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教学视域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教学探究*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ory Education
编委: 林毅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周洁,经济学博士,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关键词:
本文引用格式
周洁.
Zhou Jie.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中的重要内容,这对讲好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了现实要求。作为概论课教师,讲好习近平经济思想需要前期认真备课,努力完成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教学任务。
一、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故事教学意义
理论需要故事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理论的支撑,而中国经济理论塑造亦需要现实中国的实践支持。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经济理论占据了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很多学者总以“西方中心论”的主流经济思想来阐释当代社会的经济现象,但其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西方滞胀陷阱、中国增长奇迹等,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预测和解释,由此也迫使人们不得不系统地反思和质疑西方经济思想的阐释力、影响力、公信力。而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一套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并且对于当今世界第四次产业革命冲击、脱实向虚等经济现象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一系列的针对性战略与举措,从而能够在理论指导和实践运用的双重维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再创辉煌。
走中国特色之路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制胜法宝,在哲学科学领域也不例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故事阐释,要以问题为指引、以事实为基础,探究经济发展规律与趋势,探讨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厘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理论、实践的三重逻辑,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思想理论,发挥其现实指导作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教学规律角度看,相关的思政课教学也需要知行融通。数字时代,大学生并不缺乏对于各种知识的了解,丰富的网络为他们构建起了“随手一点”的知识库,但与此同时,知识库信息过剩也在削弱大学生的注意力和专注度。因此,对于高、深、难的理论,不够生活化体验化的知识传播,他们往往难以引起兴趣。讲故事是一种旨在传递社会共有价值观念和家国梦想的知识生产、经验叙事等意义建构过程范式,由于故事发挥着教化与娱乐的双重作用,因而在教学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针对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了“八个相统一”,特别强调思政课教师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因此,如何利用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发挥好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效果,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索的议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专题教学如何实现将理论从抽象到具体、从文本到实践的跨越,使大学生听懂、理解、接受,并在生活中发挥该理论的指导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故事教学通过将各种知识按照统一的标准嵌入到合理体系中的授课方法,即通过故事的起承转合,将分散的知识通过大的故事背景和逻辑链条有机融合到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中。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授课中,运用故事教学法有利于理论知识贯通,将帮助大学生提高理论视角与知识运用的综合能力。
二、 习近平经济思想教学应讲好的“三个故事”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教学板块中,教师一般会从理论出发,先介绍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逻辑体系,再介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主线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这种讲授逻辑和教材一致,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理论到理论、抽象到抽象的情况,不利于学生理解与掌握。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厘清思路,以教学问题为核心,以故事教学为方法,实现从抽象理论到具体现象再到问题凝练,最后达到深入现实实践,将理论置身“事”内,才能丰富学生的感性理解和理性认知。为了说明和探究故事教学的规律,本文将以中宣部理论局《中国制度面对面》的16集动漫微视频中第7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何重大发展?》[2]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专题的故事引子,深入解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密码。
上述微视频讲述了在2019年世界拉力锦标赛中,中国选手中小经夺得亚军的故事。比赛结束后,中小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议,邀请他们到一家赛车主题的网红餐厅打卡庆祝。之后,中小经和记者们来到网红餐厅,记者们说起中小经虽然在拉力锦标赛中只获得了亚军,但是在一些其他赛段(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都是第一名,并回忆起中小经在1949年第一次参赛时,连前十名都没有获得。中小经感叹到,一路走来多亏一辆好车。记者指到餐厅背景墙上的改革开放以前性能低下的车,又介绍了改革开放后的车,动力强劲、推背感强。其中一位记者还通过VR体验了一把改革开放后的车,但是非常不解,已经有这么好车的中小经为什么要换车?中小经谈到,那辆车虽快,但后劲不足,较大的环境压力、人口优势不明显、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外贸受到影响,都使得这车必须换代升级,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获得新动力,而经过升级换代的车,质量更优、动力更足、效能更强、开起来更稳。故事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在新的一轮世界拉力锦标赛中,换车的中小经会表现如何。
该视频中,中小经的角色就是中国经济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其参加的世界拉力锦标赛是世界各国经济水平的比赛,而车本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载体。这就引出了如何造车的问题。第一,造车先要了解赛段(路况),这个赛段指经济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第二,根据这一赛段,想好造什么性能特点的车?是一心追求动力,还是考虑质量、动力、安全?在视频中,中小经之所以要换车,就是为了追求质量和稳定,这里引出了经济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第三,如果追求质量和稳定,那么造车的具体理念是什么?这里引出在高质量目标下,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和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第四,明确了理念之后又该如何执行?造车需要分工,经济发展也需要落实到执行主体,也就是地方和市场。明确了以上解析逻辑和要点之后,我们需要纵深推进故事教学,即从以下三个层面进一步丰富经济故事分享的内涵。
1. 讲好中央战略的经济故事
在中小经的故事中,中央明确了造车的主题,也就是我们要造一辆高质量发展的车。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质量、效率、公平、持续、安全。也就是说,这辆车不仅要有速度,同时需要保证质量、安全和稳定。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原来的造车主题是什么?1978年后,我国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启动改革开放、接轨世界和深化改革,其分别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不同主题——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30,而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应的就是高质量发展主题。
