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2, 8(3): 9-20 doi: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升华*

田克勤

Improve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by the Third Resolution on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ian Keqin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

摘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延承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基本概括的基础上,对其认识有了新的升华,集中体现在: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论断,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准确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论断,并在其中关于“十条经验”的概括中得到充分体现,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奠基性和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 第三个历史决议 ;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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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克勤.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升华*.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2, 8(3): 9-20 doi:

Tian Keqin. Improve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by the Third Resolution on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2, 8(3): 9-20 doi:

建党百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这是继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后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前两个历史决议,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概括。此后,为了紧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的讲话中对其亦有新的阐述。而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阐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大成就,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在延承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基本概括的基础上,对其认识有了新的升华,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这三个重要论断上。深刻认识、理解和掌握这三个论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将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沿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概括,同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2]955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3]的概括相比,既强调了发展又突出了创造性,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和特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又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更准确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

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重大贡献作出的概括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1]这里集中展示了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大胆尝试,突破建党以来长期坚持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革命模式,开始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解决了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成功开辟出一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就突出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和武装斗争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特殊国情,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问题,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1]这里有关遵义会议的集中阐述同前两个历史决议中的概括相比更为全面、科学。一方面,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3]的概括相比,在表述上增添“事实上”三个字,这就表明当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但实质上却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这就与历史事实更加相符,在表述上更为严谨。另一方面,增加了“两个开始”和“一个开启”的新内容,这就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提升至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既彰显了遵义会议在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极其重要的贡献,也肯定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作风、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在同教条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更突出了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党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终于认识到的,是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犯过“左”倾错误同志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1]这里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集中概括,其中多数是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因此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分析和批判了教条主义错误,及时吸取战时的新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展开并走向成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运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指导三大战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1]这里从两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集中概括和总结。一方面,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创立的表述相比,增加了“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内容,既进一步突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对毛泽东思想创立的重要意义,也更加突出了毛泽东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党的建设成就的总结,突出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解决了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如何对待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处理和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如何处理武装斗争等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锻造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2.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重大贡献作出的概括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1]这就突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成功确立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这里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得益于毛泽东结合新的实际特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为了党中央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率先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且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初步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向全党提出,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1]同第二个历史决议相比,这里增加了党在外交工作和自身建设工作方面的贡献。一方面,突出了毛泽东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解决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另一方面,集中展示了毛泽东在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执政考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并根据新的实践特点,探索出适应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1]同第二个历史决议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合并在一起论述相比,这里提到了“第二次结合”,并将这次结合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单独集中概括,特别强调这些成果的时代价值。这就从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集中展现了毛泽东求实的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以苏为鉴,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探索过程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独创性价值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新时代、现阶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有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新概括,进一步表明毛泽东思想并非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割裂、独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想,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同时,这种运用和发展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创造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讲出了“老祖宗没讲过的新话”。

二、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同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第三个历史决议尽管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集中展示,但其中有关“十条经验”的概括,不仅极其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一贯重视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其主要内容不少即为毛泽东在历史上首创并始终坚持和贯彻,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总结、提炼而来的,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思想中许多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完全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深刻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是党在新时代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理论之基,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

1. 第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和第十条“坚持自我革命”,主要是围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力量”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

有关“坚持党的领导”[1],毛泽东说得最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后来他又针对这一问题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在这里也都有体现。其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源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4]350。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论述了党的领导核心问题,提出“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5]535的要求,作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2]804-805的论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1],也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有关“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6]305的思想。“坚持民主集中制”[1],是历来毛泽东提倡的,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2]1057总的来说,这条原则既是对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坚持自我革命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有关坚持自我革命的原则及相关思想虽然是在新时代提出来的,但其基本精神仍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关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2]1096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相关论述。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2]1096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坚持自我革命既是党对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努力贯彻的一条重要原则。

2. 第二条“坚持人民至上”,主要是围绕着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力量”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

“坚持人民至上”[1],既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又蕴含于毛泽东思想中。其中,“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1],这个对于人民历史地位的阐述,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4]457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的思想;“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1]是他提出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1],源自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坚持党的群众路线”[1],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总之,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总结,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根本依据,更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3. 第三条“坚持理论创新”和第七条“坚持开拓创新”,主要是围绕党的指导思想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

