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快速重组和新旧秩序的更替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完成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要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更多转为阅读文件、召集会议、外出视察等。但正如他后来所言：“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1]260因此，他也尝试通过亲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直接获取基层信息，了解政治、经济形势及地方工作。作为与亲人联络的媒介，家书被毛泽东赋予了调查研究功能，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信息渠道。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家书为视角，关注其中的问题关切，分析家书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互动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中，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桥梁，是研判、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自觉，至于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则取决于工作需要和具体条件。换言之，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既包括根本理念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也包括具体方法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毛泽东对家书的重视应从其调查研究思想中整体把握，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从现有资料看，自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毛泽东与家人书信往来较为频繁，因对方来信多不可见，更多只能从他的复信进行考察，并从中推断毛泽东的问题关切。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已公开的毛泽东家书共46封²。从时间分布上看，写于1949年计6封，1950年计22封，1951年计7封，1952年计6封，1953年计5封。从书信容量上看，毛泽东的复信一般篇幅较短，辞简文约，最短者为1949年11月14日致毛远翔的信，正文仅十二字：“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很高兴”^[2]16，最长者为1953年10月4日致毛月秋的信，也不过三百多字，绝大多数信件约几十字至一百字之间。从写作对象看，毛泽东复信者共32人，主要包括父亲毛贻昌一系的毛氏亲属，母亲文七妹一系的文氏亲属，以及妻子杨开慧一系的杨氏亲属，即父、母、妻三方。另有少数人因特殊原因被毛泽东视同家人，本文也将其纳入考察范围，如毛泽覃、毛泽民的遗孀等。就收信人的职业、身份看，粗略统计共有知识分子6人，地方干部或入伍参军者8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18人，内有中国共产党党员7人，几乎囊括了党政及工农兵学商的每一个群体。在32人中，毛泽东复信最多者为毛宇居，计8封，杨开智、毛远翔、文涧泉、毛爱桂及毛泽生5人各2封，其余众人均收到毛泽东复信1封。

毛泽东因事务繁重，对书信无法做到一一回复，迟复、漏复及合并回复的情况比较常见，这在他的一些复信中可见端倪。如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复文运昌的信中写道：“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2]28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复毛宇居的信中也有“迭接数函，极为感谢”^[2]51的字样，可知毛泽东对同一人的多封来信，只以一封信集中回复。毛泽东有时也会委托他人口头代转，不再另做回信，如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在复文涧泉的信中写道：“南松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2]33可以推定这一时期家人写给毛泽东的书信应该很多，可能超过了毛泽东复信数量的数倍，总数至少在百封以上，因而双方往来书信的总量非常可观。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家书不仅数量较大，且内容丰富、时间链条完整、覆盖群体广，为他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发挥了近似于调查研究的作用。在家书中，经常可见毛泽东用诚恳的语气请求对方告知见闻，“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2]28，“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2]51等。家书提供的信息虽不甚条理、系统，甚至是非模糊、真伪混杂，仍需筛选过滤、求证核实，但为毛泽东提供了来自基层的鲜活素材，社会政治经济的动向、党的政策的实际效果、地方工作的优劣等都囊括其中，这些是数据、表格、报告等一般形式难以直观反映的。

毛泽东将家书作为调查研究的特殊途径不是偶然的，是他既往调查研究理念、方法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结果。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一直非常强调调查研究在党的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延安时期，毛泽东也多次重申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3]2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偏差，毛泽东再次将目光转向调查研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1]262。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且十分擅长的工作方法，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4]987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毛泽东家书中，虽不乏家人之间的寒暄问候、互敬互勉，但毛泽东在畅叙亲情之余，始终不忘询问一些与党的政策有关的问题，征询对地方工作的意见，这种行文逻辑的转向看似有些突兀，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就非常自然顺畅了。

