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评析1
A Commentary and Analysis on the Discourse Research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编委: 李戈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云峰,法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青年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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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峰.
Li Yunfeng.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发展和优势凸显,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建构、阐释、传播工作逐步展开,并初步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话语理论为遵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为导向,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内涵、话语权和话语优势等进行了科学讨论,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整体图景,同时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未来方向与空间。
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整体图景
基于相关数据库检索的可视化结果,关于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制度话语内涵、制度话语权、制度话语优势等方面。通过对上述议题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可大致勾勒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整体图景。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内涵
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话语概念,具有丰富的话语内涵。在不同的学科视域或表达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内涵呈现出多种样态。在讨论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内涵的过程中,学界形成了关于制度话语内涵的界定说、机制说、层次说、逻辑说等多个观点。
制度话语界定说。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定位,有研究者从语言学和语义学视角对制度、制度化、制度体系等进行了比较性分析,制度的话语内涵和外延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制度化在语言学中隶属于制度话语范畴,但在语义学中表达为正在建立或尚未建立的制度,并不属于业已确认存在的制度范畴。作为一种政策性话语符号,“化”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在语义学上应当归属于待建制度范围,而非坚持或完善的相关制度话语诉求。制度与体系相结合,构成的制度体系在语言学上为一种解释制度内涵的描述性概念,在语义学上则表达为一种对制度体系化及其相关逻辑关系的话语期待。[1]
制度话语机制说。有研究者认为,制度话语是以特定话语形式阐释制度形态、机制及功能的一种制度性话语,其实质是一种概括性概念。话语转换是话语创新的重要机制,制度话语具有相对独立性,制度话语转换的过程即制度机制生成、演化和重塑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制度话语的限定性融合,赋予了制度话语以富有本土色彩的话语表达。这种话语表达在从自觉走向自信时,制度话语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逐渐形成和演化出一系列规范的阐释机制和范畴体系,并不断彰显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解释力、认同力和传播力。[2]
制度话语层次说。有研究者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层次的划分标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分为根本制度话语、基本制度话语和重要制度话语三个层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个单一制度,而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其他众多的制度构成的体系化的制度群。在进一步解读制度群这一术语化概念过程中发现,“不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体系化的制度群,而且作为它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自身也分别表现为一个制度体系”[3]。制度群的丰富资源蕴含,赋予了制度以巨大的话语张力。
制度话语逻辑说。制度本身即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是心理归属感与行动导向性的重要载体,厘清制度话语的逻辑理路是制度话语建构和效能发挥的必然前提。有研究者认为,制度建设是制度客观、人的主观和外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践介质便是话语。话语作为语言符号系统,只有立场明确、逻辑合理,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作为一种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且由二者结合而成的一系列规则形态和逻辑体系,制度需要特定话语为其塑造富有认同性的可感知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借助中国话语的通识性表达,才能够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中,其逻辑体系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重心是社会主义制度,以此为逻辑起点,才能够从整体性上理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逻辑。[4]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力,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往往是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问题。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的探讨,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性建构,也有微观层面的分领域思考。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的整体性建构方面。有研究者在分析中国制度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进路中,强调建构中国制度话语权是坚定制度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破解西方话语霸权的必然选择;面对当前制度话语权建构过程中遇到的话语体系建设滞后、话语叙事能力不足、话语载体建设失衡、话语环境西强我弱等问题,需着重提升和强化制度话语体系、制度故事叙事能力、制度话语传播渠道,以推动制度话语权从自信走向自主。[5]有研究者将中国制度话语权建构看作一个破立并举的过程,既要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批驳制度单一论、制度优越论、制度移植论,更要构建好解读中国制度的有效话语体系,阐释好制度多样论、制度自主选择论、制度本土论。[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和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两个领域。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指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心的话语权力与权利,包含解释权、表达权和引导权。[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蕴含着相互监督、相互协商的话语权利和功能,这种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托和保障,彰显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8]有研究者对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在其内容上由权威性的话语主体、可信性的话语内容、有效性的话语传播、优越性制度自身与可接受性的话语客体构成,在其层级上包含个体、政党与国家三个层次,由此持续实现引导、整合、维护、批判、外交等话语权功能。[9]
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则是一个基于特定国际话语场域的制度话语概念,主要侧重于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度性话语权”概念开始,学界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有研究者认为,制度是话语权存在的基本依托形式,特别是在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制度性话语权的存续,可以持续地激发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和引导力。[10]那么,制度性话语权是如何建构的呢?有研究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必然要经历观念产生、政治动员、争夺规则制定权、制定规则和话语权制度化的五个阶段,中国要想掌握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依托,按照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地区特征的原则来制定制度性话语权规则。[11]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自信的探索过程,并以制度话语优势的不断凸显为呈现形式。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日渐转向制度话语优势。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研究方面。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奠基者,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他立足于制度探索实践推动建构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既促进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制度优势的认可,回应了外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12]有研究者系统梳理了中国制度优势话语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阶段的建构历程,突出了中国制度优势话语从应然走向实然、单一多元走向系统、回答制度优势是什么走向诠释制度优势为什么的特点,以及中国制度优势话语之于制度优势实践、国家和政党形象建构的现实意义。[13]建构新时代制度优势话语,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思想内涵为中心、话语表达为关键,把握好话语建构的现实缘起、丰富内容和路径选择等要素,才能够使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而形成制度优势话语。[1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优势研究方面。如果说制度优势话语是制度优势的重要衍生物,那么制度话语优势就是制度优势转化的必然结果和制度优势话语的最终去向。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优势生成于制度的多位比较和有效对话过程,在同“苏联模式”的反思性对话、“民主社会主义”的差异性对话、“新自由主义”的区别性对话以及历史的“历时性”对话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优势得到集中体现。[15]面对西方制度话语霸权和自身制度话语优势转化的难题,有研究者强调从聚焦内容、创新载体、优化策略等几个方面推动制度话语创新,以切实提升制度话语的叙说质量,提升制度话语影响力。[16]还有研究者将制度话语优势同制度自信、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优势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二、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议题评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生成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学界关于该议题的研究亦随着议题热度的趋向而不断发生变化。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成果,既有成绩与亮点,也有局限与不足。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成绩与亮点
