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上半年，在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教授应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邀请，在工字厅发表演讲，其间座无虚席。目前学术界对吕振羽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开拓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史，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等方面的贡献已有充分研究，高度肯定吕振羽作为坚定的革命家和卓有建树的史学家的重要地位，¹但是关于吕振羽在清华大学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讲座还没有论著专门讨论。此次讲座正值国内左翼思潮发展，社会史论战如火如荼之时，讲座的开办也与清华大学的校园氛围和校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密不可分，因而此事无论在清华大学校史还是在吕振羽个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中，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求教于方家。

任教于中国大学的吕振羽是学术界公认的“红色教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去清华大学演讲前，他在中国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先秦诸子思想》等课程，并出版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32年北平春秋书店发行)、《中日问题批判》(1932年北平导群书店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纲第一册，1934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等多部著作。他的著作中最应注意的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书前有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达作的序。序中指明了这本书的两个特点：“本书的著者，采取谨严的立场，一方面指出波格达诺夫主义的‘商业资本社会’论的错误，一方面指出马扎亚尔派‘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错误；同时，又从世界史的观点，指出伪历史唯物主义流派的非奴隶制度社会论的错误，坚决地确认奴隶制度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对于殷代以前的那一长远的历史时期，著者根据莫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等著作，探求出史前期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根据中国古籍中神话传说式的记载和仰韶各期古物，探求中国史前期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这一历史时期，整理出一个整然的系统。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1]70-71

此时的吕振羽教授还积极参加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社会史论战，“像勇士一样上阵投身进去了”^[1]65。这一时期，人们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以及是否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也有人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指手画脚，攻击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组建红军的举动。那时国内各种理论思潮涌动，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并不多，而且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并不一定知道如何运用这一理论，在各种冒牌马克思主义面前就更加难辨是非。对此，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说：

“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争论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其次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因此使我不能不冒险来尝试。”^[1]71

由于当时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吕振羽不能不委婉其辞。《自序》中的“实验主义”是胡适使用的称谓，其真正含义是实用主义。至于《自序》中提到的“辩证论者”，吕振羽在1962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修订版中指明为陶希圣、叶青之类的学者。“反正他们不在对科学对群众负何种责任，而只需对其主子负担反对科学欺骗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便只需在御制的结论下面，用一些零片的、断章取义的材料去粉糊，便算完成了任务。”^[1]72

1933年2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吕振羽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日问题批判》等书“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彻底查封了这些书籍。但吕振羽坚持真理，于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议。虽然出版一本书并不能阻止那些冒牌的唯物论者们混乱大众的听闻，但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使人们认识到实用主义、机械论以及陶希圣、叶青之类学者的观点都不能代表历史唯物主义；也使人们知道了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在世界若干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除古代希腊、罗马而外，都不曾有奴隶制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1]72等说法的不可凭信。这部书的出版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有益的，他在本书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史前期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创举。^[1]71-72

这场论战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多方面意义的重大学术理论交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在国内得以广泛传播，并在此后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效果。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曾指出：“吕振羽是学工程技术出身的，思维方法很讲求科学和严格，对理论问题有坚实的研究功底，这是他与一般史学家明显不同之处。他进入史学界是由参加社会史论战开始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正是他开始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初阶段。”^[1]65

以上可以看出，当时蜚声学术界的吕振羽教授受邀前往清华大学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正与长久以来的研究经历密不可分。

吕振羽能在1934年上半年前往清华大学演讲，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这一时期清华大学重视学术研究的氛围。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课程设置偏重西方历史，甚至产生了有西史而无中史的局面。直到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次年筹设历史系，才在课程设置上确立了中西史并重的原则，并立志要以十年之功编出中国通史及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各一部，“上可比剑桥之盛举，下亦不失吾国史界之威权”^[3]5。但可惜由于时局及人员的变动，这一设想并未完成。

1928年9月，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宣讲了他的教育方针，简称“四大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据同罗家伦关系较密切且被其亲聘来清华出任教授兼秘书长的冯友兰先生评说，罗家伦的“学术化成绩最显著；民主化和纪律化成绩平常；军事化彻底失败”^[2]48。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2]48只可惜罗校长任职仅2年多即被驱走，他的“学术化”计划大都开始实施且初见成效，但有些只能半途中止。好在有些计划被后任校长梅贻琦出色地完成。

