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历史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总结了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明确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中国式现代化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理论和实践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具有自身突出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是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多，我们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共同富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接续目标，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肯定，也是在前进道路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和发展模式下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提出的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时代课题。
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呼唤
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纲挈领，从战略高度上回应了这一问题，即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呼唤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伟大实践同向同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定不移实现中心任务的前进征程中对于自身初心使命的坚守。
1．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彰显着对于人民立场的坚守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论语》中这句话生动体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富民思想。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以血缘家庭为基本活动单位，以血缘伦理为社会联系纽带，实现小家的富足与安定就成为人民百姓最朴素的愿望。今天，面对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百姓朴素观念的时代升华，是在此基础上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科学构想和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从传统的富民思想到共同富裕，这一实践话语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富裕”一词的使用往往与阶级关系联系起来，具有阶级关系属性，例如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对此有过相关的论述：“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3]，“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4]，这一区分辨别了阶级阶层关系，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动力。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富裕”一词的阶级属性逐渐淡化，“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5]、“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6]490、“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6]496、“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7]，这就逐渐趋于今天对于富裕的理解。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8]，“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思想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时代课题。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鲜明品格，尤其是体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社会实践中。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和中国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0]历经百年风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消除了绝对贫困，成功完成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并开启了进一步聚焦攻克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2．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面向中国发展未来而作出的不懈探索。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4应该说，这一判定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低、参差不齐的状况，具有历史进步性。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资本逻辑裹挟下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在此情形之下，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中国式现代化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要求，在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构建起初步逻辑框架，即共同富裕通过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为现代化发展打牢根基，而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和实现将会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成果的极大丰富和科学共享。
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多维互动关系，是因为二者都是立足于我国中长期发展而进行的实践展开活动，并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既具有战略前瞻性，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还因为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外化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典范，是立足于我国国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而进行的主动选择，具有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
3．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诉求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指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共同富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新矛盾、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共同富裕话语体系和现实实践进行了新探索、取得了新突破。一方面，明确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即“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着力点，即破除影响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因素——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共同富裕思想体系的新贡献突出体现在强调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2-23真正的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共同富裕。在推进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如果不着眼于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思想宝库，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 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问题分析
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其必然的发展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共同富裕是当前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价值遵循，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而进行的中国贫困治理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现实逻辑来看，共同富裕是实现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心任务的本质要求，因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成为重要的时代使命。当代中国已经成功开启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并将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第二个百年的远景目标。宏伟蓝图已经展开，但任重道远，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面临诸多挑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只有系统梳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才能为构建起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共同富裕实践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这具体体现为以下五个问题。
1． 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偏大，收入分配制度仍有待完善
收入分配至少包括收入和分配两个重要层面，涉及从劳动付出到劳动被认可，从财富分配与积累到居民消费、社会再生产等诸多环节，是全面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本社会活动，也是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83元，实际同比增长1.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实际同比增长4.2%。[10]显而易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可支配收入是人们用于维持正常生活、消费，进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根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缩小城乡、行业、地区等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这一差距会叠加在原有的城乡、行业、地区发展差异基础上，加剧发展的不平衡性，阻滞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因此，既要关注收入分配差距之大，更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保障与落实促进发展的平衡性和持续性。
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共同富裕，这一共同体现了共享价值观。共享价值观作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期待的价值诉求，只有通过健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得以彰显和弘扬。收入分配制度是消弭收入分配鸿沟、体现共享价值观、增进人民福祉的制度性规定。我国在实践发展中逐渐确立起了一套体系较为完备的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确定，并健全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统筹兼顾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1]但是基于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相对完备与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之间的矛盾，不难发现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构建与收入分配制度执行能力尚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这不仅会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挑战，是涉及众多领域、具有发展紧迫性的问题。