从实践上看，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问题指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党的历史任务同频共振，家书路径是这一历史逻辑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最初的调查研究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目的是了解中国的阶级结构，为辨识敌友、制定正确的策略提供依据，“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3]5，这在阶级形势异常复杂的近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至延安时期，由于党局部执政的实际需求，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复杂形势，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从阶级分析延展至对社会状况的整体把握。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将调查研究的范围标定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5]。总体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一种“革命”话语，与阶级分析、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概念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预见了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6]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在短时间内的变化与重组，如何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并在新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毛泽东保持通信的家人基本都生活在湖南农村，他们既是一系列深刻变革的参与者，也是党的相关政策的评判者。通过家书，毛泽东获得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新鲜信息，为他调查研究视野的调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技术路线看，家书路径体现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宜过于狭窄，他往往不拘一格，因利乘便，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在毛泽东以往的调查研究中，既有耗时数日至数十日的集中调查，如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用时32天，也有行军途中或战斗间歇较为简易的调查，如木口村调查等；既有面向整体的区域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也有一家一户的个案调查，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等；既有面对面的讨论，如大多数调查都采取了调查会的形式，也有从各类会议中获取的间接材料，如《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忙于事务性工作，加之人身安全的考虑，他的行动不像以往那样随意，传统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很难维系。为了解更多的社会情况，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会议、视察、报告等常规途径了解地方工作，另一方面也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拓展信息来源，其中包括群众来信。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特地向各级党委发出“必须重视群众来信”的号召，强调：“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7]164他自己也与民主人士、亲朋好友保持了大量书信往来，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文稿中有充分体现。由此，毛泽东家书中调查研究功能的凸显，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中，调查研究始终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存在，并衍生为包括理论、方法和技巧的完整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具体形式也会出现变化和调整，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但他围绕党的历史任务、以调查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把握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基本理念和具体方法“变”与“不变”的关系，是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家书路径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旧社会秩序的变革和交替时期，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异常复杂和严峻的，毛泽东将这种局面称为“改组”，“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7]74。在家书中，时常可见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和追问，这与他一直以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3]2的主张是一致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此前调查研究更多聚焦具体问题有所不同，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切的问题具有明显的宏观性。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思考过程很少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为建立家书与他调查研究思想的关联增添了不少难度。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家书和调查研究思想关系的考察，不应拘泥于技术路线和微观细节，更应立足宏观视野把握内在理路，并建立合乎历史逻辑的整体关联。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复信文南松，询问：“正月来信收到了……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2]45可知文南松来信中谈到了粮食紧张问题。文南松此信写于1950年农历正月，即2月17日至3月17日之间，综合各种资料，此信所涉粮食问题有两个原因。

其一，战时环境是粮食短缺的直接因素。当时解放战争还未结束，军费在1950年的财政预算中近40%，以致毛泽东称其为“战争预算”^[8]。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随即成为解放军的南下通道和保障基地，需要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120万人携10万匹骡马”^[9]69解决粮草供应。截至1950年2月20日，全省共入库公粮10.29亿斤^[9]69。文南松写信之时，湖南的土改工作还未展开，此时征粮是未予先取，引起农民不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自发阻止公粮外调的情况。因此，一方面湖南的筹粮工作为解放战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粮食外调也客观上加剧了省内粮食紧张的现象。

其二，粮食短缺的基础性原因是国家财经尚未统一，财政面临暂时困难，公粮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逐渐凸显出来。由于新中国是在原来分散的解放区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公粮、税收等主要由地方掌握，中央直接支配的财力、物资有限，不得不依靠超发货币弥补赤字，也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物价上涨，粮价首当其冲。米价在春节之际攀至顶峰，“大米每公斤由1640元涨至3800元”^[10]49。为平抑物价、满足前线和大中城市的粮食供应，公粮被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粮食征收不得不暂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1950年的全国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点四”^[11]，甚至高于城市的工商业税收。