梅贻琦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了6条施政方针：第一，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2]51第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2]51第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2]51第四，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2]51第五，合理使用经费。第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

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2]51-52

由此可见，罗家伦、梅贻琦两任校长推行的教育方针所形成的学术研究氛围有利于吕振羽教授来清华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

二是文科院系领导崇奉学术自由。如历史系主任蒋廷黻非常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1929年，校长罗家伦约请蒋廷黻到清华担任历史系主任。罗家伦办清华史学系的方针就是“注意史料的批评研究与整理，为中国产生几部科学的新历史^”[3]23，因而他请蒋廷黻来清华主持历史系，主要是想让蒋廷黻能实现他那酝酿已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后来蒋廷黻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最早赏识我，劝我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就是罗志希”^[3]23。主张学术自由的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对学生邀请吕振羽来历史系演讲，应该是同意的，起码不反对；系主任提倡学术自由，历史系其他教师也不会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来历史系演讲。

当然管理历史系的文学院领导的态度也很重要。当时的院长冯友兰对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同情的。冯友兰1928年来清华任教，1934年出国休假一年，在回国途中顺便访问了苏联。因为苏联革命成功后，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冯想亲自去看看究竟如何。他从德国经波兰直抵莫斯科，按照苏联旅游局所规定的行程，转了几个大城市。回国后，当时校内外都很想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都想听听这位知名教授的看法和想法，于是纷纷来邀请他去做报告。1934年10月15日，他在哲学系举行的“欢迎冯先生归来会”上说：“苏俄之智识阶级，并非如外人所想像之离群索居。反之，彼等从事于社会主义之理论，打击一切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深为俄国民众之热情拥护”；“苏俄实为一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例如孔子何以不乘飞机，此系物质环境限制之故，非孔子不愿乘飞机也。此等例，举不胜举，不容否认吾等日常求乐，全系物质支持，使衣食不足，尚有何快乐可言”。^[2]73事后清华大学校刊也为此报道说：“冯先生此次出国考察，以在俄印象最佳。听冯先生讲演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后，足证苏联之进步并非虚传。”^[2]73因此，崇奉学术自由的历史系领导以及同情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学院领导，对于学生邀请红色教授来校演讲，没有设置障碍，有利于吕振羽教授来清华演讲。

三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学生全力促成此事。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激烈的革命浪潮下，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诞生了。清华园里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于1926年11月建立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支部建立后虽处于地下状态，但支部成员大多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学生中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阵地。大革命失败后，党支部仍坚持斗争。尽管形势险恶，党组织仍采取各种办法宣传马克思主义，派党员参与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清华周刊》，译介、探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陈志安(1909—1994)是1932届社会学系学生，1929年在清华园入党，曾任共青团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工银劳动与资本》²一文，这是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非常早的中译本。

郑林宽1935年毕业于清华经济学系，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谈〈资本论〉》³一文，文中不仅简要介绍了《资本论》的思想，还详细罗列了当时已出版的中译本和通俗解说著作。

1934年，他还在《清华暑期周刊》中发表了对苏联计划经济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清华政治学系的张馥荍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分析》⁴一文。1931年考入清华历史学系的张凤阁(1909—1940)，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马克思经济学理体系中的辩证观点：社会主义派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⁵一文，文中主要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例讲述方法论，对马克思的理论渊源有作梳理，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述也多有引证。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34年初，清华大学颁布了“清寒助学金”和清寒公费生办法之后，家庭生活比较贫寒的中产阶级以下的子弟大批涌入清华，学生成分逐渐走向平民化，改变了过去以官僚、地主、军阀子弟为主的状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也促使了广大学生爱国主义的民族觉悟迅速高涨。同时，清华地处郊外，有着相对独立的警卫系统，因此有相对自由民主的客观环境。这些特殊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进步学生掩护自己、开展活动。

清华大学党支部利用这些条件，在学生中进行了艰苦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努力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学生，为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打下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学生中的左派力量不断增长，各种进步力量的团体也随之组织起来。这些团体中除1932年成立的“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共地下党领导)、“语联”(即“世界语联合会”，中共地下党领导)等，还有1933年底成立的“现代座谈会”等组织。

