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首先呈现的形态是话语体系，可以说意识形态包含着含蓄的承诺、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充满了意义，基本上是由语言创造的。^[1]而这种话语体系沉浸于勾连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实践中。因此，话语分析也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传统。事实上，在话语分析尚未成为明确的研究方法之前，马克思就洞察到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提出语言具有阶级性的观点。随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是话语研究的传统都逐步展开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尤其是随着话语分析在多种学科传统中得到长足的发展，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来研究意识形态正不断得到推进。因此，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目前鲜有对意识形态研究话语转向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鉴于此，本文通过简要梳理这段学术史，试图呈现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争论，以及这些思想的碰撞中蕴含了哪些洞见。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是萌芽阶段，60—70年代是成型阶段，80—90年代是鼎盛时期，21世纪前20年是运用与修正阶段。

20世纪20—30年代，带着“为什么发达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力量究竟何在？”等问题，以葛兰西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左派学者又回到马克思这里，重新开启对语言的阶级性问题的研究。

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总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的特殊统治方式，即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语言符号)的控制和操纵，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在葛兰西眼中，国家等于政治社会加市民社会，而资产阶级正是凭借意识形态霸权占领了市民社会。因此，在存在议会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展开争斗“霸权”的斗争。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甚大，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便转向了意识形态批判，也集中在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领域。^[2]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率先从开拓语言哲学研究出发推导出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巴赫金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超语言学观念、对话原则和意识形态符号论等原创性理论。其中，超语言学观念提出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对语言形式的研究，而要展开对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情景里的语义分析。对话原则的核心理念是，唯有“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3]。“这个观点属于整体的‘对话’理论的一部分。”^[4]意识形态符号论将语言视作符号，而且作为符号尽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也必须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中。

上述回顾表明，20世纪20—30年代是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阶级性观点踏上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回归之路。在这些作出贡献的研究者中，葛兰西和巴赫金代表了两种相反的论证路径，一个是从意识形态到语言，将意识形态研究推向高峰；一个是从语言到意识形态，将语言理论引入新的领域，殊途同归。尽管当时话语的概念还没有作为学术概念在使用，但是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话语研究已经拉开帷幕，为后面的研究者指出一条开阔的道路。在这次高峰之后，先后遭遇全球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大劫难。在这种大环境下，20世纪40—50年代这项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

20世纪60—70年代，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席卷了西方大多数国家，虽然很快烟消云散，但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随着欧洲的左派越来越转向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话语研究进入了全新阶段。这个阶段同样是两个进路，一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结构与功能的挖掘而走向与话语分析的融合，二是通过对话语分析的创造性发展去构建意识形态的话语研究范式。前者是以阿尔都塞和米歇尔·拜肖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研究，后者是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话语研究。

阿尔都塞深切感受到意识形态斗争对于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因此坚持马克思的批评立场，并把意识形态视为“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而且属于一种“幻象”或“想象性扭曲”。^[5]为了展开意识形态批评，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由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部分组成，而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霸权，同时这种霸权的实施方式比较隐蔽，它渗透在日常的管理与社会生活诸多环节中。阿尔都塞也曾探讨过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并认为话语理论的核心在于阐明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性、结构和功能，从而将意识形态话语与其他社会话语区别开来。他同时也洞察到词语的意义并不是常见用法所固定的，而是有赖于它所在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最后，虽然他没有提出系统化的理论框架，但也深深启发了后继者。

拜肖试图完成阿尔都塞未竟之事，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话语理论。但是他的理论来源不仅如此，还有当时流行一时的结构语言学与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首先，他对话语进行了界定，提出话语是没有单个作者的，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的意识之下的各个群体话语。其次，话语不仅是各种社会生活斗争的产物，而且一直处于相互冲突状态。在完成了这些理论准备后，拜肖还尝试把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研究进路和话语分析的技术工具综合起来，创立了话语自动分析的方法。至此，拜肖较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做到了意识形态研究与话语分析在当时看来最具深度且有可操作性的融合。但依然存在一些难题，例如结构主义的本体论也是其理论与生俱来的硬伤，而且在认识论方面，“区分话语和非话语的技术困难有待解决” ^[2]。恰恰是这些内在的紧张与缺陷开启了新的研究空间和方向。