2．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
基本公共服务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提供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涉及个人生存、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具挑战性的一环。自2006年起，我国就把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家的五年发展规划之中，将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我国“十一五”时期发展的五大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延展社会服务内涵，更加强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聚焦于供需矛盾突出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基本公共服务所提供的社会条件是否能够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指标来衡量。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以就业问题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10]同时受国内国际大环境影响，我国就业情况并不乐观。可以看出，在以就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短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化解压力空前严峻。
切实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较多，水平较高；而在中部、西部等落后城市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且低水平的城市分布聚集。从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角度看，社会公共服务人员的执行水平同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高质量高需求期待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基本公共服务涉及多方面能力知识，对基层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思维方式、综合素养具有较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来看，我国基层公共服务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总之，真正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3． 社会的机会不均等现象依然存在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强烈呼唤社会发展机会实现均等，因为每个成员参与社会的机会是否均等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使每个人同等享有发展机会，将会直接损伤人的劳动发展积极性，危害社会健康有序运转。机会不均等现象可以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理性机会不均等，如残障人士、孕妇老幼群体的平等发展机会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保障；另一种是社会性机会不均等，即不尽合理的社会发展结构因素造成的发展不均等。以我国教育发展为例，截至2022年末，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6%。[10]青壮年群体中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全部普及，高中入学情况仍不乐观。青壮年群体平等受到教育的权利、平等获得发展机会的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而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会使这些青壮年群体失去许多有效参与社会的机会。
诚然，机会不均等现象的存在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在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倡导之下，我国的贫富经济差距逐渐显现，开始出现经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由此进一步导致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发展机会不均等。例如，无论是高收入阶层还是贫困阶层，贫富差距使双方都不可能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人们对社会机会均等目标失去信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是第一资源”[1]33，扫除青壮年文盲无论是对于个体生存、家庭发展，还是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阶段中，要重点关注并推动实际解决生理性机会不均等和社会性机会不均等这两种类型的不均等问题。通过社会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和水平的提高努力解决好生理性条件的障碍带给人的机会不均等。而对于社会性不均等则需要从源头厘清制约不均等发展的因素，创设有利于每个人自由平等发展的环境，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每个人在受教育、参与社会竞争等方面的权利。
4． 社会的健康水平及健康机会的公平性有待改善
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昭示着社会中的人在这一进程中的多领域和多维度发展，其中身心健康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所必须关注的因素。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反映了医疗服务与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融合发展的程度，是以医疗水平为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保障的社会健康永续发展的综合呈现，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健康中国具有基础性意义。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应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准是国家发展始终关注的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指标分为五类：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环境和健康产业。在健康水平中，201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为89.6%，在当时预测到了2020年这一指标能达到90.6%。在健康生活中，2015年能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为3.6亿，预计到2020年达到4.35亿。在健康服务与保障中，2015年我国每千人常住人口的职业(助理)医师数为2.2人，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5人。[12]
我国人民群众健康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城乡间、城际间医疗资源分布和医疗救治水平差距悬殊，健康机会的公平性亟待关注。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我国公共传染防治研究水平较低，在公共传染精准防控、有效遏制的治理能力和基础医药研究等方面还存在短板。提升基础健康、身心健康水平，弥合健康机会不均等带来的城乡城际差距，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实践进程的重要议题。
5． 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普惠发展水平还存在短板
精神文明区别于物质文明，更能体现国家发展内核的文化规定性，因而着眼于统筹物质丰富和精神富足两个维度的共同富裕，更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大众传媒日益发展的今天，各类良莠不齐的文化产品涌入文化市场中，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发展景象使人民群众眼花缭乱，其中不少低趣味化、媚俗化的精神文化产品严重扭曲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危害人民群众的文化判断力和鉴赏力，使得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进程。
精神文明建设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必将呼唤文化普惠的精细化发展。文化普惠是指基本文化服务的普惠化发展，即向人民群众持续不断提供高质量、普惠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助力精神文明建设。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人均图书拥有量8.09册(张)。共有文化馆3503个，共有档案馆4136个，共有体育场地42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7.0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2平方米。[10]由此可见，基本文化服务的普惠发展空间巨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精神文明、发展普惠文化的思想宝库。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力，其中蕴含的智慧结晶已经被大量运用到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成为推进治党治国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指导现实实践的强大力量，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价值理念、伦理情怀，使其真正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滋养，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抓手。
三、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即把共同富裕的宏远目标融于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境，聚焦于攻克共同富裕前进道路上的急题难题，促进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跃升。共同富裕的实践展开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构建和主动选择，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关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要做到以下几点。
1． 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来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在于实现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构建与收入分配制度执行能力二者的统一，即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将精力更多放在提升收入分配制度的执行能力上，探究通过提升制度执行能力将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转化为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理路。
基于实现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执行能力二者统一这一基本思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应该着眼于收入分配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发挥收入分配制度在合理引导、逐渐突破社会活动固定化中的基础性作用。良好的社会制度，尤其是事关百姓生活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具有果敢的前瞻性。“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13]发挥社会分配制度在促进社会活动范围突破个人认知局限、阶层局限、社会发展限制中的作用，进而逐渐突破社会活动局限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限制。多维度全方位承认各类合法、多元、有利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活动，并建立起发挥这类活动在社会财富创造、分配、享有中的合法性思维，在扎实推进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的同时，同步推进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文明的整体跃升。
