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御辱，重在凝心聚力，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的兴衰关系到中国的抗战格局。“纸的作用比子弹还重要”[1]，“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2]，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应对国内国外两个变局，陕甘宁边区在那一时期甚至将造纸工业列入了国防工业，“卡脖子”的造纸问题也成为扭转危局的战略性突破点之一。从科技史的视角立论，延安造纸的技术革新固然是边区新闻事业实现突围的一张名片，亦有不少学者对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史料爬梳，展示造纸业如何解决造纸原料和造纸技术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决胜非徒在战场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心脏”，这里的新闻事业担负着向全国各地输送精神食粮的重任，然而造纸之困却引发了血脉不通、机体不振的一系列影响。造纸之所以成为新闻事业的“卡脖子”问题，其根源在于内外两个方面：一是边区缺乏原料带来的造纸供给有限；二是国共关系紧张造成的新闻需求上涨。
在内，边区缺纸由来已久。1938年，艾思奇写道：“文化的基本资料如纸张之类的供应，是在最低限度的水准上。”[4]而这一最低限度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原料的限制：当时，边区造纸传统原料主要是麻、树皮、麦秆、稻草、糠秸、高粱杆等，这些原料本来就数量有限，更何况像麦秆、糠秸还要喂养牲畜；但即便是制成了纸，其印刷质量也比较差，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纸要依靠从边区外部购买。我们看到，《新中华报》在1937年12月4日特发启事称：“本报因印刷关系，暂改为半张，所有《青年呼声》《特区工人》《特区文艺》等副刊，一律暂停出版”[5]；而该报在1938年6月30日再称：“因值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六月份起已将报纸出版份量减少一半”[6]。可见，纸张的供给问题已严重影响了边区的新闻事业发展。
在外，国共关系的恶化更使党中央认识到要牢牢抓住新闻事业不动摇。自1939年春开始，国民党不断发起的军事挑衅使边区陷入了被动局面。而在武装斗争之外，新闻舆论亦是不可放弃的战场。当时，国民党大肆对共产党进行歪曲、抹黑和妖魔化，这也影响了共产党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党中央若在此阶段对新闻事业有所动摇，便会在与国民党的新闻舆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并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机时，即石印油印亦极重要。”[7]90自此，边区的新闻事业开始迎来大规模发展，但在报刊种类增加的同时，造纸的瓶颈也更加凸显。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8]其中，毛泽东特将纸与衣、油、菜等生活必需品并列，可见当时纸对边区工作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在今日看来稀松平常的纸，在当时却是牵扯各方斗争博弈的战备物资。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书长兼党总支书记苏生所作的一首小诗：“雾锁千嶂夜未央，众星拱月斗寒霜。万佛洞内机喷瀑，宝塔山前骡列行。出版唯嫌时日短，发行偏喜路途长。由知巨手指航向，决胜非徒在战场。”[9]这首诗描绘了边区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的举步维艰，也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关键阶段，希望通过红色报刊的广泛传播凝聚起“斗寒霜”的磅礴力量。的确，处于变局之下的陕甘宁，斗争虽聚焦于前线，但战斗力实取决于后方，也正如诗中所云“决胜非徒在战场”。纸，是凝心聚力之载体，是发展边区新闻事业之前提，因此解决“卡脖子”的纸，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可忽视，更不能回避。
二、 如何造纸：技术突围与马兰草纸
造纸被列入国防工业，标志着研发造纸已不单是科研工作者自己的小课题，而是要依靠政研协同、联合攻关的大事情。早日突破造纸的瓶颈，是科学家、科技组织，乃至党和边区政府的共同使命。
毫无疑问，华寿俊与他所发明的马兰草纸，是实现边区纸张自给的关键一招。华寿俊曾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作为一位革命青年，他在1937年奔赴延安，而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但这段时间他接触更多的是政治理论，科学研究则未能继续。直至1939年5月边区组建自然科学研究院后数月，华寿俊才以化学教员的身份调入并因造纸之困临危受命。1939年11月，这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被派到位于安塞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兼任技师、工务科长。在那里，他与曾在德国学习化工的造纸厂厂长刘咸一以及一线的技术人员展开联合攻关。一开始，华寿俊沿着惯常的思路，以边区现有能造纸的各种原料做实验，可结果皆不如人意；后来，他注意到在开荒生产劳动时遇到的一种草，当地人称之为马兰草，因为它纤维多、韧性强，开荒时总是绊倒锄头，所以俗称“扯倒驴”，老乡们不拿它当饲料，连牲畜也不吃这种难以消化的草，马兰草在边区随手可得，但华寿俊却敏锐地想到，这看似没什么用的“废”草却对造纸来讲却是个“宝”[10]；随后，华寿俊与技术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和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他们不仅造得新纸，还改进了生产流程，使得纸的生产时间从原来亚麻纸的数天缩短至马兰草纸的一两天，生产成本从亚麻纸每斤一两元降至马兰草纸的3分钱。百姓们听闻，将其视为“奇谈”，还曾“向纸厂强索一两张马兰草纸送给朋友亲戚传观，常常传到几百里之外”[11]。这一关键性的技术突围，为边区的造纸工业打开了新局面。在1940年12月国共交锋最焦灼之时，《新中华报》还曾专门刊登《马兰草——一位青年化学家发明的故事》[12]以大力表彰华寿俊事迹，可见这项技术自主对边区的特殊意义。
