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通常有两种所指：狭义上，批判理论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和弗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所诸位思想家的理论；广义上，批判理论指在法兰克福学派基础上延伸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批判理论，涉及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领域，融合了女权主义、种族理论、殖民问题、生态理论等各类话题的具有批判性、进步性以及解放目标的理论，代表人物有托马斯·麦卡锡、南茜·弗雷泽、艾米·艾伦和塞拉·本哈比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狭义和广义批判理论的深入，在当代，批判理论已经呈现出多维度、历史性、全球化等特征。
实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批判维度都源于马克思本人，并在之后的各种批判理论中得到了综合运用。从不同维度出发的批判模式各有利弊，且每种模式的具体思路并不固定，不同学者的定义也略有差别。而本文将以耶吉对资本主义批判方式的上述三种划分为基础，通过为伦理性批判维度补充进黑格尔哲学的理论背景，来深化对这一维度的理解，同时结合伦理性批判的传统模式和当代理论，试图证明在哲学方法论上，伦理性批判模式更能体现出批判的内在性和深刻性。
一、 伦理性批判的优势
伦理性批判的伦理概念源于黑格尔，最初被用来批判抽象的形式规定性。从柏拉图开始，传统哲学往往将一个普遍的“善”的观念作为最高理念，而黑格尔认为这种理念只是抽象的形式规定，缺乏具体的、实在的内容，这会造成形式与内容的疏离，以至于关于“善”的传统哲学最终沦为形式逻辑的科学，缺乏对内容发展过程的理解。基于此，黑格尔试图通过伦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真正统一：如果说传统哲学的形式规定性是外在的、僵死的“善”，那么黑格尔认为，伦理作为自由的实现，就是“活的善”[3]164。随后，马克思率先将黑格尔的伦理的方法应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伦理性批判是指，拒绝从单一的、外在的先验原则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之非正义性，而是要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动态的历史中的一环，考察其存在的必然性、矛盾冲突的内生性以及自身之中蕴含的解放的可能性。这种批判维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关键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是对其内在机理的合理性的重新诠释，并以此为批判的手段，以构建的方式完成批判的实质。总之，伦理性批判这一维度就是要以内在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尺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何为伦理性批判的维度，可与上述的功能性批判和道德性批判进行对比分析。功能性批判的维度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危机来批判资本主义，常见的类型有经济危机批判、殖民问题批判和生态问题批判。经济危机批判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生产的逐利性和盲目性会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由此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资本主义内部有凯恩斯主义等自我调整措施，但周期性危机仍不可避免，并会对全球市场秩序、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带来不可逆的损害。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国内压力，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往往会引起暴力殖民，资本主义国家迫使非资本主义国家加入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使其沦为经济殖民地，破坏了原地区的发展节奏。生态问题批判是指，环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是索取的对象而非平等相处甚至贡献给予的对象，资本主义的逐利趋势必然会将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一切资源视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悖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功能性批判的优点在于直观，能够紧贴时代发展线索和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不断发掘被资本主义隐藏起来的深层次的本源性不足。但是，仅仅从功能性的维度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功能性批判的背后必定会有一个应然的价值尺度，即道德性批判的维度。
道德性批判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置于道德准则之下进行的评价性批判。其主要内容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造成的压迫、剥削以及各种与此相关的不平等问题。这里的不平等主要是指由于对资本的持有数量上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群体在社会中的劳动关系、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比如，资本家压榨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遭到剥削压迫、受到不平等待遇。这一批判维度的特点在于，在自由、正义等现代理念的引导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由和非正义进行批判，并以此为原则对历史发展进行规范性引导。比如，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关注当代社会再分配的公平和正义。道德性批判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借助每个人的道德直觉，促进社会群体深入反思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并且始终能够保持一个明确的改良方向。但是，基于规范性原则的道德批判始终无法从资本主义系统结构的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革新，因为异化与剥削并非造成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其外在表现。社会生产领域的异化和剥削现象并非在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基于某种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产生的结果，那么更本源的问题在于，它是如何产生的？说到底，道德性批判的维度无法直接给出答案，因为当它在用一个永恒的自由或是正义的标准去考评社会现实时，会不可避免地忽略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丧失了对历史的合理性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的可能。
