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中，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现代化的内涵也日益丰富。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从物质文明拓展到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擘画出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指明了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方向和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际关系等维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完整逻辑结构，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23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本质要求。
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和实际，彰显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有深层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
1． 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与本质。巴黎公社所有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领取与普通工人相当的工资，并可以随时罢免；公社一成立就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工人和普通群众的措施，例如实行教育免费，禁止雇主随意克扣工资，将资本家逃跑的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等。马克思恩格斯借巴黎公社的实践说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真谛就是实现人民掌权，“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3]140。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分析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指出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4]。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的全体的、普遍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还具体分析了两党制和普选制的虚伪性。对于美国的两党制，恩格斯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3]54；对于西方国家的普选制，马克思认为这不过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3]100。这更说明民主的真谛远不止于设计一系列精巧的制度安排，而在于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民主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民当家作主，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5]142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体系，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路径，解决了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
2． 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就对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了争论，有一些学者认为民主是中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阻碍因素。例如，蒋廷黻在总结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时指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7]，中国建立集权的政府，就能排除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寻求国家富强，抵御日本人的侵略；钱端升也认为对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思想文化落后的中国，“只有实行一种新式的独裁，才能集中一切力量，在短时间内扭转危局”[8]，如果追求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则是缓不济急，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奋起直追。中国共产党则反对将民主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9]，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从而实现民族独立获得现代化建设的前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赶超也需要党的坚强领导来引导和推动现代化变革。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民主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方面，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汇集民智、凝聚共识，协调利益格局，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保障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依靠中国共产党内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体制，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政治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变革中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也吸取了其他国家民主政治现代化中的经验和教训。近些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发展陷入困境，出现了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等问题，而许多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获得现代化的福祉，反而陷入动荡和冲突。这些情况深刻表明，民主应该提供充分有效的政治参与，凝聚社会各阶层各群体，而不是制造社会分裂和对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注意“六个防止”，即“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10]289-290 “六个防止”深刻总结了人类民主政治实践的正反面经验，特别是西方民主的局限性以及照搬其至发展中国家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中国作为人口规模超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区域发展还不平衡，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社会共识和集中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符合中国实际，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民主相结合，既能保障广大人民多渠道政治参与，又能在广泛协商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从而使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统一，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二、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表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22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主体、过程和效能方面超越了西方民主。
1． 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在人民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概念起源于古希腊，从词源上看，其核心要义就是人民的统治。然而，古希腊公民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管理的民主模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一直饱受非议，从色诺芬、柏拉图到汉密尔顿、麦迪逊，有产者的代言人及精英阶层总是批判大众参与的民主将带来暴政、动乱和危险。随着19世纪以争取普选权为主要目的的工人运动不断高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开始承认民主政治理念，但为了防范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他们又对民主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奠定这一重大转变的是熊彼特，他首先否定了古典民主的核心要义，认为“多数人的统治”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现在，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表达，即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11]415。熊彼特将民主的主体从人民转换为政治家，并通过对民主的程序设置使大众被排除在民主场域之外。西方民主在形式和程序上的完备遮蔽了阶级本质，同时使形式民主、程序民主凌驾于实质民主之上，导致民主制度安排得越精巧，人民就越远离真实的民主权利。正如列宁所说，“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12]270，“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12]248。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13]53在政治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坚持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我国的国体和政体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国体是对国家各阶级地位的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5]142。人民民主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继承和发展，它用人民代替无产阶级，只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依法制裁，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阶级性是民主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列宁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12]243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国家权力属于谁”“谁统治”这一涉及民主内核和本质的问题。然而，西方主流民主理论自始至终都无法解决民主的阶级性问题：启蒙思想家囿于历史局限，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抽象理论建立起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性王国；当代西方学者又将民主矮化为一种政治程序或制度设计，虚化对民主实质的追问。实际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民主制度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