然而马兰草纸的研发成功并非一人之力，对其形成重要支撑的，是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社会科学化及科学社会化两大现象为表征的，探究科学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是这一浪潮下的主题。从“五四”到“延安”，在“科学救国”的宏旨之下，何为科学、怎样做科学，成为科学家、哲学家乃至各界革命者皆在讨论的重要议题。华北沦陷之后，一些科技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虽有报国之志，但面对边区物资紧张、技术落后的严酷现实，难免有些灰心。扭转这一局面的，是1939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其一是党中央在边区财政短缺的困难中，毅然于1939年春成立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并委派时任财经部部长的李富春出任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以确保其资源配备；其二是边区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于1939年底召开了长达16天的自然科学讨论会，制定出“科学救国”的实施路径。当时，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专家多达100余人，不仅有自然科学院的科学家，还有建设厅、军工局的科技人员，陈云、吴玉章、李富春皆到会听取各方意见，他们一起就边区建设、国防工业建设与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3]。而华寿俊被派往振华造纸厂与一线生产者进行联合攻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界人士的碰撞，不仅拓宽了边区科学事业的发展视野，也鼓舞了科学家们专业报国的信心。继而，在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更向整个边区发出号召，“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指自然科学)，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4]由此我们看到，依靠党中央接连出台的相关举措，科学研究终于在贫瘠的延安被重新点燃：1940年5月，《新中华报》多次呼吁社会各界捐赠科学图书和仪器[15]；周恩来、宋庆龄以及援助边区的国际友人特地送来了从香港买入的英文原版课本、理化仪器和化学药品[16]381；党中央还拨转款建造了一座教学楼并配备了当时“绝无仅有”的实验室和阶梯式教室[16]395-396。毫无疑问，这些科研物资为当时边区的技术突围奠定了硬件基础，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和延安自然科学院提供了组织保障，而它们共同以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支撑起边区的抗战和生产[17]。可以说，没有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便没有这类科研机构的诞生，便没有科学运动的延续，边区的“科学救国”只会沦为一场空谈。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更根本的是要解决相关科技院所内外的“卡脑袋”问题。一方面，是在科研机构之外，对党内干部讲清“重视科学之价值”。1940年以前，边区的科研环境是较为宽松和自主的，科学家们也不太关心政治，可以凭着个人兴趣而自由讨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这类基础理论问题[18]。但在边区遭遇围困之后，部分党员干部认为“科学无用”，有了轻视科学的错误思想。1941年6月，《解放日报》专门刊发题为《论经济与技术工作》的社论，批评党内一些人员把技术工作限制在专门的高级的复杂的技术工作之内，而把其他非专门性的、所谓“低级的”技术工作除开不算[19]。另一方面，是在科研机构之内，对科技工作者讲通“发展科学之路径”。如何因地制宜地做好科研？是单枪匹马、埋头苦读？还是联合攻关、产研一体？
伴随危机加剧，边区针对科学路径的讨论也在不断深化。皖南事变之后，《解放日报》于1941年6月连发4篇社论，在大力提倡自然科学的同时，批驳了将“救国”与“读书”对立起来的片面做法，文中指出：“某些别有用心的教育家，他们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的书库里劝他们，准备在将来做一个‘建国的人才’，而在目前不要参加抗战活动，不要参加政治生活，这样自然科学就被利用做麻醉青年的工具了”[20]，这显然与边区要培养服务于长期抗战、发展大后方建设、改善人民福祉的人才目标背道而驰。为此，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自然科学院里的青年师生开始转向将个人专长与边区所需相结合，进而才有了科技工作者的主动担当，有了科研专家下基层、下厂矿与技术工人的反复论证，有了因地制宜、好学好用的科研创新。
事实上，在党的不断推动下，当“卡脑袋”的思想问题被陆续解决，不少“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里孵化出的“科学救国”的案例不仅仅有青年化学家华寿俊和他所发明的马兰草纸，有青年地学家武衡和他探矿而得的丰足牌火柴，也有青年师生组成的“森林资源考察团”和集体编著的《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还有农林科学家与群众一起创办的光华农场……总体而言，他们有效地落实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战略要求：“把一切科学的收获交给民众”[21]。
