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经典名篇。长期以来，学界在解读《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时，大多是把它看作《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的角度出发来阐释劳动。但仔细对比可以发现，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与写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初衷是不完全一样的。因此，后人在研究《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时，应尽量回归恩格斯的思想原点，领悟其真实意图，深入挖掘《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在《自然辩证法》之外的理论价值。
一、 一条被忽视的“注释”
在公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自然辩证法》的单行本中，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标题处都有一条注释，标明这是“恩格斯原打算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导言，标题为《对劳动者的奴役。导言》”[1]1133。由于《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没有完成，恩格斯晚年在整理手稿时，给《对劳动者的奴役。导言》重新加了一个标题，即著名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整理在《自然辩证法》手稿第二束材料中。在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的注释中，于光远先生曾提到，《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开篇语“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哥达纲领的第一部分的一条。[2]但后来的研究者较少关注这一重要线索，没有继续挖掘《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与《哥达纲领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与《哥达纲领批判》的诸多一致
1． 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近
前文提到，《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为《自然辩证法》准备的，而是恩格斯为《奴役的三种形式》所写的导言，大约完成于1876年5月至6月之间。这一点通过威·李卜克内西于1876年6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得知。在信中，李卜克内西表示正急切地等待《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3]617。
1876年之后，恩格斯因致力于另一部伟大著作《反杜林论》的写作，中断了《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而大约在1875年4月底至5月初，马克思完成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哥达纲领批判》；5月5日，马克思致信威·白拉克，请他和盖布、倍倍尔、奥尔、李卜克内西过目“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4]425。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指的就是《哥达纲领批判》。
由此可知，《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与《哥达纲领批判》这两篇文章的完成时间仅相差一年，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并感到极大愤慨的就是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哥达纲领草案”的通过。1875年5月下旬，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哥达举行合并代表大会，前者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后者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哥达纲领草案”。1891年，恩格斯在出版《哥达纲领批判》时专门写了序言，其中就提到对纲领草案中的“明显的退步”感到“特别愤慨”[4]423-424。
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针锋相对地逐条批驳了“哥达纲领草案”中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与反动纲领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生前，《哥达纲领批判》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890年10月16日，恩格斯在得知李卜克内西要起草新的纲领草案后极为气愤，为了肃清拉萨尔主义余毒，帮助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全面反击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顶着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与《哥达纲领批判》直接相关的马克思写给威·白拉克的信，一起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卷第18期)上，并亲自作序。虽然《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前进报》编辑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对它反应冷淡，但在德国党内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哥达纲领批判》受到普遍欢迎，被视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同样，《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在恩格斯生前也未公开发表过。从1876年文章写成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该文一直以手稿形式保存着。1896年，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负责处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伯恩施坦，在内容丰富的《自然辩证法》遗稿中选择性地发表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两篇文章，后者首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4年卷第2册第545-554页。[3]617
2． 两篇文章的批判对象一致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社会主义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成熟且日益深入工人运动，但是，浸透了机会主义思想的拉萨尔的“哥达纲领草案”并没有涉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更没有提及关于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制度，反而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党纲中兜售反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代表德国地主的反动纲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是极大的倒退。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写的著作，显然是针对这一反动纲领所做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的前提。但劳动的作用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把材料转变为财富，劳动更是整个人类生活的首要基本条件，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马克思也提到，劳动本身只是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劳动作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必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并且“通过社会”[4]428。
这两篇文章的段首语如此相似，难道只是巧合吗？仔细考察不难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的都是“哥达纲领草案”的第一段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4]428
马克思针对“哥达纲领草案”中的口号——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了全面的批驳。马克思指出，任何劳动都有物质前提，即“自然界”[4]428。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劳动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自然界和劳动只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财富。马克思认为，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是劳动，但财富形成的源泉除了劳动，还包括自然条件如土地等，是多元的。[6]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证明自己的观点。[7]103马克思把自然界分为两种，“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7]239(如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这与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论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3． 两篇文章的写作旨归一致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表面上是在论述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其实是在阐述只有在劳动资料归劳动者所有时，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其最终目的是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在“哥达纲领草案”中，拉萨尔把“产生预期的有益结果”作为衡量劳动是否“有益”的标准。[4]429在他看来，一切社会贫困和奴役的原因是“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4]431而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拉萨尔认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4]429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马克思曾经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意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包括一切贫困、政治依附和精神沉沦，主要源于“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4]431。马克思着重强调“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4]431，充分表明作为“生活源泉”的土地是劳动资料不可缺少的部分。马克思指出，拉萨尔之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秘密勾结，只攻击资本家阶级，而不攻击土地所有者。拉萨尔还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他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一句话，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看作是国内的斗争，而“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4]439，这是与《共产党宣言》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在熟知《共产党宣言》的前提下还粗暴地歪曲了它，目的只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4]438。
拉萨尔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4]432，都是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惯用的凭空想象，这在马克思看来是难以接受的。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最终旨归也是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获得彻底的解放，这与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旨归是完全一致的。