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13]261。人民当家作主的渠道有很多，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根本上保障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人民选举人大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产生并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审议宪法、法律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保证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一切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一切国家及地方重大事务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使人民权力和意志不可分割地居于至上地位；各国家机关是一个合理分工、密切协作的有机整体，能避免议而不决、相互掣肘等问题，保证符合人民利益的各项政策主张有效落实。
2． 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在全过程
在西方古典民主理论向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对民主实质的追问正逐渐淡化和虚置。正如亨廷顿所说，民主概念的界定越来越体现出“程序与价值分离”的特征，“人民统治”的价值内核被视为乌托邦的幻象和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选择“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性概念”成为西方民主学术话语的主流。[14]精英民主理论更是将民主的程序聚焦于选举，甚至将竞争性选举等同于民主。例如，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1]396；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曾明确指出，“一切真正得到民众拥护的政体，其关键的机制是一种自由的、公平的和公开的选举制度”[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13]261。全链条意味着人民民主贯穿于选举、协商、管理、决策和监督的全过程，且构成了民意吸收表达、经协商讨论上升为国家意志、监督落实的闭环过程。而西方只重视投票环节的单过程民主，一切交给选举出来的议员和政客，不仅无法保证政治精英能在选举后不受各利益集团的干扰切实维护人民利益，更无法保证人民能在选举后有渠道继续反映意愿和诉求并参与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西方单过程民主的痛点：“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0]293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对西方民主的根本性超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批判过把选举当作民主问题核心的错误观点，“选举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16]。中国共产党对“选举至上论”的批判揭露了西方民主以民主形式取代民主实质的惯用伎俩，将民主等同于每隔几年的大选其实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规训，从而使人民陷入“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10]290的困境。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治冷漠和低投票率现象日益严重。例如，21世纪以来，美国全国性总统选举的投票率长期维持在50%至60%之间，2016年只有约54.8%，国会、州级和地方等选举则更低。[17]选举冷漠的根源就在于民众对于以投票实现现实诉求的无力感，这本身也反映出西方以选举为主导的单过程民主在实践中步履维艰。
全方位意味着人民民主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要求实现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广泛权利。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18]。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19]46三大民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提出了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容更加全面：在政治上，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经济上，建构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文化上，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西方主流民主理论通常将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例如萨托利认为，“民主只意味着政治民主”[20]20，而所谓社会民主、工业民主和经济民主等其他领域的民主会混淆民主的概念。他还指出，政治民主“是主导的统领性民主，其他民主则必然是次级民主”，“作为一种方法、一种程序的政治民主，必须先于我们可以要求于民主的其他任何基本成就而存在”。[20]23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经济上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如果将民主仅限定为一种政治过程，就是将民主排除在人民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甚至使政治民主也失去了根基。现实中也是如此，西方民主选举表面上一人一票虽然维持着民主的程序正义，但无法掩盖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各群体对政治影响力的差别，民主政体的运行亦被资本逻辑裹挟而无法真正回应公众诉求，最终无法宣泄的民意将演化为社会动荡，冲溃民主法制的堤坝。“如果民主政体从未出台政策以生产政府应当负担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健康及交通，以及为公民提供安全网免受市场波动的损害，并采取措施缓解全社会不平等，民主将无法继续下去。”[21]
3． 全过程人民民主特点是真实管用
民主效能是民主评价的重要维度。民主效能如何，就是要看民主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实践等能否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过去几十年间，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民主转型建立起西式的、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体制，却并没有带来现代化的蓬勃发展，反而导致国家治理能力衰退和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22]可见，仅仅在形式上建立“民主”并不能自然地导向现代化；相反，必须基于本国发展实际建立有效能的民主，才能实现民主和现代化并驾齐驱。
我国基层的民主实践就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真实有效的生动诠释。当前，我国基层民主实现民主权利下沉至城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使人民群众能够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中发表意见、广泛协商、监督落实。一方面，基层民主不断发展，探索创造了越来越多贴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民主新形式。例如，以“小院议事厅”“圆桌会”等为代表，其通过座谈、公开、听证等多种机制促进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广泛参与基层治理。另一方面，基层民主实践充分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了国家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例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数量增多，让基层群众直接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调研、论证、评估各环节，使得来自基层的声音有效反馈至国家权力机关，进而转化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西方民主以竞争性选举为中心，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选票赢得政治权力，在政治实践中很容易造成选举的工具意义远超民主的价值意义，导致民主发生扭曲和变质。特别是在资本的操纵下，本可以有利于国家发展进步的政治议题，比如环境保护，也会被扭曲为金融垄断资本的生财之道。更有甚者为赢得更多选票，不惜炮制各种极端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口号，通过在舆论上激化社会矛盾的方式来扩大选民基础，导致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国家治理实效被选举裹挟。相比于西方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凝聚了民智民意，又避免了民主被金钱政治操纵或被选票政治裹挟；既实现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是真实管用的民主。
三、 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现代化民主政治新形态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最新成果，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还为人类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新形态。在政治实践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了现代化民主政治的模式，打破了西方民主和西方现代化的神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彰显了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在政治理论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标志着中国民主话语体系走向成熟，消解了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超越西方民主的理论逻辑。