与功能性批判和道德性批判相比，伦理性批判的维度仍然保持了应然层面的规范性。只不过，这种规范性的标准并非道德性批判的标准那般统一和稳定，伦理的应然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因而其缺点就是难以明确和直观地表述批判的标准和原则，但优点是能有效规避批判的单一性、滞后性、片面性和空泛化等问题，以更深入的哲学思维来剖析动态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实现首先深入理解资本逻辑，然后才能有效批判资本逻辑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原则。而这种方法从源头上植根于黑格尔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代表自我意识的本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过程，包含概念的辩证发展及其现实化的全部诸环节。这就是说，黑格尔的伦理在方法论层面意味着用辩证发展的视角审视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事情本身，而不是以一个外在的、恒定的理念指导具体事物的发展，因为黑格尔认为在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中蕴含着矛盾及由此带来的运动着的发展趋势。正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谈论共产主义思想时，比起康德的规范主义，我们更应该采纳黑格尔的伦理主义，因为伦理的逻辑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应然，而且还包含其现实化的力量。[4]因此，相比于功能性批判和道德性批判而言，源于黑格尔的伦理性批判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动态地发展伦理的规范性，其优势在于更有助于深入社会和现实，从个体和历史统一的角度揭示社会现实具有的内在矛盾，从方法论上更具现实历史的张力。
二、 伦理性批判的理论基础
那么，伦理性批判为何能够以建构的方式完成批判的实质？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从黑格尔主义延伸出来的伦理原则是辩证地看待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历史的发展动力往往就存在于前一阶段的内在矛盾之中，即运动着的矛盾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形式的完善性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只要掌握了运动着的现实逻辑，就能掌握运动着的历史方向。而所谓建构，就是在杂乱的历史现象中寻找本质的逻辑脉络，只有找到这条发展的脉络，才能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进行内在的革新与突破。
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理论最能典型地体现上述伦理原则：从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私利出发，可以自发地在体系中形成整体的善。具体来讲，在《法哲学原理》第189到208节中，黑格尔以哲学的方式再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他的前提不再是为了整体的善或为了劳动本身而进行劳动活动的个人，相反，他从特殊性出发，认为个体对整体的善的观念并不了然，而只对私人的需要感兴趣，通过“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3]207，以此来建构一个被动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是必要的中介环节；并且，劳动活动本身的抽象属性会促进自身的细致化，也即产生分工；而由于分工体系，每个人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依赖性逐渐增强，人为了私利主动为社会生产的模式转变为人为了交换而不得不为社会生产，直至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人们开始与机器的效率进行匹配甚至是竞争。但在黑格尔处，上述辩证的过程仍然是积极的，它被表述为“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3]210——之所以是积极的，并非因为黑格尔缺乏批判的维度，而是因为这个过程同时是个体被陶冶和教化的过程。但问题在于，黑格尔描述的伦理合法性并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古典主义的伦理观念在现实中处于失语状态。这是因为黑格尔式的伦理包含绝对主义倾向，黑格尔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采取的方法是用国家原则来规约市民社会原则，即以等级议会为形式，以绝对精神为实质，去规避市民社会中潜藏的自我意识之任意性风险；即便如此，黑格尔也难以完全甩掉贱民问题和海外殖民的理论的尾巴。
在黑格尔之后，许多思想家都曾尝试规避上述问题。比如青年黑格尔派就曾打着“现代主义”的旗号试图把绝对主义权威从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分离出去，只留下个体性的相对权威。他们的尝试最终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上述黑格尔的古典伦理资源中，有一条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根本原则，即个体自由与普遍自由是统一的，这是无法割裂开的，这个相互决定的二元结构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是这个二元结构本身是不容拆分的。
真正解决这个黑格尔主义伦理困境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赞同黑格尔所说的，从个体上升到社会这条道路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社会分工的存在；但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精神主导的国家原则对市民社会的规约，因而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原则进行倒置，认为是社会层面的分工逻辑衍生了资本逻辑的最初形态，而国家是资本逻辑在政权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至此，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化分工体系以一种更现代的视角承接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过渡，现代化的市场逻辑取代了黑格尔主义的国家逻辑，与此同时还保留了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的当代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展现出资本主义辩证的双重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以结构化的手段不断完善人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能力，整个机器运转所能带动的生产效能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这是机器生产时代的分工对历史的促进作用，人在这种环境下的能力的完善、物质资料的充盈也不断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诞生的条件；但同时，剥削和压迫被固化，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日趋稳固，异化与剥削被潜藏在生产丰盈的外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乃至物象化所遮蔽。