三、 探寻恩格斯写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本意
长期以来，研究者习惯于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解读《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除了与恩格斯在整理手稿时把该文归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有关以外，还与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有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梁赞诺夫率队前往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进行全面的照相、复制和保存。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过程中，《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被发现，并于1925年恩格斯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以德文原文和俄文译文对照形式由苏联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1927年和1929年又分别再版了德文版和俄文版。1928年11月30日，《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第一个中文译本——陆一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在上海由春潮书局出版。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第二个中译本——《从猿到人》，由成嵩翻译。早期的两个译本虽译者不同、译名不同，但依据的原本是一样的，都是哥列夫(B.L.Goreff，也译哥来佛、郭烈夫)编译的，包含恩格斯的“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人类进化的过程”和哥列夫自己写的序言“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篇内容。因此，《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自传入中国开始，就是在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中进行的。1932年8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翻译的包含“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在内的《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此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开始成为《自然辩证法》的天然组成部分，在中国学界广为传播，鲜有质疑。研究者也越来越少关注恩格斯写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初心了。
然而，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追本溯源，了解每一篇经典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针对的现实问题，真正读懂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是为了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写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为了批判拉萨尔主义，二者的用意是不同的。恩格斯晚年在整理《自然辩证法》手稿时，之所以给《对劳动者的奴役。导言》重新加一个标题——“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并将其归在《自然辩证法》的第二束材料中，是因为他原打算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没有机会再完成，而已经写好的“导言”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从自然科学和生物进化的角度展开论述的，与《自然辩证法》的主题比较接近，归在一起相对合适些。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低潮。当时，资产阶级一边武装镇压无产阶级，一边散布各种反动谬论，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妄图麻醉无产阶级。1872年底，德国生理学家毕希纳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名为《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著作，这成为恩格斯着手写作《自然辩证法》的催化剂。恩格斯在阅读该著作时发现，毕希纳不是单纯在讲生理学或人类学，而是歪曲利用生理学和人类学的成果来散布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这股思潮不仅阻碍了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8]于是，在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提到自己脑子里出现了“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5]385。这封信反映了恩格斯对于即将要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已经有了较全面的构思。虽然在1873年2月至1875年4月间，恩格斯根据自己前期初步研究的自然科学成果，大致梳理出一些札记，但集中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时间应该是在1875年9月至1876年5月。1875年9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提醒他卡尔·格律恩即将要出版一本自然哲学的著作，并且已经在柏林的《天平》杂志上发表了导言。魏斯从柏林把这本杂志寄给了自己。[9]马克思的忠告一定程度上督促恩格斯加快了写作《自然辩证法》的速度。
由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与《自然辩证法》交织在同一时期进行写作的，大约完成于1876年5月至6月之间，所以恩格斯很难避免在其中提及相同的问题。1875年3月18—28日、1875年10月12日恩格斯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两封信和1875年10月11日恩格斯给威廉·白拉克的信，都针对“哥达纲领草案”作了批判，其中一些观点后来也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作了进一步分析。但真正可以称为《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思想大纲的，大概是1975年11月12—17日恩格斯写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初步提到了他将要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论述的问题。恩格斯指出，他大致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同时也对一些问题存有质疑：一是达尔文关于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证明方法尚不完善，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做出初步的、暂时的说明；[5]410二是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只不过是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再从有机界搬回历史，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一样的。恩格斯认为这是幼稚可笑的：“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5]411-412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唯一的、却又是基本的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因此不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5]412在他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5]413以上内容，大致构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轮廓。所以，恩格斯原本想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表达的，不仅仅是自然哲学的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原本是《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导言，但遗憾的是后者并没有完成。因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的另外一些问题，诸如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以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要等到高级阶段才能实行等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都有没来得及详细论述。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期，而处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445。马克思深刻批判并无情揭露了拉萨尔鼓吹的“铁的工资规律”[4]442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本质的歪曲，并指出拉萨尔是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把事物的外表当作本质。马克思认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4]441，而不是劳动的价值、价格或其表象。马克思也批判了“哥达纲领草案”鼓吹的所谓德国工人党在普鲁士国家建立“自由国家”[4]443的主张，认为这种超出社会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国家制度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德国工人党在普鲁士“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4]440，这简直是“拉萨尔的幻想”[4]442。而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最后落脚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1]1000上，所以可以推断，他接下去想要论述的，应该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者联合起来反抗的问题。
因此，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未完成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三者都有共同的指向——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入手，论述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的问题，从理论上清算拉萨尔主义，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引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恩格斯1975年11月12—17日写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所言，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联系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为地隔绝了，生产出了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从而造成了“周期性地每隔10年”的经济危机。[5]412因此，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就是要求“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5]412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这就回归到恩格斯原本打算写的《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主题，也就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恩格斯给《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写的原标题是——《对劳动者的奴役。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