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是卢卡奇论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核心概念。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法绕开的思想要塞，这一理论对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重新建构当代阶级意识理论具有一定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对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透视，进而明确阶级意识何以成为卢卡奇无产阶级概念出场的关键一环。
一、 历史性的标尺：从等级意识的失落到阶级意识的胜利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意识是存在着的无，等级意识阻碍真正的阶级意识的产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商品流通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非常有限，作为社会真正动力的经济因素在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庇护下隐藏不见。在此背景下，个体之间未建立普遍的经济联系，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阶级利益没有清晰地表现出来，受血缘姻亲、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尽管也形成了联系不甚紧密的经济统一体，但是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在诸等级的意识中并未采取经济的形式，因而所遭遇的经济问题也自然无法纳入他们的意识。可见，诸多等级阶层的阶级意识没有清晰的形式，也无法对历史行动产生影响。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仅仅是站在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回溯历史推测而来，事实上对于身处其中的诸多等级而言，阶级意识是存在着的无。针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权统治形成的等级意识，其遮蔽了经济存在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进而掩盖了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出现。
资本主义开启了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但无法摆脱虚假意识的本质，因而必然由“清楚的意识”[1]113变为“虚伪的意识”[1]128。资本主义没有终结历史，相反开启了阶级意识可能性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得纯粹简单的经济社会结构成为现实，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阶级利益不再隐蔽其后，而是获得了赤裸裸的经济表现形式。因此，随着等级制度的废除，等级意识逐渐式微，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经济因素直接存在于意识本身之中，进而开启了阶级意识可能被意识到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纯粹的阶级”[1]120，而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除却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等决定性因素，还受残留的等级意识的影响。无论是为了缓和而非消除资本和雇佣劳动矛盾、轮换着为阶级斗争双方服务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压根与社会总体没有联系的农民阶级，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无法决定社会历史的命运，历史只会将他们的特殊要求抛弃于旁。因此，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的矛盾以不相容的关系呈现，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利益阻碍了阶级意识的产生。
与此不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的矛盾是辩证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创了将经济因素完全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由此获得关于生产总过程的意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所处的生产地位及利益诉求决定了他们无法取得对于生产制度的控制权。这种无法控制主要是因为：第一，生产只是在表面意义上作为阶级意识的中心，事实上，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法做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坦诚。第二，资本关系中的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的冲突矛盾。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由个别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支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法超脱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始终只能站在个别资本家立场上组织经济活动。此外，资本的社会功能常与个别资本家的利益诉求相悖，身处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将生产过程视为与个人相对的“自然规律”[1]125。因此，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最终囿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限制，在形式上达到对生产最大限度的理性控制，在内容上却无法前进半步，最终难逃虚假意识的窠臼。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内在辩证矛盾造成了个体和社会、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对立，只能采取既不断寻求保持、又无时无刻不撕裂虚假联系和暂时统一的做法来克服这种对立。
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阶级意识而言，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虽然是清楚意识，但终究也会由虚假意识变为虚伪意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危机，还造就了“自我意识的和行动着的历史形态”[1]127即无产阶级。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两大阶级斗争的事实所引发的革命原则，被资产阶级忽视、却逐步由无产阶级的理论实践所证明后，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便开始进行自觉的反击。那么，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从虚假意识转变为虚伪意识，关于局部问题要体现阶级利益的清楚意识扩展到社会整体，最终导致非理性的灾难。而这恰恰是因为资产阶级不断掩饰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同时构建厚重的意识形态来窒息关于社会本质的真知灼见和有关其阶级地位的真正意识。
二、 总体性的道路：从普遍的物化意识到革命的阶级意识
商品拜物教关乎资本主义及其灭亡的意识形态问题，普遍的物化意识无法对抗理性肆虐和非理性反噬的现代困境。首先，卢卡奇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寻找能够标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按照自己的结构本质来型塑和改变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1]149这一根本规定，作为真正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以合理性和自律性为特征的对象性表象所掩盖。因此，商品形式作为社会构造的普遍支配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实，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式仅仅是社会物质代谢的偶然短暂形式。这就是卢卡奇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物化境遇。在作出该判断后，卢卡奇借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开始建构自己的物化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商品形式，对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抽象劳动形成了双重制约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客观一侧，本质不同的对象要想成功进入商品交换流通环节，就必须作为形式相同的商品而存在，也即人类抽象劳动的产物；主观一侧，商品关系中的不同对象所采取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同样成为主宰商品现实生产过程的核心原则。面对抽象劳动这一已然存在的现实，卢卡奇试图在劳动分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它的存在缘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卢卡奇指出劳动分工经历了中世纪的手工业到简单协作再到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合理化不断增强而人的特质个性不断消除的过程。随着合理化过程在劳动对象和劳动主体双重结构中的展开，劳动对象被切割为相互独立、形式相同的局部操作趋向专门化，劳动主体则经由合理化不断地从事机械化、定额化的相似劳动。在这一历史考察过程中，卢卡奇的关注重点是发生这一变化背后的主导原则。由此，卢卡奇融合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来继续剖析物化思想。