就像马克思激活了长期沉寂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使之成为长盛不衰的社会科学核心概念一样，福柯在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创立新的话语分析方法而激活了话语概念。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语言学家在谈论话语分析，但是主要聚焦语法规则的研究。福柯对此不满，认为话语不能仅仅被视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的语言，而应该用来描述语言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属于关于社会、关于主客体特性与关系的集体建构。总体上，福柯的话语分析主要包括谱系分析、批判分析。^[6]至此，福柯实现了话语分析焦点“从思想本身转向表达思想的媒介：言说、意象或文本”，“从福柯采用这个术语开始，它才传播到多个学科”。^[4]

福柯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实际上他的话语概念并不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替代，相反是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分析方式。首先，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和谱系研究的作品开创了对具体意识形态分析的初步方法。其次，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的基本内核被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家们所继承，而且他对文本分析的忽略也得到了弥补。随后以文本分析为方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最后，福柯的话语理论总体上延续了结构主义的传统。例如，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集体建构的话语类型，而不是某个个体可以自主建构的。这种话语类型是一种结构力量，权力通过话语来形塑每个个体的话语选择和据此建构的社会现实。在话语类型面前，作为主体性的人是消极的。但是到了晚期，福柯认识到个人不可能是如此消极的被规训者，又开始提出个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尽管如此，他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话语理论的结构主义立场。话语分析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同时代一些学者的相似的洞见。例如，伯杰和卢克曼认为意识形态不能脱离话语来理解，因为话语在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再生产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充分体现在日常谈话和互动的微观实践中。^[7]

经过数年的学术积累与酝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意识形态研究与话语理论的融合工作，盛极一时。有趣的是，英国学者与欧洲大陆的学者在研究意识形态与话语理论时，研究的主题与方法上的差别比较明显。英国学者更多秉承了分析哲学的传统，比较注重话语的逻辑分析以及如何给意识形态研究搭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话语分析框架，代表性的成果约翰·辛克莱等(1975年)的交流机构分析、哈维·萨克斯等(1973年)的回话结构分析和罗杰尔·福勒等(1979年)的语法结构分析等。^[8]至此，在20世纪70年代，话语分析终于作为一个领域出现，而意识形态的转变是在同一时间复杂的结构的语言转换，涉及一整套的语言机制。^[9]虽然出发点和理据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这些转变都把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状况直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批判话语分析流派的诞生，其根本主张是话语分析应该被视作意识形态研究的核心。

20世纪80—90年代是意识形态研究话语转向的高峰，在涉及该研究领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上的讨论也比较成熟，诸多理论得以建构，方法论也不断完善，可以说是相对成型的时期。首先是从齐泽克对福柯的批判开始的，他在吸收和运用诸多理论资源基础上提出重振意识形态批判的活力。其次，拉克劳和墨菲在回应和修正齐泽克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带有明显后结构主义特征的话语关系理论。最后，汤普森继承英语世界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的传统，并吸收解释学的基本内核，构建了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总体方法论——深度解释学。也正是这个时期，批判话语分析开始正式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的重要派别。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批判理论中，福柯的话语概念逐渐变成一种主符号，话语分析也提升到一种特权范式的地位，甚至具有比意识形态更强的竞争优势。齐泽克对此很是不满，批判福柯理论是将阶级斗争的特殊逻辑转化成不同身份之间相互承认的横向逻辑^[10]，从而以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而抛弃了意识形态问题。对此，齐泽克主张回归马克思的批判传统，重振意识形态批判的活力。为此，齐泽克提出了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概念：意识形态幻象，用来表达意识形态虚假性特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即“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11]。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幻象并不是一种假象，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它的真实性不是来自于知，而是行，即在实践中使这种幻象变为现实。至于幻象最终源自何处，齐泽克把这个问题引到萦绕在现实的幽灵身上，而这个幽灵是为了弥补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界对实在界解释失败所打开的缝隙。至此，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就在于邀请我们穿越意识形态幻想，直面真实欲望。