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文稿看，他对当时粮食紧张的情况是掌握的，“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7]74，文南松来信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承认征收公粮是对解放战争的巨大贡献，“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7]69。另一方面提出要“酌量减轻民负”^[7]71，并推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明确公粮征收标准，适当下调征收比例。1950年2月，政务院通过《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征收之公粮，在新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12]在1950年5月政务院通过的《关于一九五〇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中，中央征收部分进一步下降为不超过百分之十三^[13]。如此，征粮不仅有了明确标准，且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农民的公粮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第二，以各种形式节约开支，特别是伴随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有序组织人民军队从事生产或集体复员。1949年12月，毛泽东发布指示，要求没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从1950年春开始组织生产，“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7]28。1952年2月，毛泽东又发布《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号召转业官兵“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7]224。

第三，统一全国财经，为摆脱财政对公粮的过度依赖创造条件。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召开，着力解决财政收支脱节的问题，并作出了统一财政收入、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的决定。人民政府得以将相对有限的财力和物资集中到最急需的领域，短短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赤字大幅减少、物价趋于平稳的成效。

总体看来，毛泽东1950年家书中谈及的粮食短缺问题，是战时环境下财政收支脱节造成的局部地区农民负担过重现象，后伴随全国财经的统一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了争取财经工作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7]70。因此，此次粮食短缺的现象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秩序的重塑和调整中来理解。

从毛泽东复信看，1950年有两人反映了地方工作问题，即贺晓秋与文运昌。毛泽东给两人的复信均写于1950年4月19日。其中复贺晓秋信中有“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2]29语，可知贺晓秋来信写于1949年12月22日。文运昌来信时间不明，推测应与贺晓秋信相距不远。从内容看，毛泽东复贺晓秋信中有“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2]29语；复文运昌信中有“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2]28语。综合各种资料，这一时期农村征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关注地方工作的重点之一，这在毛泽东回复的其他在湘友人书信中多有印证。

这一时期征粮工作中暴露的问题有其特殊背景。湖南虽于1949年8月解放，但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湖南的土地改革于1950年冬才开始。由于贺晓秋和文运昌来信之际正值湖南土改前夕，很多农民已开始自发拒绝向地主交租，地主失去了地租收入，还要缴纳很高比例的公粮，以致一些地主无粮可交。而农民保留了多数甚至全部田间收获，但按照政策只需要缴纳较低比例的公粮。1950年1月，陈云曾谈到这一现象：“华东、华中地主普遍叫苦，要求提早土改，因为许多地方的农民实际上少缴甚至不缴租，而地主之公粮负担则不能减少。”^[14]因此，征粮工作中实际出现了征收面过窄、畸轻畸重的情况。与此同时，还由于党员数量急剧扩大，党内出现了思想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一些干部在征粮时策略失当、作风粗暴。这些问题在华东、华中、西南等新解放区普遍存在，湖南省应也不例外。

毛泽东通过家书在内的各种途径关注到了征粮工作的流弊，他对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7]56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党内开展了一系列整训工作。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着力解决突出存在的命令主义、粗暴作风等问题。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纯洁党的组织的任务，如清除投机分子，扩大工人党员数量，老解放区停止发展农村党员，新解放区在土改完成前暂不发展党组织等^[7]72。

1950年文运昌和贺晓秋来信反映的命令主义与粗暴作风问题，体现了党的队伍急剧扩大带来的党员成分不纯问题。当家书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共同指向这一问题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迅速作出反应，以之为契机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整党运动，捍卫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复信，内有“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2]78语，可知张有成曾写信反映粮食问题。1952年7月7日，毛泽东也确曾复信张有成，其中有“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2]77语，亦可知张有成的信写于1952年阴历五月初一，即公历5月24日。需要注意的是，此信与前述1950年文南松来信虽都谈及缺粮的问题，相隔也只有两年多，但在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间跨度尤不能忽略，两次粮食问题的原因有很大差别。

