训练，通过教育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等。加强政治训练，特别是加强对俘虏成份的教育，以及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等，通过地方党组织与群众和军队的互动，加强红军自身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建设。在完善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形式上，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采取了以下方式：一是明确红军中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都是在中央任命的前委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二是明晰军内政治系统与军事系统的工作侧重点；三是以决议形式明确了军队内部各级党组织的建制。组织制度建设是保障，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则是关键，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是指战员的灵魂，是军队的军魂，只有思想意识上升到了无产阶级的觉悟意识，方可有政治上的可靠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方能落到实处。

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决议”之中。这不仅是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关键，也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使红军真正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关键。在一个以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度里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比在俄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更为艰难。十月革命期间，俄国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落后得多，甚至不是一个工业国家，但相较于20世纪初的中国，其工业化的程度仍然要高得多。20世纪初的俄国已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而中国只有沿海地区以及内陆部分地区有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少数厂矿，几乎难以见到现代产业工人。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俄国的工人阶级，俄国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人阶级决定了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类似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依靠工人阶级取得成功，也意味着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将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篇章。

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启示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311虽然工人阶级有着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不可以建立在工人自发倾向的基础上。列宁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3]285在列宁看来，工人自身没有力量能够创立独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立的，因此，自发的工人运动虽然有着社会主义倾向，但不等同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因而，列宁认为，工人运动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3]314虽然工人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工人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结成工会同工厂主斗争，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甚至提倡劳资合作等。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可使工人阶级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以及阶级使命。所以说，只有从外面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才可产生真正的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时，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3]284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也就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如果工人运动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

相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社会基础比俄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单薄得多。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农民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强调必须对工人从外面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具体分析了当时红军成员的构成：“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2]74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看待问题尤其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要看个人的出身、教育和工作的历史。他说：“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2]74在写于1928年底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红军兵员的构成：“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1]63在文中，毛泽东还指出，前三项的成员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说明红军战斗的激烈与残酷以及部队伤亡和减员相当严重。鉴于红军成份以及所担负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在文中还提出，希望湖南省委尽快派送安源工人来补充兵员。红军成份和红军党员的来源决定了红军和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念。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观念，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纯洁性，是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有着远大政治理想追求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因而成功地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先进无产阶级政党。回顾历史，我们也感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观念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就如同扫除灰尘一样，要时时勤拂扫，因而我党始终在为保持政治思想的纯洁性、先进性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性而进行自我革命的路上。“决议”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个方面。

就革命的历史任务与远大目标而言，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客观现实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1]77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并不意味着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而只是由于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现状，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必经阶段，经过这一阶段，方能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是向社会主义阶段迈进的前提，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阶段和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革命。换言之，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阶段。习近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中的讲话指出：“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战无不胜、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有崇高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4]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会失去革命的方向和革命的动力。

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就要提高全体红军指战员尤其是红军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而纠正红军内及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强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决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如何克服党内错误思想、进行官兵和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决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建党是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一支能够执行中国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要求。针对党员的思想教育问题，“决议”中有两个相关的决议：“党内教育问题”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2]94对于政治教育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进行教育，“决议”有详细规定和说明，从而使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及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就政治教育的内容而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对于教育方法，有党报、政治简报、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组织不认字的党员读书读报，开小组会、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等多种形式，从而使政治教育生动活泼且形式多样。“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相对于“政治教育”，则更为具体而多样，如就内容而言，有三大纪律建设的理由、革命故事、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红军标语的解释、革命歌等；就政治训练的形式而言，第一个方法就是“上政治课”，政治课分为普通、特别和干部三个类型班，采用教授法、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等多元化上课形式。因此，“决议”对于红军党内官兵的政治教育，有骨有肉，可操作性极强。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外面灌输的极端重要性，“决议”则把政治教育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方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决议”开创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方式，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决议”有着思想建党的宝贵经验，既从正面积极教育和引导红军党员官兵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水平，同时也要求他们勇于同消极的错误思想观念进行斗争，从正反两个方面来促使红军官兵形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前面已指出，红军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多数，决定了红军党内存在着多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决议”中的第一条决议，就列出了多种错误思想，在这些错误思想中，多数都与党员来源成份有关。“决议”所列出的错误思想观念，是对红四军的思想观念现状调查研究后，总结出的建军以来对于红军中党的领导、对于党以及军队性质有着严重危害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如对于极端民主化，毛泽东指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2]81。毛泽东认为，这都与小农经济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相关，他们将自身长期养成的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带到了红军党内，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纯洁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如果纵容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观念在党内泛滥，必然使党不能完全肩负起解放中国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思想建党，要肃清对党和红军产生危害的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把党真正建设成纯洁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铸牢军魂。