齐泽克的幻象理论为重振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提供了新的方法。首先，齐泽克适当地承认了话语分析的批判价值，并强调每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是如何作为复杂的话语程序互动的结果而出现的，进而把话语的自我表征(认同)问题作为主体化过程的必要因素。由此，意识形态批判的焦点转向了话语的侵入性存在，即不是意识形态为了病态的利益而伪造现实(权力策略)，而是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和概念化尚未被话语玷污的现实。这导致假设的每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总是被错综复杂的话语工具网络所寄生，其功能是预先构建观点，并赋予它一种必然性表象。

综上所述，齐泽克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福柯的局限。第一，用意识形态幻象说代替意识形态假象说，从而完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换。第二，把福柯式的几乎消失在话语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概念重新找回来，并通过将意识形态幻象纳入拉康意义上象征界与实体界之间无法弥合的虚空中，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张力和分析空间。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由此得以重新界定，这一系列的操作实现了重振意识形态批判能力的目标。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基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能力。但是如果把作为批判基础的意识形态幻象的来源诉诸无边无涯的无意识的幽暗，又降低了其阐释或解释的有效性。这主要在于评估依据究竟在何处依然没有办法做最低要求的定论。

如果说齐泽克的观点更多地融合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那么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则和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关系更加密切。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更多带有结构主义色彩，而拉克劳和墨菲更多带有后结构主义的倾向。拉克劳和墨菲援引以罗蒂、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发展出话语关系理论，其基本主张是话语并不只是如镜子那样反映社会其他部分(例如经济)发生的过程。毋宁说，话语吸纳社会所有组成部分的因素和实践，组成一个新的东西。这就表征了话语被建构的过程。二者引入“链接”的概念来描述“一种去除了本质含义的建立意义的联系”^[12]。因此，这样一种偶然性逻辑的链接过程，把不同的因素集拢起来，并将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新的身份。同时，这是一个把不同要素链接起来的一种话语“统一”过程，而且扩展到被链接的话语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关联^[13]。在这种脉络里，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概念肯定了身份的关系性质，词、言说、行动和机构的社会意义只有在它们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总体背景中可能得到理解。由此，话语具有了双重性，即一方面是实际权力斗争的产物，体现了政治过程的博弈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能动的，影响对人们自我角色的理解。

为了克服齐泽克意识形态话语分析过度依赖精神分析而导致的相对主义倾向，拉克劳和墨菲一方面将话语分析纳入政治场域，另一方面在前者缩小研究范围的基础上，将话语建构的功能限定在划分政治边疆以便确定对立的身份关系，有助于争夺霸权的政治活动。通过这一方法，话语获得了身份。身份的确认与对立是置身于“霸权”概念之中的。霸权概念的核心是谁将成为主人。也就是说，哪一种政治力量将决定(在既定社会背景中)行为和意义的支配(主导)形式。因此，在话语分析中，争夺霸权以及通过政治工程建立霸权具有至关的重要性。为了避免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倾向，他们也缩小结构主义发挥作用的地盘，即仅限于对不同主体位置的划分与确定。此消彼长，结构性的地盘缩小，就意味着主体能动性的提高，而且这种主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话语实践中，也导致了诸多不确定性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研究话语转向的代表人物齐泽克、拉克劳和墨菲均代表欧洲大陆哲学的传统，他们的对话对象是阿尔都塞、福柯等学者。这个时期活跃的英国学者汤普森和70年代的情况差不多，在讨论意识形态研究与话语分析的议题上和英语世界的研究著作进行对话。汤普森认为当时的研究状况是令人失望的，主要体现在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任务没有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其中，最明显的缺陷体现在他们普遍丢弃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传统，打破了意识形态与统治批判之间的关联。汤普森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意识形态观念是如此的松散和一般，以至于它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13]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这些研究需要弥补上对意识形态与统治之间关系的承认。这里的“统治”的外延被扩大了，他认为只要是存在系统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就是统治关系。这是汤普森试图超越马克思把统治关系仅仅界定为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的观点。在他看来，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都有可能存在系统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且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应该研究的统治关系。至此，汤普森创造性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把意识形态分析同批判问题结合起来的传统，即把意识形态重新界定为“用来指特殊情况下意义服务于建立并支持系统地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方式——这种权力关系，我称之为‘统治关系’”^[8]。可以说，汤普森与齐泽克构成了呼应，都是在重新振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但是两者路径不同，齐泽克是沿着精神分析的思路来展开，而汤普森是重新把权力概念引入到意识形态批判中来，这也是对福柯权力泛化做法的调整。