另一方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聚焦收入分配制度的落实、监管和反馈机制的建立，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纵观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无论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还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又或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都集中在收入分配应该如何调节的层面。应建立起将当前各社会组织、单位收入分配制度具体落实到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幸福指数提升的层面的反馈机制，促进在制度的制定、落实、反馈、再调整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机制，转化为社会组织、单位的实践自觉，从而在收入分配制度中体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2． 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共同富裕伟大实践的应有之义。《“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公共服务发展到达新高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着力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优质公共服务共享。
为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增长和消费升级趋势，《“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进一步提出“鼓励支持社会力量重点加强养老、托育、教育、医疗等领域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14]统筹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是在供需矛盾突出的公共服务领域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而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基本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风向标。
基本公共服务要以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得以实现为基点。以残障群体发展为例，保障残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加强残疾人社会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健全以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均等化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来保障残疾人的更加便捷的生活、以丰富的残疾人文化产品来改善残疾人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窘境、以强大的残疾人文化专业人才队伍来不断扩大残疾人文化产品的供给、以崭新的残疾人价值观念富裕残疾人以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14]。留守儿童、孤寡老人、青壮年文盲等各类群体都需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发展，保障其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和选择普惠性公共服务的能力。
3． 加强社会文化资源的普惠共享，致力于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我国目前社会文化资源普惠发展存在短板，存在专业文化发展同大众自媒娱乐文化严重脱节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16]865好的艺术、文化发展是真正能够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起来，这也是真正能够实现社会文化资源普惠共享、促进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前提。
如何才能实现高雅文化同群众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也给出了答案：“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16]863无论是文艺作品的创造还是社会文化资源的生产，都应该以群众的初级文化形态为基础、适应群众的需要，“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16]872。社会文化资源的生产和普惠发展要牢牢坚守“为什么人”这一原则性的问题，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文化创作的原料，将高雅的和通俗的、专业的和大众的实现真正统一，融时代发展要求于文化形态之中，推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同非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协调发展。
4． 有效应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重大挑战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1]1历经百年风雨的大党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须直面并有效应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重大挑战。
现代化发展困境问题。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历史进步性，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突破。但也要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考。中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现代化道路个性与共性的冲突、不同性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碰撞与摩擦、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矛盾、人的现代性与二重性的抉择、现代化何去何从等各种难题。笔者认为，应对可能存在的现代化发展困境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步发力。在理论上，构建起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上，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
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议题，人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能动因素，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增加青壮年人口的压力，更会削弱社会发展活力。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需要把握两个要素。一是老龄化人口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二是减轻非老龄化人口在养老问题中的负担，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要坚持系统思维，坚持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相统一，统筹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建立健全养老统筹保障推进制度和相应的监督制度，为减轻非老龄化人口养老压力、激发创造活力提供有利条件。人口老龄化的顺利解决和实践效果直接影响我国劳动力人口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扮演的重要角色。
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平衡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与发展不充分相叠加严重影响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棘手难题。发展不平衡同样构成了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其折射出的资源占有和利用的不平衡、发展机会不均等在根本上影响了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实现，而且随着不平衡的加剧，会进一步拉大不同地区、领域、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面对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这一挑战，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不平衡是倾向和趋势，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解决的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严重到失衡的阶段，并非所有的发展不平衡都需要人为干预。而对于中长期发展而言，提升发展质量和主动性，增强发展韧性和耐力是根本之策。
5． 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8，将高质量发展与我国当前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给予高度重视。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选择，是涉及多目标的复杂体系，无疑会为共同富裕的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内核，而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和科学信息技术的日益完善，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绿色经济以建立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体系为核心，以克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悖论为价值追求，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促进人类健康水平提升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注入了新鲜动力。数字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接续发展的崭新经济形态，用数字和技术为经济发展赋能，正深刻影响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极大变革。以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引下，对于促进人类永续发展、资源利用和配置更为合理、人居人地人人关系的改善都具有正向意义，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的重要依靠力量。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夯实了共同富裕的人学立场。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把人的现代化、关切人的生存境遇作为中心线索牢牢握住。无论是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共同富裕，如果没有人的存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活动的展开，就会失去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是人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是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立场是人的精神自由和多维度全方位的发展。因此，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增强发展的价值性、现实性和人文关切性。只有这样，才能在高质量发展这一基础上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总之，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共享原则，并以共享价值观筑牢共同富裕的价值根基。共享作为生产关系的规定，本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共享价值观则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与和谐伦理关系的理想诉求，引导形成科学合理、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文化资源普惠共享、经济发展要素共享等形式，营造有利于个体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社会道德环境，进而构建起具有团结性和凝聚力的共同富裕发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