有关“坚持理论创新”[1]和“坚持开拓创新”[1]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1],以及“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1]等观点的概括,与毛泽东提出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350、要敢于超过马克思等重要观点直接相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理论创新的先行者,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7]111。“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111-112,“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6]5。毛泽东还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造、推动理论创新,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109同时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534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中国特性的融合贯通中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总之,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才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了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4. 第四条“坚持独立自主”、第五条“坚持中国道路”和第六条“坚持胸怀天下”,主要是围绕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

有关“坚持独立自主”[1],是毛泽东最早倡导和践行的基本准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115。后来他又总结道:“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6]299194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8]1132。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强调:“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9]。因此,党历来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同时,党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其中,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成果。大革命失败后,对于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内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照搬苏联的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另一种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毛泽东就是后者的开拓者、坚持者和捍卫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0]因此,他坚持以苏为鉴,成功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实践证明,只要我们既不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此外,毛泽东还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和中国道路,并不意味着要盲目排斥外面的世界,实施孤立主义、闭关自守,而是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5. 第八条“坚持敢于斗争”和第九条“坚持统一战线”主要是围绕党如何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

有关“坚持敢于斗争”[1]中阐述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可以追溯至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斗争思想。毛泽东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他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明白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1]。此后他便投身于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伟大斗争之中,并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总结道:“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8]1487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逻辑定律。总之,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同时,斗争和团结又是辩证统一的,在“坚持统一战线”[1]这条经验总结中阐述的“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和“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1],也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强调并长期坚持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将分清敌友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强调:“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7]3抗战爆发后,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7]271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总结道:“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8]1257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强调,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这也就为新时代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提供了基本遵循。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新概括,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更彰显了党在新时代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领的高度重视。

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三个历史决议紧密结合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及党在百年奋斗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内在逻辑和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认识,作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这一概括,突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奠基性和基础性的历史地位,准确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供了根本依据,也为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作出了重要理论铺垫。

根据哲学观点,飞跃系指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历史性飞跃是把哲学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飞跃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指解决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性跃进。[12]前两个历史决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时,都未使用“飞跃”的表述。党的十三大才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13]这里尽管没有明确提及毛泽东思想,但根据第一次飞跃发生的历史时期,也从侧面反映出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探索并未明确包含在其中。党的十五大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14]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界定,并且这次概括也涵盖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后来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阐述时,对毛泽东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他理论成果的定位上都未提及“飞跃”的表述。

尽管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历史地位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不仅从未间断,反而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的热点和具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和发展,人们开始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相继提出了“两次飞跃论”[15]“三次飞跃论”[16]“四次飞跃论”[17]“五次飞跃论”[18]等。尽管这些探索性研究并未在学界达成权威性共识,但却进一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系统性认识,这就使得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概括成为可能。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大历史观的方法论,分清主流和支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作出了许多精辟论述。比如在谈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时,习近平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19];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20]。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再次使用“飞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的阶段性理论成果作出界定,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的新概括、新定位。同时,在对这三次飞跃的表述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位仍然沿用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表述,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界定在表述上则用的是“新的飞跃”[1]。第三个历史决议特意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这是对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首创者、主导者地位的充分肯定。党从成立开始,便十分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但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有极大的特殊性,其中有许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建党后,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系统的理论工程提出来,并出色地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任务、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以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路线,并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出精确的科学分析,充分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论证,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基本原则)、什么是中国国情和实际(或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怎么样才能中国化等基本理论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总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奠基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这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毛泽东率先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的同时,也极其注重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正如他后来指出:“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21]因此,他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依据每个特殊时期中国具体的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及条件,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结论,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逐步引向完善并加以体系化,创立毛泽东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恰如刘少奇所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22]

第三,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都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3]298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我们不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对于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更为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些充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立足点,它们永远不会过时,中国人民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依靠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靠它,在今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中仍然要依靠它。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

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而且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23]298总的来说,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升华有其重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从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过程时,更加注重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运用和发展的创造性的特征;二是在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进行提炼概括时,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系统性特征;三是在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概括上,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整体性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和掌握。[24]质言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更加简洁且更加精准,既为科学评价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为此,今后要在第三个历史决议及其精神的引领下,进一步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在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的奠基性意义的研究,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夯实理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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