综合各种资料，毛泽东在复毛宇居信中追问的粮食问题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直接原因是张有成所在的湘乡县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塘坝年久失修，淤塞、渗漏严重，抗旱防涝能力单薄。据湘乡1950年的农业调查数据，当时全县“十之八九的农田忌旱忌涝，在种一季稻情况下，算得上旱涝保收的稻田8.5万亩，仅占总田亩的11.5%”^[10]52，依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粮食产量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受旱涝影响起伏较大，极不稳定。其二，根本原因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个体生产仍非常脆弱。湘乡县的土地改革始于1950年冬，1951年9月就已完成。而此次粮食短缺出现在土改后的1952年5月，可知仅使农民分得土地仍不足以解决粮食问题。从当时全国的情况看，土改后农村出现了新动向，一些农民因天灾人祸等原因被迫典让、出卖土地。湘乡的情况大致相类，据1952年《湘乡备荒报告》记载：“当时全县已发现出卖崽女的有9起，出卖或典当田地的121起223亩，以土改中分得的家具衣物换粮的195户，出卖新谷的165户。”^[10]67从本质上看，土改后的农民仍是分散、落后的个体经营者，既无力修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也无法为城市和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农产品，甚至连自己的口粮也无法保证，农村也出现了售卖土地和土地集中的迹象。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文稿中的思想痕迹看，他对土改后农村可能出现的分化是有所警惕的，也没有停止对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依据《共同纲领》，农民个体经济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之一，在政策上应予以认可。但新民主主义又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是不断巩固与扩大的，五种经济形态的地位和前途是不一样的。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在原则上承认农民个体经济的合法性，反对过多干预农民。另一方面，又多次强调要在农民自愿基础上，有步骤地展开互助合作运动。在他看来，粮食问题的背后是小农经济天然的落后性，既不能提供工业化所需的农业产品，也极易再现两极分化的覆辙。毛泽东当时有一个重要判断：“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7]301他后来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7]301，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在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开展生产互助，由低级至高级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既能有效避免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做准备。

因此，毛泽东复毛宇居信中追问的粮食问题，实际牵涉到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答案非常明确，即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7]295。因此，毛泽东对土改后粮食问题的思考，是与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紧密结合的，即以农业合作化克服农民个体经济的根本缺陷，进而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家书中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均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若回归宏观历史场景，会发现这些问题与毛泽东着力思考的许多历史课题高度吻合，并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中有所体现。家书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家人提供的感性素材与毛泽东的理性思考是一种互为确证的关系。家书也超越了简单的亲情传递，在为党为国资政的角度呈现了之于调查研究的特殊价值。

毛泽东家书看似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似乎头绪繁多、内容驳杂，若将其统观，则有一条调查研究的主线贯穿始终，集中体现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念、路径与方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角，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调查研究既是工作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实现形式。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做好调查研究必须“眼睛向下”“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4]789-790在人民群众面前，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他在著名的寻乌调查中曾与社会各类群体深入交流，获得了很多关键信息，“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4]790。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复信的32位家人多数是在乡间从事生产的农民，少数是知识分子、基层干部，均为各个领域的一线工作者，这个群体就是人民群众的缩影。通过书信往来，毛泽东与家人，进而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各个群体，建立了紧密联系，寻得了一双“向下的眼睛”，建立了一条了解基层社会的渠道，这对于身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尤为重要。毛泽东与家人虽有山水之隔，但在了解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点上，他确实需要家人的帮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真诚和谦虚的，是真正的“小学生的态度”。每有家人来信反映问题，毛泽东必诚挚致谢，“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2]36，“承告乡情，甚谢”^[2]91。

调查研究不是没有重点的平均用力，而是选择某一典型进行深入剖析，这就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解剖麻雀”或“下马观花”，其哲学依据是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15]318。