根据可计算性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是物化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则，面对合规律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本身只能采取直观的态度。为寻求合理化和利益效率最大化，就必须在经济过程中将可计算性原则贯彻到底，这必然要求把不可计算的、质的差异部分剔除，只保留抽象的、相同的形式规定性。如此一来，生产客体就需要被切割为局部的、专门化的独立系统，研究掌握局部组成部分的运作规律成为首要之事。将劳动过程根据可计算性原则合理化，就意味着切断了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那些不可计算的劳动对象都要被剔除。对于生产主体而言，不再是劳动过程的主人，只有符合可计算性原则的劳动者才会被纳入生产过程，那些不符合计算原则、有个性差异的人必然被排挤到经济生产过程之外，同时被纳入生产过程的幸运儿则必须服从生产过程中的局部运作规律。可见，资本主义的现实处境就是，一切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都必须经过合理化自动贩卖机的处理，才可被纳入经济生产过程，理性的商品社会于个体而言就变成自动的、合规律的、不需要依赖人而自足的过程。因此，面对不断深入的可计算性原则和愈发采取完美规律性的合理化进程，工人本身完全失去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只能束手无策而保持直观的态度。
工人本身的直观态度是卢卡奇物化思想中的重要环节，这种直观态度使得工人承认这个合理化的社会就应如此，从而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各个范畴。这一态度在工人实际生活中的现实化表现就是时间空间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可计算和可比较的劳动时间成为衡量工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劳动时间多寡决定着工人的薪资待遇、生存状况、社会地位等一切因素，工人作为人的差异在形式的同一性中消失不见。由此可见，时间失去其流动的、质的差别，不再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丰富性的表征，而是凝固为可以精确测量工人抽象劳动多寡的刻度尺和物理空间，身处其中的工人只能顺遂其愿、听从安排、束手无策、承认命运。当可计算性原则和合理化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原则时，个人必须随时听从合理化过程的安排，服从被提取、被剔除的命令，孤立化和原子化就成为无法逃脱的命运。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但同时也呈现出独立于人的自律的合理性。
物化结构浸入人的意识构造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物化意识，无可避免地落入非理性的危机中。在糅合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和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构建物化理论的行程中，物化意识成为标识卢卡奇思想独特性的重要概念。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人的物化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卢卡奇指出，整个社会中人的需要应全部通过商品交换流通的形式来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必然要求合理物化的不断发展，更重要的是因为隐藏于直接的商品关系外表下的人与对象以及自身之间的社会关系遭遇全面物化，真正的本质关系就无法被人们觉察辨认。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合理物化原则就会作为一种结构渗透改变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社会关系在这台自动编织机的构造下被打散隐匿，物化结构最终牢不可破地浸入人的意识和心灵深处，物化意识真正产生。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物化意识虽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却反过来以极其有力的形式参与塑造整个物化进程，每个主体都被牢牢地被锁定于物化意识中，自然地进行自己的物化。直接性是物化意识最为鲜明的特征，这意味着人们的意识只能直接地接受根据可计算性原则不断构造的新的商品性质，而不会辨认和改变，对于形式同一性原则的无条件接受意味着对内容的视而不见。当物化意识成为社会统一的意识结构时，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不断增强，构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独立的规律系统。这种形式同一性构筑出来的自然规律性是偶然的联系，切断了社会整体间的有机联系，一切与形式相关的内容方面的规定被全部过滤掉。总体而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时刻面临着非理性炸弹的不定时炸毁，而直接旁观的物化意识不仅束手无策还“积极”参与塑造着这一进程。
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起陷入了同样的直接现实性，面临着普遍物化的命运。但卢卡奇认为，二者所处阶级地位不同，所以选择从直接现实性上升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范畴必定是不同的。囿于现实所处的阶级地位，资产阶级意识无法超出直接现实性，在形式与内容关系处理中始终面临着自在之物的巨大困难。自在之物是卢卡奇用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的重要范畴。在经过与中世纪思想的艰苦斗争后，近代哲学最终获得胜利，它将各种现象统一起来，要求探究各种现象的内在因果联系，用数学的理性范畴来解释各种现象。因而，数学和几何学的形式推理作为标准模式的认识方法就成为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即从一般对象前提中设计构造出对象，用同一的原则规律去把握特殊性的事物，将其视为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而一切超越理性概念把握范围的、丰富性的、非理性的内容就都被排除在外。这一难题表现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生活中，即人们充分运用自身的主体性创造出奴役自身的第二自然。德国古典哲学经由康德的批判哲学到黑格尔关于内容的辩证法，都试图在思想领域内解决理性主义哲学的难题，试图跨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内容的巨大鸿沟，重新恢复人作为主体一侧的内容，开辟出在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趋向中不断获得一个又一个的内容的路途。正如洛克莫尔所言，为了构建出一个整体的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在一条“漆黑的小巷”[2]中，最终都无法超出直观的物化意识，因为这一哲学仅仅停留于哲学领域内部解决实践问题，最终还是陷入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窠臼。
无产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辩证法在现实历史中的实际展开以及诉诸实践夺取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意识无法实现从直接现实性经由中介提升为客观现实性的历史使命，那同处于普遍物化现实的无产阶级意识何以能够承担这一重任呢？这是卢卡奇在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反思欧洲革命难题时，必须从理论高度层面解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革命的必然联系的问题。