“决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决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决议”提出从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政治思想教育两个层面进行思想建党，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思想建党的重要内涵。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对照“决议”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革，使红四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军队战斗力和党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历史表明，古田会议奠定了我党我军思想建党的基础，奠定了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2014年，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出了“从古田再出发”的号召。从古田再出发，继承“决议”精神，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继承“决议”精神，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建党，“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5]402；听党指挥，理想信念坚定，品行端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5]402。

“决议”是党史和军史上的奠基性文献，这一文献确定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密码，也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至今仍然指引我们不断前进。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6]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必须传承古田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做好革命的政治工作，推动强军兴军；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要永葆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群众观点，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强化理论武装，努力实现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回应时代课题，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基础、奠定根基。

新时代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铸牢强军兴军之魂。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贡献是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政治建军的极端重要性、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及科学理论武装的重要举措，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并进一步指明了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我们要始终坚持政治建军的原则，始终不渝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强军兴军的全过程，以科学的理论教育武装全党，尤其是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筑牢全军理想信念根基，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维护核心、听从指挥，始终保证部队的绝对忠诚、绝对纯洁和绝对可靠。我们要传承好军队的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执行好“革命的政治任务”，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钢铁般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来保证军队的根基永固、人民军队的优势永存、红色血脉永续。古田会议分析指出了红军党内存在着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了克服错误思想的思路举措，正是古田会议才使党和红军走到了正确轨道上来，保证了军队的纯洁性，为人民军队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的强军建设进程中同样存在着威胁党和军队纯洁性的危险因素。习近平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7]我们必须深刻分析和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民军队所面临的国内外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警惕不良思想文化对官兵的渗透，防范错误价值观的侵袭，认清西方敌对势力虚化党史军史以进行“颜色革命”的险恶用心，要像古田会议那样将错误思潮隔离在人民军队之外，传承好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聚焦能打胜仗，始终把握住战斗力这个唯一标准，不断解放和提升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坚决扛起扛牢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确保红色江山永固。

新时代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就是要坚持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建设伴随着党的建立和不断壮大始终存在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建设经历了百年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其称为“伟大工程”到改革开放时期将其称之为“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古田会议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思想建党的原则为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古田会议在确定思想建党原则的同时，对于党的建设的其他方面也有着诸多探索和实践，已经包含着党的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相关内容，为新时代以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借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抓好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全党服从中央，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我们要积极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决议”中指出，红军的政治目标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79。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也要强化党的纪律建设，坚持以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将政治纪律挺在前面，实现依靠纪律全面地覆盖、依靠纪律全面地管，不断净化党的肌体、纯洁党的队伍。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要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切实让制度成为硬约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保障，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就是要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智慧和力量，让古田会议精神永远绽放光芒。古田会议给我党我军的建设留下了宝贵遗产，不愧为党和国家建设发展史上的奠基石与里程碑，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深入挖掘蕴含于古田会议中的智慧与力量，并将以下四点作为今后坚持的方向和道路。

一是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注重将党和军队的建设衔接起来、深度融合，在人民军队建设中注重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党的建设中注重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注重处理好党和军队的关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做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锻造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是高度重视党和军队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强化理论武装，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全军，自觉抵制错误思潮和思想的侵袭。努力坚定全党的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全党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明确前行的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保证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往前看。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古田会议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党和军队建设的独特道路，为党和军队的建设奠定了基石。我们必须坚持好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行的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

四是传承和创新政治思想教育方式，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古田会议从分析党内军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入手，着力就如何排除党内军内的错误思想提出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我们要借鉴这种方式，结合新时代新特点，积极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好办法、新形式，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走进内心，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斗争，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决议”积极排除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成为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指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和敢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有效地化解了党和军队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险挑战，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我们在新时代仍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应该传承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有效应对“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不断在斗争中提高党和人民军队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增强斗争精神，掌握斗争本领，最终赢得斗争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