“解剖麻雀”与“下马观花”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麻雀”或“花”，并进行持续、细致的调查研究，下一番“解剖”和“观”的工夫。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为毛泽东创造了近似于“解剖麻雀”“下马观花”的条件。从时间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家人间的通信非常密集，这为他提供了持续的信息来源；从内容上看，信中内容涉及生活生产、地方工作等，涵盖了乡村生活的全景；从效果上看，这些横向、纵向兼具的信息勾勒了一个粗略但立体的基层社会影像，为毛泽东研判相关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对家人信中提及的某些重要问题，毛泽东有时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后续材料。如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复信毛月秋：“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2]93-94韶山、石城分别是毛氏亲属和文氏亲属所在地，毛泽东查阅两地材料的目的也很清楚，即将之与家人来信相互参照、对比，甄别异同、出入，以便多角度了解真实情况。家书中的点滴信息及地方政府的系统材料，共同为毛泽东呈现了基层乡村的鲜活样态，是可供解剖的“麻雀”和可供细观的“花”，这对于调查研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15]117-118。

调查会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推崇的调查研究的组织形式，“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4]790。他还归纳了开调查会的一些具体方法，如“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3]10，与会人员的代表性要强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已很难亲自组织调查会，但家书中依稀可见这种方法的痕迹。书信作为沟通方式，类似具有一定时空差的面谈，且诉诸于笔端的交流更显深思和稳健，家书可视为毛泽东召集家人谈话的特殊形式。毛泽东虽事务繁重，但他坚持与家人通信，问询的问题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对信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禁止家人随意来京的原则下，也会邀请他们赴京当面陈说情况。如1953年10月4日，复毛月秋信，“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2]93。又如1953年10月25日，复文九明信，“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2]96。依据惯例，毛泽东一般会邀请赴京的亲友小住一段时间，有时甚至达数月之久，并在闲暇时与他们畅谈。《毛泽东年谱》中有不少他与家人会谈的记录，如1953年10月25日，“会见从湖南来北京的亲戚毛月秋、文东仙，了解家乡情况”^[16]186；1954年10月17日，“会见毛远耀、毛泽全等亲属”^[16]300。可以想见，家人在京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可以随时进行，且必定是准备充分、思路清晰、目的明确的，这就与开调查会相差无几了。

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否真实，除受调查方法及调查者能力的影响外，也取决于被调查者是否讲真话。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建立心理上的互信，这是调查研究成功的前提，“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3]27。他在回忆兴国调查时说，起初被调查者非常拘束，“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3]27。在取得对方信任后，“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3]27，兴国调查也取得了圆满成果。“做朋友”的本质是建立主客双方的互信，为被调查者讲真话扫清障碍。鉴于血缘和亲缘的天然优势，毛泽东与家人间的互信较之一般朋友更进一步，因陌生感、距离感带来的沟通障碍几乎不存在，双方坦诚相告的几率更大。毛泽东多次在信中要求家人告知见闻，许多家人也主动致信反映情况，即为明证。

毛泽东重视家书，和与群众“做朋友”的调查艺术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选择的问询对象，或为人稳重，或敢于直言，都是最可信赖之人。以毛宇居为例，作为毛泽东的堂兄和塾师，他曾冒险保存了毛泽东为母亲写的挽联和《祭母文》，以及学生时代在湖南一师的课堂笔记《讲堂录》。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帮助毛泽东料理了许多家乡事宜，也曾多次受邀赴京。毛泽东对毛宇居非常信任，多次在信中请求他告知地方情形，如1950年5月15日，信中有“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2]51语；1952年7月11日，信中有“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告”^[2]78语；1953年8月27日，信中有“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2]90语。家人作为更加亲密的“朋友”，这种特殊关系是互信的天然基石，双方可以较少保留的直陈实情，在毛泽东无法进行直接调查研究时，提供更多相对可靠的基层素材。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产生机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调查研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家书的重视，既是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思想的延续，也是执政条件下维系党的优良传统的尝试，彰显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品质和理论精华。可以说，调查研究既是毛泽东个人的工作风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色，是党克服一切理论困境与现实障碍的有力武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继承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练就调查研究的基本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