由此而言，马兰草纸的应运而生与边区“以政促研”的科研环境密不可分。研发，既依赖于科技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也根植于党和政府、科研机构为其构筑的制度和文化。在外部压力不断提升的挑战下，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向内发展，通过协同基层的创新与上层的调控，逐步打破了五四以来政、研之间相互孤立甚至彼此对立的状态，塑造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的科学观。造纸技术的突围，不仅仅解决了一个科学难题，也刷新了一种科研的组织模式，而这给边区带来的积极影响其实更为深远。
三、 如何产纸：生产突围与振华造纸厂
在造纸实现成功突围之后，如何实现大规模生产，自然成为开辟新局的重要一环。1937年，边区政府通过与一位当地的手工造纸作坊主李双全合作，开办了第一家手工造纸作坊；在此基础上，1938年5月边区建起了振华造纸厂；而至1939年底，在工合延安事务所的帮助下，边区又为该厂购置了碾纸机2架，以提高造纸的机器化生产程度[22]。但相对于边区在同期建立的各类学校、报刊、书籍来说，振华造纸厂的产量仍远远无法满足宣传文化战线的需求。尽管马兰草纸研发成功了，但要真正实现高效地大规模量产，还需破解技术、产能和资源这三重关卡。在这一过程中，边区探索出的以政促产的一系列举措，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边区政府鼓励工厂开展技术竞赛，号召“技术民主”。马兰纸蒸煮法、切纸机的改良等小发明即由工人完成。为了激发科技人员的研究动力，中共边区中央局在施政纲领中特意规定“奖励自由研究”一项，制定了一系列奖金制度与办法。
其次是以政促训，组织劳动竞赛，复制标杆经验，持续提升造纸厂产能。在提升工厂工人劳动生产率方面，共产党通过技术培训和精神动员调动工人积极性和创造力。以“老”带“新”，鼓励竞赛，建立示范与奖励机制。中央将培养技术干部的任务分配到各个工厂，以工厂为职业学校单位，将成绩突出的学徒或工人培养成工程师，以老骨干工人带青年工人。马兰纸蒸煮法、切纸机的改良等研发工作即由工人完成。1941年，为迎接“五一”，延安附近的几十个公营工厂的几千位工人举行生产大竞赛。振华纸厂在竞赛期间发明了蒸煮纸浆的新方法，改良了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工人刘德旺减轻纸重每刀由5斤至3斤。在“五一”纪念会上，生产竞赛中的优胜者受到了政府的奖励，274位劳动英雄(其中有46位技术改进者)受到了群众的崇敬与爱戴[24] 。同年7月，边区建设厅宣布，为了进一步推进边区工业发展，提高生产技术，建设厅对各工厂改进技术之职工予以物质奖励。其中的获奖者，有5名振华纸厂的工人[25]。1944年，发明马兰纸的华寿俊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第三是以政促建，发展公营造纸，扶持私营造纸，统筹优化生产资料的配置。造纸产业在技术的刺激下迅速扩张，但也暴露出一些显著问题，各区、不同性质的造纸厂出现恶性价格竞争、资源浪费、协调失衡等普遍经济问题。为解决以造纸等轻工业为代表的产业发展困境，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确定了一项有关经济生产建设的基本原则——党统筹经济全局，对经济建设拥有绝对领导权与部署权，无论公私经营，均需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与财政工作总方针。在当时，工业发展需要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分散各处，运输也面临着困难。中共中央便提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集中领导”必须置于首要位置，防止出现各区工业各自发展、处于无政府管辖的状况。朱德指示，必须健全整个经济部门的领导，统一整个经济筹划分配，规定全部生产事业发展计划，分配各系统之生产机关分别执行分工合作，并随时帮助各生产基础上的联系。[26]基于此，各区的造纸厂均需要听从党的领导协同发展，不可恶意竞争和浪费资源。对于私营造纸业，政府给予了资金和技术的有力支持，对成绩卓著的私营企业家进行奖励，树立模范。[27]
然而，需要承认的事实是，即使有了马兰草纸的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完全满足边区所有用纸需求。在特殊时期，党决定将纸张民用需求暂时置后，优先保证报刊用纸，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份报纸比几十颗，甚至几百颗炮弹的作用还大”[23]585。但即便如此，“有形的纸”还是匹配不上当时新闻事业的发展速度与需求。
四、 纸的“再造”：从“有形的纸”到“无形的纸”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发布后，陕甘宁边区迎来了报业的短暂繁荣期。然而，激增的报刊数量已经超出边区新闻事业发展的物质承受能力。纸张严重短缺，边区报刊业不得不以停刊、减刊、合刊来应对。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停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加强《解放》《共产党人》的出版。其给出的理由与计划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4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间内，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在《解放》与《共产党人》上面。”[7]96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但未到一个月时便刊发缩减印数的启事，直接说明原因为造纸厂产量不足。同年6月19日，延安新华书店也登载了由于纸张不足，《解放》和《中国文化》等刊物缩减发行量的启事。
于新闻事业而言，纸张的功能本质是信息传播载体，如何找到纸张的替代品或称衍生品，也是政府为降低纸张瓶颈负面影响的重要努力方向。在20世纪40年代的宣传实践中，政府将广播电台与黑板报、墙报纳入信息载体范畴，拓展了传播媒介形式，扩充了宣传网络的囊括范围。