自此，马克思正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三、 伦理性批判的传统形态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因阶级矛盾尖锐而导致世界性的社会联合与革命，相反，西欧社会生产力发达、物质充盈、人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阶级矛盾似乎有所缓和。面对这一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以更隐蔽的方式压迫剥削人民。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作逻辑的揭秘就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卢卡奇率先以伦理性批判的方式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卢卡奇的任务就是向人们揭秘资本主义社会当前陷入的合理化陷阱：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且还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资本的逻辑渗透到工人的日常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中，使资本逻辑彻底内化为一切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资本逻辑呈现为工具理性，并成为一种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来控制着生产者，使生产者不仅在实际的劳动生产中，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彻底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大机器中，受到更深层次的奴役却难以自知。伦理性批判的最初形态就是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延长线上，着眼于以西欧社会为代表的单一经济体，对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结构进行理论建构式的合理性阐述，通过揭示资本运转的合理化逻辑使人们意识到被隐藏起来的异化和物化危机。
传统的伦理性批判理论的顶峰出现在20世纪中叶，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批判理论为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消费社会批判来诠释资本主义社会隐秘的合理性危机：当社会生产仅仅表现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一种方式以后，工人不得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因而工人对失业的恐惧直接等同于人对饥饿和死亡的恐惧；与此同时，资本家会不断通过广告的方式使工人自愿付出工资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即便其中大多数并非是维持个人生存所必需的。资本家通过在消费领域创造不足来倾销商品，促进持续生产，缓解经济危机，不断加强资本主义结构的稳定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似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的合理性行为，本质上只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有利，而对劳动者来说只会使其深陷剥削劳动的泥潭中无法抽身。马尔库塞深化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单向度的人的秘密来揭露资本主义伪善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不再是直接的宣传和灌输，而是主动塑造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有的抗议不再表现为社会的异质性存在，而是能够与现行生活方式并行，被社会结构迅速消化，以至于不再成为潜在的革命力量，甚至还能成为社会健康的因素。面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日趋完善和无懈可击，马尔库塞只能悲观地将出路交给艺术这样无希望的希望。
不难发现，伦理性批判的早期理论模型往往都是消极、悲观和无解的。这是因为，早期批判理论家习惯性地以结构性思维框架来理解资本主义，却将未来寄希望于用个体理性来对抗这种合理化趋势。事实上，他们已经意识到个体理性在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日渐微弱，根本无法承担起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面对早期伦理性批判的困境，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在思维方式上革新了伦理性批判维度的路径。哈贝马斯率先指出，霍克海默等人只是在复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在理论上没有真正做到有前进意义的建构。而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传统哲学过分沉溺于主体自身之内，其致命缺陷在于会使理性成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存在，从而陷入泛个体主义；而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将理性以劳动的视角从个体之内转移至社会之间，通过揭示资本逻辑的秘密完成了从个体理性到工具理性这一步；但在此之后，批判理论始终只能围绕着再定义工具理性绕圈而无实际的进展。为此，哈贝马斯提出需要从工具理性进一步到重新呼吁主体理性，但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膨胀了的主体理性，哈贝马斯认为新的主体理性必须包含个体差异性，也即主体间的交互性，以此打破黑格尔主义的伦理总体性之弊端。具体来说，哈贝马斯提出“主体通性”[5]，主张个体通过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支持要素，完成个体意愿的表达并由此建立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共同体。并且，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共同体不能是外在赋予的本质和目标，而是从个体的杂多上升为一个群体性的结构。实则，哈贝马斯是借用康德原则来重新规范黑格尔主义，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下把所谓的理性放在了历史的维度中去考察——当历史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时，德国传统的静态理性的统摄力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哈贝马斯要寻找一个更新、更好的诠释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而这一新的学说需要兼顾四个问题，即现代性、合理性、多元性以及方法论。之后，霍耐特继续探索突破理性一元论的可能性，完成了作为伦理性准则的正义论的规范性重构。霍耐特认为，伦理性批判所要建构的规范不是先验的、外在的原则，而是“要在社会现实的混乱中找出那些标准，并以此来批判现存的机制和实践在体现普遍公认价值中的缺陷和不完善”[6]。霍耐特强调，伦理性批判原则必须满足内在性、渐进性和普遍价值性这三个维度。并且，不同于康德式的哈贝马斯话语理性，霍耐特追求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黑格尔伦理式的承认。
四、 伦理性批判的当代形态