在这个基础上，汤普森搭建了用于揭示意识形态中权力与统治关系的话语分析方法——深度解释学。作为总体方法论，深度解释学包括三个主要阶段或程序，即社会—历史分析、正式的或推论性分析、解释/再解释。汤普森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解释面临处境并没有赋予深度解释学方法更为坚实或笃定的解释效力，而仅仅声称它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一种批判的可能性。总体上，对于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来说，汤普森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要的、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学者，影响深远。虽然汤普森没有明确把自己列入差不多同时代兴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流派，但是他的洞见基本上都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所吸收。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早在1979年由福勒等人提出，经过80年代的学术积累，以及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在90年代迎来迅速发展时期，意识形态分析其实一直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中心议题，并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说将一个研究流派的诞生视作意识形态研究话语转向得以实现和定型的标志的话，批评话语分析可以承担其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分别是诺曼·费尔克拉夫和范·迪克。作为批判话语分析发起人之一，费尔克拉夫一方面继承了批判语言学的基本主张，社会生活中重新阐释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并肯定了福柯在话语与权力、话语的建构功能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指出福柯缺乏对语言文本的关注，主张把福柯关于话语和语言的一系列见解整合到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之中，从而发展了福柯的理论。为了更好地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费尔克拉夫搭建了一个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框架。他认为，仅仅研究文本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把话语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由此，费尔克拉夫1995年提出话语分析“三向度”框架，即任何话语“事件”都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14]由此，费尔克拉夫不仅构建了一个以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打通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的以及系统化的理论框架，而且提供了全方位的具有操作性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话语分析模式可以说是批判话语分析流派中最为系统和完善的。同时，费尔克劳夫也打通了诸多学科和理论视角的界限，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趋势，被同时代和后代的学者发扬光大。但是费尔克劳夫没有很有效地解决话语的建构性特征带来的话语分析与生俱来的主观性特征问题，这种各执一词的困境势必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此外，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究竟能否画等号，费尔克劳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提供有效的解释。

范·迪克则对这些问题作了积极呼应。范·迪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分析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作为这项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样需要先给意识形态作界定。范·迪克不同意人们长期以来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消极的概念来看待的做法，同时不同于其他批判话语分析研究者，他通过明确意识形态研究的具体批判目标(例如揭示深层次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作出客观的、分析性的新定位，将意识形态和话语分析的联系置于社会认知的框架内来讨论。这种思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社会认知属性，可以说是社会群体共享的心理表征。

在此基础上，范·迪克在1995年尝试建立理论框架，意识形态被转化成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一般性的基本思想体系，或者说一种更加具体化的群体意识。^[15]这意味着他在进行一种社会认知论的转化，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功能的转换。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群体所共享的社会信念，功能主要集中在将影响群体成员对社会生活的主要事件和行动的阐述和参与以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正是这种功能的转换，使得意识形态与话语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群体成员解释、激励或使其(基于群体的)行动合法化时，他们通常运用意识形态话语来进行。因为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话语，即通过口头或书面交流互动来表达和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意识形态本身要在语言和文本等形式的话语中得到再现，意识形态的认知和建构功能也要通过它们在社会认知和话语中表述和再现他们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方式得以实现。