“现代座谈会”是清华重要的课外研究团体。该会通过举办报告会，开展时事分析、读书活动等，公开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新文艺创作方法、哲学的党派性以及时事评述等专题，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这些社团都遭到了反动派的迫害，“社联”“语联”等组织更屡遭破坏。而“现代座谈会”也于1935年3月解散。但是，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是扑不灭禁不绝的，党很快领导了一个秘密的群众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着秘密活动。^[4]256

据1934年3月26日出版的《清华副刊》报道：本校同学对课外学术之兴趣，向称浓厚。各种学术会社，均会活跃一时，成绩卓著。惟近一二年来，学校课程繁重，此种精神，乃殊少表现，园内学术空气，骤呈消沉。一部分同学有鉴于此，爰于去年后季寒假前组织一现代座谈会，会员约十余名。今年开学后曾扩大征求会员一次，报名者殊形踊跃。本学期已开会二次，每次均有会员之研究报告，简赅扼要。上次开会时讨论之题目为“中国农村问题”，备有讨论大纲，极充实而详明。下次讨论题目，已定为“文艺之使命”。又按该会计划，每次开会时有校内外名人讲演一项，中大经济系教授吕振羽已允讲演世界第一次大战问题，惟因喉痛，未克履约，闻下次开会时，除吕振羽教授外，该会拟尚请许兴凯讲演中日问题，届时当更有一番盛况云。另讯，本校现代座谈会出版之双周座谈第一卷第一期，闻已付印，内容注重文艺创作及社会科学论文，不日即可出售。^[5]

从《清华副刊》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吕振羽曾经两次答应去清华大学演讲。第一次演讲的题目是世界第一次大战问题，但是没有成行，原因是“喉痛未克履约”。第二次演讲的题目是“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地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具体负责接洽吕振羽来清华大学演讲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历史系学生张凤阁。吕振羽的演讲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两个学生林亮、杨联陞记录。演讲稿由清华大学“现代问题座谈会”寄交《劳动季报》(杭州)，在1934年7月14日出版的《劳动季报》第一卷第二期上全文发表。^[6]

由此可见，在1934年前后，随着华北形势恶化，民族危机逐步加深，清华同学的救亡图存热情渐增，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迅速利用这一情况扩大左翼力量，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在此背景下，清华学生促成吕振羽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澄清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左翼青年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现实，思考革命道路提供了历史参照。

吕振羽在“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的演讲中鲜明表达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演讲中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提出思想“是社会下层基础所反映着的一种意识形态”。^[7]62他认为，要说明周代诸子的思想，就先要解释周代的社会，应对那些不顾社会情形而对意识形态作任意解说的所谓“社会主义”“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予以批判，他指出当时可能会产生表达类似观点的思想片段，但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产生这些经济思想的社会基础。^[7]62，67这是所见他对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早表述。

第二，针对当时学术界的争论，提出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的观点。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认识论，吕振羽在阐释周代诸子思想前，首先厘清了周代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形态。当时国内历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周代是氏族制度社会，二是认为周代是奴隶制度社会。吕振羽通过分析周代文献，认为周代同时具有两种制度的残留痕迹，但是全面考察有关周代的各种材料后，可以发现这些残留的痕迹并不是周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出，不能从单个现象去研究历史问题，必须通过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对周代的社会现象作整体的考察。不然“才脱去旧玄学的网罩，又加一层新网罩，那是很不好的。”^[7]62

针对“周代社会到底如何？”这一问题，吕振羽率先提出了西周封建论。这一观点最早出现于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在清华的演讲中他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他认为通过可靠文献可以了解到，周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许多特征，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类似。在判断当时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时，虽然缺乏详细的材料记载，但吕振羽还是从古代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里找到了线索，依据《诗经》中“取厉取锻”的表达，《考工记》中有关制铁的记述，《管子》上“美金为兵，恶金为农具”的说法，孟子问许行“以铁耕乎”的记载，判断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使用铁器，进而推断人们在西周时代也开始使用铁器。^[7]62-63

吕振羽认为西周的劳动状况也与欧洲中世纪类似。文献中记载的“小人”、“庶人”，即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是主要的生产群体。西周农奴的劳动力既要倾注于公田，也会分出一部分用于私田。农奴在为领主耕田以外，还承担了各类徭役，女性要为领主养蚕制衣，男性需要为领主狩猎，获取肉和兽皮。这些情形与欧洲中世纪大体相同，进一步佐证了西周封建论。