1． 拓展现代化民主政治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复刻，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民主形式。长期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政治绩效，相比之下，西方民主的弊病与欺骗性不断显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衰颓激化了西方国家潜藏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西方民主成色大打折扣。一方面，一些老牌民主国家因否决政体、金钱政治而疲于应对本国经济衰颓，使得种族矛盾、阶级矛盾难以调和，从而走向政治极化；另一方面，一些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兴民主国家也因水土不服而饱受政局动荡、权力滥用、腐败猖獗、矛盾激化等治理不善之苦。此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更加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组织能力，同时也暴露出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行动不力、一盘散沙和漠视人民根本利益等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光明前景打破了西方民主唯一性的神话，深刻说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3]123，“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0]286，这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提供了支撑，丰富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民主的实践模式不是单一的，民主的评价标准也应该具有包容性。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民主制度包装为普世的准则向世界推广，正是借助了对民主评价标准的垄断权。现有主流民主评价标准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标尺制定的，这就使西方民主成为唯一且排他的民主模式，而由其他现代政治文明生长出的民主形态则丧失了发言权。以英国《经济学人》提出的“民主指数”为例，该评价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下的60个二级指标，涵盖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等方面内容，显示出强烈的引导性和偏向性。这样的评价标准对许多不符合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非常不公平，在2015年度“民主指数”排名中，中国仅名列137位。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民主程序和民主效能相统一，提出了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八条标准：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科学决策、有效的干部管理机制、执政党有效领导、权力监督等。[5]122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理论基础的民主评价标准不是以中国的民主制度为蓝本或者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从实践出发，以民主的实际效能为依据，将其凝练为科学、客观、综合的评价标准，这就使民主评价标准具有了包容性，为其他国家探索独立的民主模式提供了空间。
2． 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也不断将生动的民主实践转化为创造性的民主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主话语迎来了极大丰富发展的时期，创造了一系列新概念、新理论，指明了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话语上实现了从“死搬外国名词”[19]136到独立探索的转变。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是苏维埃一词，但这是俄语音译，给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接受造成了困难；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代表会议概念，这是在普选未能施行背景下的暂行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念得到正式确认，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形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理论，丰富和扩展了民主话语体系。毛泽东在政党关系上提出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突破了苏联一党制的固有观念，奠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话语；在经济上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模式；在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社会生活领域提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将其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些理论和概念在表达上高度凝练又形象生动，为中国人民摆脱封建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当家作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话语上的创造性。
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民主话语体系，但总的来看，民主话语的创新和发展还是落后于民主实践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西方民主理论为标准和参照的问题，这使我国生动的民主实践难以得到系统的学理化阐释。独立自主创造概念、提出理论，是话语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民主政治百年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直观揭示了我国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以链条化的运行机制保障人民意志得以实现。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3]260-261这“四个统一”精准抓住了中国式民主区别于西式民主的特征和优势。不同于西方主流民主理论虚化对民主价值的追问，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同于西方偏重选举的单过程、间歇性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人民民主参与的全过程性和完整性。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在实践运行中的治理失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突出了中国式民主的特质，也直击西方民主的弊病，意味着新时代我国民主话语体系日益成熟，其阐释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3． 消解西方民主话语霸权
西方国家利用其民主先发优势以及国家硬实力的支撑获得了民主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强中弱”的国际民主话语态势给中国国内政治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带来了极大挑战。用民主问题制造矛盾冲突是西方世界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惯用手段。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恰逢亨廷顿提出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强势西方民主话语的影响下，我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要求全盘接受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西方模式，并以“民主推进”运动、“民主讨论会”以及西单民主墙等街头政治、地下研讨会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试图影响改革开放的方向。[23]2014年，香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占中”事件，该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香港青年被西方民主观洗脑，迷信选举和政党轮替制度，被不法分子以争取“真民主”的口号煽动，进行了一场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动，最终不仅给香港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也对香港民主法治的发展以及与内地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这说明，如果放任西方民主话语占据人民群众的头脑，就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制度的认同，甚至导致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美国单方面宣布“新的竞争时代”到来，并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西方国家固然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带来国际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但更惧怕中国崛起对西方社会既有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因为民主等政治理念不仅是一些西方国家维系国家制度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关键，也是其自我标榜、向世界扩张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此外，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还使西方社会能够站在道义和政治的制高点，肆意指摘、干预他国内政，围堵遏制他国经济发展，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如果中国硬实力的崛起没有软实力的支撑，就不能摆脱“挨骂”和被孤立的困境。近年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国际话语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好进行软实力的较量，“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24]。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抓住了民主这一西方借此向世界施加影响的关键问题，为消解西方民主霸权提供了理论支撑。当然，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需要学术界、理论界深入研究，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揭示西方民主在现实人民利益方面的虚假性；立足真实有效的中国民主实践，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表述。增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