他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将遭受的直接现实性，即人与人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的全面物化境遇作为出发点，经由中介范畴将被遮蔽曲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可理解的、被认识到的内容，也即真正的客观现实性。这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停留于思想范围内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地立足于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生活。但是，这一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在何处呢？这就必须回到宰制工人全部生活的劳动时间中来分析这一问题。劳动时间的量的维度，表征着工人被分割为等量单元的抽象劳动，商品形式规定性贯穿工人劳动始末。从质的维度而言，无处不在的可计算性原则将标识丰富性的、区别特殊性的内容从工人现实展开的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正是绝对的客体化，才使得主体的维度有可能得到恢复”[3]，当量的维度将质的一侧挤压到极致时，即工人切身地体会到被压迫的痛苦时，卢卡奇认为，工人还留存着尚未被毁灭的“灵魂”[1]150。质的维度则代表着人作为主体一侧丰富性的彰显，但并未被形式规定性承认和纳入可计算范围。资产阶级不断追求量的形式规定性的过程，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恰是要逐步消除孤立化，进而在对社会总体的认识构成中克服社会关系本质的抽象形式，使之不断具体化从而恢复质的规定性。无产阶级意识就是这一总体性辩证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
在朝着社会总体前进的道路中，无产阶级意识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从客体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跃迁。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不是仅仅停留于对象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将这一关于对象的认识内化于自己的意识加以理解重构，实现自我意识对对象的扬弃。第二，不是个体意识，而是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单个个体意识到自身的物化处境起不到决定作用，还要对于自己与他人关系缘何被量的固定性束缚加以理解，必须共同面对总体的历史才可以解决难题。因此，没有非阶级性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一定是普遍性的阶级意识才可获得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单独的个人无法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困境，无产阶级关于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就是阶级意识。第三，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在卢卡奇看来，当无产阶级意识开始中介直接现实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实践。尽管过程艰难，但已经开始对量化规定进行制约和超越，惟有联合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才可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才能走上总体性的辩证法道路。
三、 边界与意义：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批判性评析
阶级意识构成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概念出场的重要一环，但其在二人的无产阶级概念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与重要性是大不相同的。当然，这也与两人分别所处的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不同有关。于马克思而言，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要构件，但不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而对于卢卡奇来说，阶级意识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存革命性的最后希望，卢卡奇哲学也因此没有避免滑向主观性哲学的窠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人格—人性是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最后的底线原则。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的全面物化命运，物化结构对劳动时间具有绝对宰制权，但作为主体一侧的工人还留存了仅剩的灵魂没有被毁坏，加之迫于当时的革命态势，人格—人性便成为卢卡奇构建从量的规定性到质的规定性发展的具体辩证法的前提和依靠。面对如今现代社会处于避之不及、无处可逃的物化境遇和被可计算性原则支配的零离破碎生活之时，人格—人性作为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都不应当被漠视和抹灭。但必须注意人格—人性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如果仅寄希望于工人残存的灵魂，那么夺取革命胜利只会沦为空想。
其二，自然在卢卡奇的理论架构中是没有位置的，这是他滑向主观性哲学的另一重要原因。自然概念在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正是因为对自然概念的独特理解，青年马克思才建立了异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异化劳动理论，才打开了走向实践的道路。与动物不同，人在自然中展开自己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自然为人类提供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人通过实践活动赋予自然以创造性和意义价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无产阶级不断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维度。而如孙伯鍨所言，在早期著作中卢卡奇并未真正重视和认真研究过自然问题[5]。卢卡奇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1]330，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在打碎第一自然后，又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这样一种自然不是服从于人的理性规律，而是服从于作为与人异在的自在之物的规律。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仍旧贯彻着自然主义原则。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使命就是达到对自然的统治。因此，卢卡奇的“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更多地是指社会的自然规律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着人们的生活，它们具有使自然界服从于社会化范畴的功能。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阶级意识的觉醒，而阶级意识的失语和空场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体系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西方新自由主义力量和右翼政党势力受到削弱[6]；加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迅速，开辟出坚实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正在逐步得到检验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但是，我们当前依然处于马克思所言明的时代，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刻了解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显著成就和面临新的有利条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应对的艰巨挑战。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来看，“资强社弱”的局面并未得到实质改变，帝国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导阶段后的攻击性和颠覆性不可小觑。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组织较为分散、参政能力不强、社会影响力不大仍然是事实，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了规模更加庞大、阶层更为分化、思想意识更为复杂的工人阶级，但是其并未形成自为的阶级意识，甚至受民粹主义等诸多社会思潮影响，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阻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谷态势下，当前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学家并未将阶级意识问题置于研究谱系中的重要环节，阶级意识问题失语和空场成为当前研究常态。因此，对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充分认识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重要价值，可以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锤炼阶级意识提供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