其一，广播以“声”的优势成为“无形的纸”，相较于“有形的纸”而言，声的传播更为迅速，且覆盖范围更广，弥补报刊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传播不足。194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和筹建广播电台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年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该电台立足大后方，面向全中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为主要对象，着重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情况。[32]这一传播定位有效弥补了报刊本身的局限性。大后方出版的报刊由于受到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阻挠，很难传送到沦陷区和国统区，偶尔流传过去的党报也只能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秘密阅读。[33]建立广播电台后，拥有收音机的民众可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信息传播直接跨越了国民党设置的报刊审查发行和纸张严格管制障碍。从延安发出的红色电波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反法西斯战争进展等，许多有志青年受广播鼓舞，不远千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此外，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立后，党开启了融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于一体的“融媒体”的初级形态实践，广播与报刊实现了有机联动。《解放日报》刊载的重要文章由新华社对外广播，新华社广播科摘编重要的国内外新闻，以及汇总前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编成广播稿后交给广播电台播发。在流水线运行模式下，在所有原始信息最大化共享的前提下，重要信息也得到了最大化利用和最广泛传播。[34]除了《解放日报》内容，电台还会播发《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等上的重要社论和文章。[35]由此可见，党的媒体机构努力实现共享人员与信息的集约化目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工作格局，将一份稿件进行多平台宣发，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传播效用最大化。
其二，黑板报、墙报以“形”的优势成为“无形的纸”，在群众中通过视声结合与群体传播优势达到良好效果。黑板报、墙报是深入农村的触角，在群众中可读性(或可听性)与接受度最高。因为在当时，即使是十分通俗的边区、分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对于群众而言也读不懂，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严重影响报刊的传播效果。据1939年统计数据显示，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全人数1%。[36]虽然边区开展了扫盲运动，但想让群众达到能读报的程度还任重道远。而黑板报、墙报更为直观，且只要一人识字便可全村听懂，是有效的二级传播方式。黑板报、墙报的内容常由乡村教师、学生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乡村文人等编辑与采写，这些舆论领袖成为边区新闻传播链条中的最终一个环节[37]633，是联结党和群众的“活”的纽带。他们通常在集市贸易日挑选集市贸易点办黑板报，一边出报一边朗读，以使不识字的群众接受信息。[37]636大众黑板报的办报实践成为最直接的群众办报活动，彰显了共产党的“群众办报”工作理念。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墙报的作用，说道：“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38]。
五、 结语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技术革新为起点，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新闻事业突围战。从技术物质到理念创新再到制度创建的连环突围，带来了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基本成熟的成功。一方面，党为报刊业争取到核心技术自主权，虽然尚未达到纸张自由程度，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取得了不菲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和边区创办的报纸有近百种。[39]另一方面，党为节约资源，拓展传播媒介形式，不拘泥于纸张与文字传播模式，大胆利用新技术，创新机制，在边区开始了早期的媒体融合实践。此外，党在新闻事业突围中充分调动了群众积极性，群众不仅是党的宣传的对象，更是新闻事业的一份子。分区许多乡镇办起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黑板报、墙报，读报组也日益壮大。
通过持续不懈的新闻事业努力，中国共产党不仅与边区群众保持了密切联系，让群众理解支持并投身于抗战事业与边区建设，还极大激发了沦陷区与国统区爱国人士的斗志，提高了党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与拥护度。虽然今日新闻事业条件与革命抗战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彰显的创新力与组织力以及自我革新的品格，对党踏入新百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言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