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论述中反复提及和强调人民至上，而且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将人民至上置于“十个坚持”中的重要位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与赤诚之心。历史主动精神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践行初心与使命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1]158“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1]52。历史主动精神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本质彰显。同时，我们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力量的发挥又能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进而形成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主动精神践行的旨归与宗旨亦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在出发点与根本归宿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 唯物史观是贯穿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根基
“人是历史的主题。”[2]唯物史观是审视历史、透视社会、展望未来的基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我们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哲学依据，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知识宝库的一大创新性贡献。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3]173。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以前的历史观大都将历史与现实截然分开，主张“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3]173，将历史看成脱离生活超越世界以外的某种东西。1843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就曾批判，即使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轻视历史，并强调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4]。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全面系统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5]，进而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唯物史观系统阐释了社会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本动力作用，科学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中强调，马克思是“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7]878。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探索中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基本规律，又从根本上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正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强调的那样：“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8]因此，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为我们正确对待历史、科学认识历史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哲学依据。
人民至上始终透视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原理。唯物史观始终将人作为其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实现了对近代人道主义的价值超越。马克思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136后来，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进一步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为我们共同的事业，人类的事业所共有”[3]83。因此，人的问题始终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中心线索与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明确强调人民至上是建立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并向全党、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将人民至上作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确定下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中，党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将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人民放在了治国理政的最高位置。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为主题，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154，将一切工作的逻辑起点落实到人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疫情防控理念与原则。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唯物史观作为实践创新与理念创新的哲学基础，将“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历史主动精神始终彰显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原理。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及内容来看，它既内蓄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尺度，也包含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9]49，带领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9]91，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实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在实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伟大践行中逐步形成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清晰认识，又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深刻把握，还包含了对“人”的价值的重视。换言之，历史主动精神既内蓄了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又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
二、 人民至上始终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指向
从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尺度来看，人民至上是最直接的价值指向。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的历史自觉是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们党领导全体人民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践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直接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目标与价值追求。历史自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是由其政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第一句就明确规定了我们党的根本性质，也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党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最广大人民所期盼的共产主义而展开。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又决定了她能够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党章》也明确规定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坚持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既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指向。
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的坚持科学精神、掌握历史规律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7]755这一观点表明，一方面，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演进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规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历史进程都是由其规律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只能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按照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实践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历史规律、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规律。正如恩格斯强调的：“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7]795然而，发现历史规律、掌握历史规律不是最终的目的，掌握历史规律的目的在于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体的历史主动精神去创造历史、改造世界、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的现实生活。
三、 历史主动精神是人民至上理念得以实现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为实现人民至上理念提供了自觉创造力。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是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征程中，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7]385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践行历史主动精神的典范和楷模，正是他们这种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积极创造，创造性地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兴起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哲学革命。从此，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上形成了真正的科学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在不断推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征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为实现人民至上理念提供了共识凝聚力。马克思曾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驳卡尔·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无理攻击时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10]346。随后，马克思又在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演讲时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0]409。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达成思想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汇聚人民力量，必须首先清楚人民真正需要什么、追求什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追求的目标是统一的，共同指向了对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早在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1]368。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又进一步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11]15。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党原则、根本宗旨等决定了党能够自觉地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凝心聚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为实现人民至上理念提供了激励感召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党争取主动、积极作为、奋发有为、成就伟业的历史。党时刻掌握主动，不失时机地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了一次又一次伟大飞跃，在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实现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过程中激励着人民、感召着人民。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考察并批判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唯心主义观点，特别是在批评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批判没有找到根本、未能找准本质时，他强调，人的头脑中所形成的感觉、思想等都是来源于外部世界，没有外在的客观世界就不会有人的感觉、思想，也就无法形成人的理想意图，并进一步转化为人们的理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会成为人们从事现实的客观实践活动的推动力量。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为人民中心，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的自觉创造力、共识凝聚力和激励感召力，不断推进人民至上理念的实现。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感同身受，备受鼓舞和激励。
四、 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通过价值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目标指向、实践步伐、理想信念等自觉组成的集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星球都可以构成一个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时也曾强调，有的共同体是一种自发的或自然的，又或者“天然的共同体”[12]725，如家庭、部落等，这类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语言等共同性而自发形成的或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自觉形成的共同体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明确的目标指向、共同的实践步伐、共同的理想信念等，并且在一定社会历史进程中逐步凝聚而成。
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正是基于上述前提与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天下谋大同的社会历史实践中逐步凝聚和形成的。而这一共同体一旦形成又具有强大的生产力作用，它会加速凝聚共同体成员的力量，进而强化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追求、目标指向和理想信念等。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共同体、实践共同体中实现完美统一。
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在价值共同体中实现统一。人民至上回答的是为了谁、依据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13]党和国家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也就是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与国家的繁荣昌盛。因为，没有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则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展现的是把握发展的主动、掌握前进的主动，在机遇中主动作为、在挑战中主动担当，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与人民至上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一致，从而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价值共同体，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追求中得以有机统一。
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在实践共同体中实现统一。实践共同体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着共同的理念信仰、利益目标在实践中逐步走到一起而构成的群体。可见实践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场域，而“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12]748，也必将成为维系共同体继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人民至上理念的实现不能脱离最基础的劳动实践，而是要在这种实践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其积极性、能动性，主动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积极作为、勇于担当，以自身的历史主动精神去感染群众、影响群众、吸收群众，进而带动和发挥出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和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都离不开实践。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实现民族复兴大任的实践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起好模范与表率作用，才能真正感染群众、影响群众，才能激发出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而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也只能在实践中才能得以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展的最大实践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所以，人民至上与历史主动精神都不能脱离实践而存在，两者在实践共同体中得以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