批评话语分析在费尔克拉夫和范·迪克等奠基人的持续努力下，已经成为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具代表性的流派，这些奠基性的学者至今仍然活跃，并持续推动这项研究。当然，批判话语分析也一直面临诸多质疑。例如，如何确定哪些话语或话语中哪些成分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话语分析，也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这种状况导致批判话语分析缺乏起码的科学性或客观性等。这些质疑很多是批判话语分析依赖的本体论或认识论本身带来的。20世纪90年代针锋相对的辩论一直在持续，一方面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批判立场，这些批判往往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合法化和维系不平等制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且批判的权力已经不是以经济和政治关系“铁笼”为特征的特权了。^[16]另一方面，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必须被放弃，因为不可能做到从另一个话语的角度来判断一个话语。也是从这个角度，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福柯、让·鲍德里亚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不知不觉中最后通过后门重新引入这个概念，从而与自己相矛盾。^[17]这种争论直到今天还莫衷一是，批判话语分析也是在质疑中进入21世纪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极具创造性的时代，这一时期奠定了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一些基本的、总体性研究框架，以至于到了21世纪前20年很少再有类似的大的理论建构工作或成果，更多的是学者们在这个总体性框架下展开具体案例研究或理论探讨，做一些修正或完善工作。首先，如何通过话语去实施作为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合法化功能，一直是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关键议题。其次，信息时代的来临使意识形态话语实践越来越集中于日常工作或生活的各种场域，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时代，各种政治或社会冲突也越来越围绕话语所建构的身份而展开，身份政治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研究的重点。

首先，合法化是最能够体现意识形态核心功能的运作模式。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有效建构或巩固，体现为支配关系被呈现为合法、公正和值得支持的。据此，合法化是政治行为者所追求的主要话语目标^[18]，合法化尤其在政治话语中得到特别关注。20世纪90年代，曾有学者用自然化概念来代替合法化，提出一种话语的自然化程度与其在社会中的效力之间的关系命题。^[19]安东尼奥·雷耶斯提出五种关键的合法化策略，分别为情感(特别是恐惧)、假设性未来、理性、专业的声音和利他主义，这些合法化策略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策略结合使用^[20]，在方法论层次上大多建立在一个二元概念化的策略上，即通过建构他者不断制造两方、群体和视角。此外，合法化目标的实现还在于话语的说服能力，对此，有学者提供了一个解释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说服对于构建合法性作用的概念性框架。^[21]在这个问题意识里，一些话语分析技术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例如将隐喻的认知理论建立在一个体验主义的框架之上，区分两种理想的隐喻动机：相关性和互文性。^[22]

其次，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深刻改造了日常生活中的传播与沟通的结构、机制和过程。这种背景下，发生在个人层面以及组织层面的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除了政治领域，一个更加开阔的日常生活领域不断呈现在意识形态话语研究中，其中，意识形态话语发生在个人(日常谈话和对话)、组织(通常在小册子、口号、仪式等中倡导的组织价值观和承诺)和社会层面^[23]，已经成为研究共识。因此，意识形态话语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延伸到对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中的日常生活话语的研究。^[1]

最后，当前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身份认同都是热点问题，因此它也自然是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研究21世纪以来的重要议题之一。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的批判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一篇评析他思想的文章称阿多诺将所有意识形态描述为身份认同^[24]。21世纪以来，意识形态话语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那些社会冲突比较显现或激烈的领域。其中，一项代表性的研究使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了法国报纸中关于2005年城市暴力事件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国民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话语是构成“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标志性界限，而这种身份认同话语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25]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项代表性的成果是莱娜·汉森提出的政策—身份结合的理论模式。^[26]这个理论模式回应的问题是对于国家政治行动而言，话语究竟能够起多大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对此，汉森强调话语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物质不重要，而是说它总是被话语调解”^[26]；通过政治话语构建身份与产生对外政策之间有一种稳定的因果联系，即“对外政策话语可以被理论化为一种以在身份与政策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联系为核心的简单模式”^[26]。