在生产关系方面，吕振羽认为西周“井田制”的存在，说明当时存在与封建经济的庄园制度类似的经济制度。他依据西周时金文记载的“锡某某井五囷”及“锡田”的说法很多，考证了“井田制”的存在，虽然不像孟子等所说的那般典型与规整，但井田制的种种原则说明其就是一种庄园组织。他还根据金石文中“众诸侯侯甸男”的记载，论证《尚书》中的“庶邦侯甸男卫”这一五等五服基本原则是存在的。这一系列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都说明西周确实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7]63

吕振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周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情况，层层分析，得出周代是封建社会的结论，令人信服。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描述周秦诸子经济思想的发展线索。吕振羽在演讲中将周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情况略微梳理，指出孔子、孟子、荀子的经济思想是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

吕振羽指出：“孔子既是没落的领主，他的思想，一方面站在封建领主的立场，主张维持封建制度；同时，也感到没落者的痛苦，起了一种反感，以为停止兼并，维持秩序，改良组织，是惟一出路。”^[7]64“孔子因为自身的没落，由于封建的兼并，所以对当时的情形不满而主张改良。”^[7]65

随后他又结合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论述了孟子思想体系的变化。到了孟子时期，社会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因为战争很多，军费浩繁，各大领主剥削农民，农民反感更厉害起来。”^[7]65吕振羽还运用辩证法分析了新兴地主同封建领主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认为孟子力主调和封建领主与新兴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让新兴地主从属于封建领主，共同作为剥削阶级存在。他通过这样的论证说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关系以及政策的变化。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观念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唯物论色彩，提出“有恒产然后有恒心”的观点，正是原始唯物论的素朴形态。但吕振羽也强调了，从整体来看，孟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观念论的。

而到了荀子的时代，地主阶级势力进一步发展，因此荀子一反孟子维护封建领主的主张，认为应由新兴地主把改良封建制度。“儒家的孔子，代表封建领主的利益，孟子主张封建领主同新兴地主妥协，荀子则完全代表新兴地主，这也是思想随社会前进的好证据。”^[7]64-65

吕振羽指出，老子、庄子代表的是经济思想没落阶级或阶层的经济思想。老子面对封建小领主的没落趋势，认为原因在于大领主的兼并行为，所以希望各方能退回小国寡民的阶段，彼此相安。而与老子同派，但在时间上与孟子相近的庄子，面对小领主彻底没落，再无恢复的可能性的社会现实，并不否认封建领主存在，但对封建兼并存在反感。所以他的思想，凸显出消极、悲观，痛骂大领主及新兴地主的倾向，只是一种对当时历史潮流的消极批评。^[7]66

吕振羽进一步说明，墨子与许行的经济思想则代表被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但是墨子在肯定农民利益的同时，也没有否认封建领主的存在，吕振羽认为这是其思想的矛盾之处。许行的学说见于《孟子》，记录了手工业者与普通农民的经济生活。吕振羽认为许行比较彻底地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7]66

可以说，吕振羽在演讲中，将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听众，将周秦诸子经济思想划分为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没落阶级或阶层的经济思想、被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构成三条发展线索，令清华师生耳目一新。吕振羽的这次讲座激发了清华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因此他们计划邀请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学校做演讲。在吕振羽演讲之后，“现代座谈会”积极筹备邀请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达来清华演讲。因为前面的演讲“颇受本校同学热烈欢迎，故已决定举行第四次公开学术讲演。”^[6]285清华师生希望通过这类研究使“校内好学之士，又可饱听高论；藉以获得对现社会之正确的认识”^[6]285。

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各方知识分子努力探求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知，从而为摸索正确的救国方略提供参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凭借其科学性被一批学养深厚的史学家所接受，并用以解释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奠定了诸多历史学的基本命题和研究方法。同时在时代的激变中，清华大学的师生锐意变革，顺应潮流，共同营造了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在清华校园中取得了广泛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吕振羽得以前往清华大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题进行演讲。而在此次演讲中，吕振羽向清华师生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阐释西周封建论，运用阶级分析法解释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线索，向他们展现了科学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也进一步激发了清华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