那为什么现在的主题变成了高质量发展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发展所需: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年间,中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拉动外商投资,催生了东南沿海城市、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经济领头羊。除了出口,中国还被誉为世界“基建狂魔”,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分税制、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等改革助推了中国百姓的消费升级,为中国基础设施(高铁、高速公路、地铁、机场等)建设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但此时,投资与出口是主力,由于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消费一直是薄弱点,而高质量发展就是不仅要有外循环,还要有内循环。第二,国际环境所迫:技术卡脖子、低要素价格冲击。过去,中国的贸易格局被形容为“两头在外”,也就是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销售市场)主要依托国际市场,即产品的开头(生产、供给)、结尾(销售、消费)都在国外。时至今日,这样的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后劲不足的问题。对于国内而言,我们曾经拥有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高能耗的生产则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在国际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研发创新环节所需的高科技技术卡在瓶颈。就国外而言,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格局正呈现新的特征,俄乌战火未休,西方制裁不断,世界局势动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一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借鉴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4]。第三,民生需求所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表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1的重要论断。从这一新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包括更好的增长,福祉和环境)为根本目的,而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确定了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之后,就需要转入探讨如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车的问题。对此,可以分为概念和执行两个部分。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中央率先做出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战略明确了“造车”的概念,包括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和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等。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要求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注重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强调突破技术瓶颈刻不容缓且关键核心技术必需依靠自己;协调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针对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和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强调必须把协调作为发展手段和目标;绿色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强调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开放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强调开放的格局是顺应人性的发展,任何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共享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要使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5]。即既要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又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此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由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概念内涵就得以全面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2. 讲好地方引导的经济故事
“造车”有了中央政府的战略概念是不够的,具体怎么造还需要团队分工执行完成。那么在分工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谁起主导、主导什么、为何主导、角色行为的演变都是值得思考和剖析的问题。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运行发展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着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并主要围绕人、财、事权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央地关系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那么,又如何解释要在中央统筹(政治上集权)下协调处理好央地关系(经济上分权)呢?对此,需要讲清的道理有两点。第一,政治上,这是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秩序依赖。秩序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从中国历史中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面临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关系问题中,可以窥视出地方政府对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应付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等问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动,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秩序。第二,经济上,这是“寓活力于秩序”的央地关系重塑。除了国家稳定的前提之外,政府的另一大目标就是实现发展。在现代经济模型中,假设居民效用最大化,居民收入增长则带来消费增长作为效用的影响因素,而这也说明了政府的目标是推动经济增长。受制于信息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6],中央对地方经济上的分权可以激发地方主体活力和效率,通过要素和商品流动的充分自由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在中央统筹下央地关系重塑中,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两种条件的约束:做事的能力(取决于手头掌握的资源)和做事的意愿(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7],从这个角度入手,还可以进一步阐释地方政府在引领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何种角色变换。
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代理型政府:“生死契约”开启农村改革。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行政事务都是由中央执掌,或是直接通过实地行政管理机构,或是通过专门性机构,也可能利用地方政府管理诸如教育或公路这样的事务,但它们都只不过是处于严格的中央控制下的代理机构”[8]。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着地方政府——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充当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坚决服从和执行上级的行政政策。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开启了农业“大包干”的做法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因为这有悖于当时中央的政策。对于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是立即扼杀还是观望,地方政府选择了后者。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一些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地方政府在代理型政府的角色要求,对下采取默许的态度,对上积极游说。1980年,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大包干”。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8枚红手印的“生死契约”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自下而上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2011年——生产型政府:地方政府开启竞争模式。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上,地方被给予了更多的自主权。一方面,地方政府帮助中央政策在地区内得以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决定和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权力,这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自主性的提升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苏南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在电视剧《大江大河》中,小雷家的乡镇企业通过和国营企业合作开办了工厂,而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星期日工程师”则为当时的各类企业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9],也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业化转型提供了支持。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苏南模式是通过政府角色转型开启了经济激励机制,那么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则是通过重塑央地关系激活了地方政府GDP锦标赛的竞争机制。此时,国家和政府的很多重要改革都需要资金,但中央财政无法提供全部的资金支持,于是地方政府只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情况导致了地方财政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转变成依靠工商业税收与“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虽然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但城市大兴土木、招商引资企业的过程中出现的重生产轻民生的社会现象,再次提出了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需求。