然而，当代批判理论者们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代表的更新了的伦理性批判模式，部分学者认为他们这种建构式批判的思路重在建构，弱化了批判。因而，当代批判理论者主张在方法论上，以更加激进的开放性来突破传统伦理性批判理论的局限，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变化，在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重现黑格尔的“理念的事业”。
伦理性批判的当代手段主要集中在关注边界斗争。边界斗争是南茜·弗雷泽受到卡尔·波兰尼的启发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弗雷泽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阶级矛盾中，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体系的建立，矛盾冲突点往往集中爆发于资本主义构成性制度划分的边界线上。比如，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制度与后发国家的政治体制相遇，当加速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自然环境相遇，当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和女权主义的诉求相遇，当资本主义全球战略与地缘政治和种族主义相遇……在此类边界上，种族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等弱势群体以反压迫为名，激进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提出异议，乃至更进一步地质疑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合理性。这些边界斗争作为当代的社会斗争，是在马克思揭示的阶级矛盾的延长线上的，它们决定性地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结构，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基本类型。[7]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边界斗争带有明显的反霸权的性质，蕴含了社会群体试图进行革命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在功能性批判和道德性批判理论中也都常常出现边界斗争的身影，那么，边界斗争何以能够被归为伦理性批判的当代形态？根本原因在于，边界斗争是分析性的。它们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且在历史性的角度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力量群体由于资本逻辑而进行权衡和博弈的过程，直接塑造了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且蕴含了革新的可能性——这一点正完美契合了黑格尔的运动的辩证法：这种斗争形式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是能用恒定的标准去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在运动的过程中追求平衡的斗争，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性问题。伦理性批判涉及的边界斗争的特点在于，在思路上更强调整体主义和伦理原则，从单个问题直接联系宏大理论，将边界斗争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抓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现实中的一个伦理性环节，以此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全方位的、内在的深刻反思。
关注边界斗争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放大作为激进的需要的边缘群体诉求来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稳定性是以更隐蔽和深入的剥削和压迫为支撑的，以此警醒人们在当代社会多重矛盾的背后，有一条更为根本的统治的逻辑，它是由资本本身的特性，加上全球化的助推，而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各种不平等问题置于一个更新的体系化、结构化了的全球市场中。因此，边界斗争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重建更广阔的合理性结构的切入点，通过这一抓手，批判理论家们试图寻找一个革命的突破点。
具体来说，当代伦理性批判理论家着眼于殖民问题、女性主义、代表制度等边界斗争形式。比如艾米·艾伦从殖民问题入手，指出传统批判理论的不足：她认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都在广义上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规范性标准，这一理论在本源上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默认了非洲、拉丁美洲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且需要模仿欧洲道路的，因而这种规范性标准天然地阻碍了去殖民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出发，艾伦表示，批判理论中的规范性维度应该被彻底纠正[8]，因为它忽视了历史，缺乏一个关于进步的内部视角。又比如，弗雷泽以女性主义和社会关怀为立足点，阐明当下时代的斗争和欲望：她指出，诸如对女权运动的见解能够重塑我们对当代社会再生产结构的批判性认识，当代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反映在社会整合的大环境中，这是因为家庭内部的微观结构在资本社会化运作体系的介入下被放大为社会性问题，借助这个逻辑，个体的主观需求也应该在资本逻辑的社会化运作过程中主动地去创造新的公共话语体系[9]，从而引起公众对潜藏的剥削问题的重视。再如，劳伦斯·汉密尔顿从政治代表制度的弊端出发，呼吁大家关注政治选举之后被遗忘的选民：他认为在西方政治社会中，由于功利主义盛行，选民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单方面地关注被允诺的自身利益，却对现有国家机构、法律实践、福利供应、生产和消费实践等方面如何和应该如何发展的全局缺乏系统和理性理解，这种主观偏好给了代表制度以可乘之机。这种现象意味着社会伦理的贫困化以及人类需求概念在客观伦理中的消亡。这些被遗忘的选民如若不能意识到问题，则在事实上接纳了暴政，而非民主。汉密尔顿指出，公民不应该再被动地接受代表制度对自身需求的给定模式，而应该反过来，让自身的真实需求引导政治的发展。为此，他提出了增设地区议会、协商制度和平民法庭三项制度[10]来保证选民动态地、真实地、主动地表达自己的需要。
诚然，伦理性批判的当代形态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即始终无法有效给出明确的批判规范和革命路径。但是，这也正是伦理性批判的特征，否则它将会遇到和道德性批判一样的困境，要么陷入到对现实的束手无策，要么陷入到共产主义的浪漫想象中，而这恰恰是伦理性批判要克服的本质主义倾向。因此，当我们面对现行秩序的荒诞与混乱、加速与迷茫时，如果时刻保持伦理性批判的体系化、结构性、动态性、历史性、内部性的思维方式，就能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参考文献
What (if anything) is wrong with capitalism？—Dysfunctionality，exploitation and alienation：Three approaches to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