21世纪前20年关于这项理论构建的产生虽然乏善可陈，但是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朝着更多学科、更多领域的方向发展了。与此同时，研究试图吸取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多种本体论、认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的洞见，并尝试将它们融合起来构建一种更有解释力的研究范式。

前文对意识形态研究话语转向的进程进行简要回顾，在呈现不同阶段涌现的洞见的同时，也分析不同时期的诸多困境。这些困境一方面体现为内部张力，需要自我修复；另一方面是外部质疑，需要不断地为之辩护，守护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对此，主要就体现在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进程中的内在张力的演进情况作简要归纳。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内在张力问题可以采取的不同方式来讨论，主要从结构—能动、国家—社会和批判—建构等三个维度展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洞见到语言阶级性特征，但在如何表述和论证方面，并没有留下清晰的逻辑和观点。尤其体现在围绕结构与能动的两种倾向都较为模糊，例如仅仅是语言这种双重属性也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再如语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或者是上层建筑的，还是经济基础的？这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争论空间。20世纪20—30年代在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阶级性研究中，葛兰西使用“霸权”概念赋予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主义色彩，回归本身意味着意识形态话语是在行使批判功能。葛兰西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答案只能是国家视角的意识形态话语。巴赫金虽然从语言学研究入手促进了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的结合，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和立场使得他和葛兰西在这些方面殊途同归，并无大的区别。

其次，20世纪60—70年代代表人物福柯虽然总体上延续了结构主义的传统，认为在不同的话语类型面前，人的主体性是消极被动的。但到后期，福柯似乎并不乐见这种处境，开始认可人面对权力时的反抗与能动性。或许因为他构建的话语理论本身没有给人的主体性留有多少空间，所以并没有改变结构主义的印象。相比而言，阿尔都塞继承了葛兰西较硬的结构主义立场，直接诉诸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的结构力量。他的学生也是同样的立场，不同的是他使得这种话语的结构力量多了一个新的来源，即拉康意义上的他者。与阿尔都塞和拜肖坚持从国家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话语不同，福柯似乎赋予了意识形态话语更多的权力主体，导致他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解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当然，他们都是批判理论的阵营，但是福柯的批判目标显然已经不同于阿尔都塞和拜肖的阶级革命特征，而指向了无处不在的权力本身。这也是福柯被后来的批判理论学者诟病的地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后现代诸多理论的涌现与发展，上述这些不同维度张力在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各个派别中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齐泽克用意识形态幻象理论重振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能力。他的批判理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意识形态幻象说代替了意识形态假象说，使得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从认识论范畴转向了本体论的范畴。而他的意识形态幻象说和拜肖一样，都把结构主义的特征延伸到精神分析的领域，但是他比拜肖走得更远，直接将意识形态幻象纳入拉康意义上象征界与实体界之间无法弥合的虚空中。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关系理论启用了那个时代兴盛起来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至少在话语分析中，对能动性作用的重视开始超过结构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在接受阿尔都塞话语的建构主体功能的同时，又用政治主体性概念消解了这种建构功能的决定论因素。但是这种新变化也带来新的问题，即滋生了意识形态话语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诸多环节上的众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一直伴随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发展。汤普森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视域，把批评的对象转向系统性的权力不平等的统治关系，不仅仅是阶级统治关系，性别和族群等群体之间只要存在权力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是系统性的，都是批判的对象。汤普森深受解释学的影响，更加偏向话语体现的行动者的能动性特征。费尔克拉夫和范·迪克的共同点就是通过强调多学科的融合而调适前面所列举的诸多张力，但是二人作为批判话语分析的发起人，深受批判话语分析本身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的影响，因而并没有实现调适的目标。范·迪克与费尔克拉夫不同的是，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认知特征，这种强调直接导致他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界定越来越倾向于社会视角。

21世纪前20年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并没有大的理论建树，主要在扩大运用领域和更广泛学科融合的两个进路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反思，积极回应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