第一,逐步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议题共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热度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有关该议题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增多。透过相关检索的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学界已逐步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议题共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达成议题设置共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作为一项独立的话语议题,获得了学界的接受与认同,有研究者以此展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二是达成议题内容共识,制度和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关键词,也是其内容体系建构的两个支撑点和发力点,决定着该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三是达成议题目标共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旨在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真正的国家软实力。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理路愈加清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基本理论,蕴含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整体性建构过程中,学界始终坚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在回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话语演变历程的基础上,突出史论结合的研究理路特色。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此为契机,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两个主题,形成了诸多关于制度和制度话语的史论结合型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史。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则体现为重点领域的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广泛呈现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多个领域,同时又于全局中突出重点,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人民主体话语等成为学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相关制度话语领域的研究理路日益系统化、清晰化。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既有理论体系和框架范围内,研究成果趋向同质化,研究思路趋向模式化。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大多以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依托,过多集中于传统制度议题讨论,研究视野较窄,重复性研究成果较多。历史逻辑在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意识,相关成果的研究思路日益趋向模式化。以该议题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为例,以题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17—2022年,可检索到54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居多,只有极少论文涉及“制度话语”。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发现,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引证材料具有较高相似度,研究成果的同质化趋向明显。此外,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大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鲜见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与制度议题亦存在紧密联系的学科专业,这也是现有研究成果难以有效突破既有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重要因素。
学界大多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已有建构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原创性贡献与前瞻性价值挖掘不足。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教育,抑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归根到底都是制度话语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大多以已经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依托,以已然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支撑,突出过往制度演变历史及其建设成就的话语梳理与总结,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奠定了基础。但从整体上看,过分依赖已有制度体系而建构的制度话语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存在一定局限。社会语用学认为,话语的功能不仅仅是阐释与宣传,更在于其对受众的引导力。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大多停留在已有历史或成就的说教上面,对制度话语原创性贡献与前瞻性价值挖掘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方面,从宏观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时,往往陷入就事论事的话语叙事逻辑,只抓住制度话语的“面上”问题,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机理性研究;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时,则只抓住了制度话语体系的某一个要点或碎片,而忽视了制度话语的整体性联系和比较性发展。上述两种倾向的共同结果常常表现为制度话语的系统性与创新性不足,即出现话语停滞现象。
三、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空间展望
以党的十九大为时空定位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经历了快速生成与自觉建构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制度话语的持续丰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空间。
1. 拓展研究视野
从制度话语的学科视角来看,制度的概念溯源和话语演变有多条历史轨迹,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制度具有多重含义。哲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社会学领域则侧重于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多学科视域下制度概念阐释的先天性盲点决定了制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同时赋予了制度以无限的可塑性,这也为学界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需逐渐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学科壁垒,除了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角之外,还要不断开辟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以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制度的话语要义。
从制度话语的理论视野来看,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视野拓展的基本前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需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场域中进行综合考察,既要考察其纵向的历史演变过程,还要深入梳理其横向的逻辑演变规律,从而动态把握其理论意义。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是视野拓展的重要保障。规范性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价值功能和价值意义问题,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价值立场;实证性研究则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相关的碎片化问题的整理和归纳,研判制度话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效果。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能够大大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理论视野,建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的理论体系。
2. 强化话语导向
当前学界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议题时,往往将话语看作制度的附庸品,对话语的关注度较低。从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如果说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议题的研究载体,那么话语就是该议题的研究重心和导向。无论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还是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都需要紧紧依托话语实践,最终诉诸制度话语的生产、表达和传播过程。以国家治理和制度的关系为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要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制度话语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制度话语的中介和阐释功能,提升制度同外界的对话能力,增强制度话语影响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才能够得到真正体现。
在不同的话语场域中,制度规范不同,其话语表达的样式、风格也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逻辑关系认识存在一定分歧,相关制度内容的话语表达尚未达成共识。特别是在研究重要制度时,如何界定重要制度的范畴与边界,不仅给许多研究者带来了困难与挑战,也常常造成重要制度话语表述不规范现象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容和结构体系随着制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动,如何从动态发展中深化规律认识,把握话语特征,乃至建构科学的话语评价体系和语料库,是下一阶段开展该议题研究的重要方向。
3. 丰富研究方法
基于制度话语的多学科背景内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进行跨学科、多视角、深层次研究,是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方法以概念研究、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为主,跨学科研究方法应用不足。为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的研究空间,学界需广泛借鉴和综合运用语言学、逻辑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扬各学科之所长,不断开辟新的研究理路。
要善于运用话语分析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话语内容进行质化研究,将话语文本与制度实践结合起来,厘清制度话语背后的各层级关系和脉络,为制度话语主体与受众的有效对话提供便利渠道。要重点掌握比较研究法,在纵向比较和横向对照中廓清相关问题。通过纵向比较,总结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话语特征,突出制度话语的一脉相承和与时创新;通过横向比较,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相关制度的话语差异,突出制度话语的显著优势。此外,还可通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图示、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等,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研究空间的广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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