第三阶段是2012年至今——服务型政府:面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色再定位。发展型政府的“官场+市场”的竞争模式增加了因地区竞争而滋生腐败的可能性,但政府不是企业,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而应该承担公共民生、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责。因此,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呼声日渐高涨。随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如今,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驱动机制。2016年,浙江地方政府的“最多跑一次”行政审批改革实践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其率先优化行政服务,用“数据跑”代替“社会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扮演了勇于创新的服务型政府。现阶段,政府应改变与市场、企业的互动方式,打造好的营商环境,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由发展型政府实现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从地方政府的角色变化中,可以得出央地关系的演进特征:从片面的“集权—分权”到合理的“确权—确责”思路的演进;“韧性集权—有效放权”相结合特征的凸显;“明确分工—合作治理”协调趋势的增强。[10]
3. 讲好市场推进的经济故事
作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还需要讲清在“造车”运动中,除了要发挥好政府(中央和地方)的作用,还要更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围绕阐释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阐释。
一方面,市场经济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苏联计划经济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所谓的计划经济指的就是“数字控制”,经济领域中的所有生产、运输、销售环节被置换成一个又一个的具体数字,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工厂,而企业只不过是这座大工厂中的一个生产车间。那么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第一,当计算不足时,也就是一些经济问题未被预料时,预先计划的经济方案无法有效应对;第二,计划经济无法提供充分的创新激励,容易导致经济僵化和崩溃;第三,计划经济是集中决策,风险大且容易造成矛盾集中、滋生腐败。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反,具有自主、平等、竞争、开放、有序的特点,但市场不是万能的,自由市场也会导致资本趋利、短视;脱实向虚,金融领域过度发展,经济韧性差;资源配置率虽高,但无法有效应对危机事件等问题。总的来说,市场和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各有优劣,只有将两种手段有机结合,才可以做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使用了市场这一手段,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市场经济又有何不同呢?第一,两种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公有制对私有制的取代。党的十五大不仅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指出了非公有制的重要作用,即要实行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第二,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资分配,发展的果实只能惠及资本家,容易造成两极分化,有失社会公平。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秉持的是人民中心立场,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公平地为全民共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公平和效率,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只为少数人实现掠夺式发展而服务的本质相区别。第三,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重视市场机制作用,但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较弱。市场机制着眼于短期利益,导致经济无法长效健康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普惠均等化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的支撑,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政府还能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使市场经济兴利除弊,避免出现市场经济风险失控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1]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和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其中,讲到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人口规模的巨大反映了中国广阔的市场规模与巨大的需求潜力。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事件造成的国际冲突不断上演,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西方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本土。作为制造业大国,近些年来中国承受了劳动力要素成本以及城市化建设引致的土地、融资、税收成本的上涨压力,进而引发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同时,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重要性提升,中国的人口消费需求、市场规模将成为服务业FDI的目标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背景下,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经济要素正逐渐转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兴要素,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也正推动着各类要素流动、市场主体融合、组织模式重构。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打破时空限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在抗击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13]而中国14亿人的市场和规模成为这轮新“世界拉力锦标赛”的比较优势,如果中国在基础理论和科技创新相关研究上有所突破,就有可能实现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培育出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规模经济带来效率提高。
三、 习近平经济思想故事教学的经验原则
从中小经的故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世界拉力赛”背后深藏着“如何造车”的伟大智慧,蕴含着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密码——只有在中央战略、地方引领、市场推进的多方合作下才能赢得这场比赛。将故事教学融入习近平经济思想专题教学,可谓是提高概论课教学趣味性和学理性的有益尝试。而要充分发挥故事教学的作用,还需要更系统地总结其科学规律。具体而言,应该把握以下重要原则。
第一,故事为用,理论为体,问题导向。可以从故事出发阐释某个理论,也可以从某个理论出发,用故事举例。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应避免为了课堂气氛、单纯吸引学生注意力、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的教学,或者只有故事陈述,而没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学理探究的教学。总的来说,故事教学必须围绕具体的问题,一般是由多个问题展开,通过问题链带领学生一步步走出“现实的迷宫”。
第二,宏大叙事,微观叙事,虚实结合。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容宏观且理论,在教学的过程中,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往往不好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逻辑,那么通过视频化、拟人化的故事,提炼出微观(现实中所熟知)的故事,比如上文提到的中小经的故事就是把经济发展的宏观“虚”事变成“如何造车”的微观“实”事,方便学生理解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和制度问题。
当然,故事教学法除了教材(教学)内容的故事化之外,也需要将故事思维贯穿整个教学活动,设计有层次感和节奏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叙事结构(包括课堂设置冲突悬疑、组织学生评论、游戏互动、教学评价等)等环节,以开头(提出困惑)、中段(寻找态度)、结尾(确定态度)的特定序列来分配课堂时间,战略性地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4]因而,这对授课教师的理论知识储备、叙事能力水平以及课堂组织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通过习近平经济思想专题的故事教学研究可以为当下概论课教学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从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转化提供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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