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3, 9(1): 106-116 doi: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史研究

中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研究*

舒文

A Study on the First Chinese Wo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Using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Shu Wen

编委: 张牧云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舒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摘要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该书与当时流行的同类著作特别是与陶希圣的同名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特点:重视下层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肯定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对被统治阶级思想家给予正面分析;对古代每一位思想家的阶级背景进行考证,从文本入手来解读思想家的思想。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在抗战期间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这显示了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突出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该书针对陶希圣而生,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其中纯熟的阶级分析法比起陶希圣而言,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史领域树立革命合理性的一个标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吕振羽 ; 陶希圣 ; 《中国政治思想史》 ; 唯物史观

PDF (1266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舒文. 中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研究*.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3, 9(1): 106-116 doi:

Shu Wen. A Study on the First Chinese Wo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Using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3, 9(1): 106-116 doi:

一、 问题的提出

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开山之作。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937年上海黎明书店出版该书时曾经这样评价:“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划时代之巨著,为研究史学、国学、哲学、政治学者均不可不读之书。”[1]自出版到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在国内外先后多次印刷,共发行数万册,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可贵的,该书出版后,引起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议讨论出版工作时,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由此可见,吕振羽的此部著作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与《鲁迅全集》一样重要的,是“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的。在王稼祥的秘书王子野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王稼祥对此书多有赞赏[3]。而根据逄先知等人对毛泽东主席的读书生活的回忆,毛泽东不仅在吕振羽到延安学习时关切地询问过此书写作经过以及为何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更是在此之后将该书列入了他的常备读书单,并在外出考察时还指名随身携带。[4]这无疑是对吕振羽所做工作的比较客观的肯定性评价,也足以证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具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价值。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有一定的成就。但对于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这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同类著作特别是与陶希圣的同名著作相比有哪些特点等,仍旧留有大片的可开拓之处。

二、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特点

在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前,中国思想界及其对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计,有着各种不同的立场和流派。在传统的对社会思想流派的分野中,一贯将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想分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等九流百家,还有后来的佛家,等等。吕振羽认为,这完全把社会思想存在的根据的阶级性质隐蔽了。[5]12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自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主流文化运动开始,资产阶级学者便应用了不彻底的、虚伪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5]12他认为最初从事这种研究的包括胡适、梁启超、李石岑等人,同时还包括日本的渡边秀方。他们对社会思想流派的区分,仍承袭了儒家。而从成就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在当时都盛极一时,但都未触及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而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不仅掩盖了中国各流派社会思想的本来面目,还把它庸俗化了,且在中国大肆流行。

1927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工作者才试图用唯物史观来从事思想史的研究,而这其中,也产生了在主观上想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上却没能完成科学研究任务之士。吕振羽认为,这些人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模糊,因而没有能够从社会阶级构成的角度和社会经济构成的角度去论究各派思想发生的根源和其本质,他们忽视了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应用的自始就表现为经济主义的方法。与此同时,吕振羽还认为,陶希圣、李季、叶青等人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贩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商品”[5]13。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吕振羽认为:“直至目前还没有一部能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要的产品。”[5]13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存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现实的实践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的要求,因此写出一部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又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正是在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行的社会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延续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论战在中国思想史领域的又一表现。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书的直接动因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陶希圣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撰著《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著作,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授课,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他的讲义于1932—1935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分四册出版,即《中国政治思想史》。陶希圣借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中国革命,成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中的一员主将。他在社会史、经济史方面对革命文化围攻的同时,又在思想史、哲学史上大做文章,并利用北大讲坛大肆兜售。当时李达曾提醒吕振羽:“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要看清楚那些人是最凶恶的,对准目标,保护马列主义。”[6]在李达的鼓励下,吕振羽便将陶希圣当作靶子,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为了针锋相对,也取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写讲义。此即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前身。

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同类著作相比,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鲜明特点。

1. 重视下层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吕振羽在书中对农民阶级的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不论是“反映农民要求的墨翟、王充、吕才、王艮、李卓吾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还是“明清之际和鸦片战争前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又产生了王船山、黄梨洲、颜元、唐甄、戴震、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都反映了伟大中国人民伟大的发展,启示了思想解放的倾向和要求,体现了不断与封建主哲学作斗争的重要作用。[5]25

他认为,“在历史上所表现的人类意识形态之两个基本分野的范畴中,我们常看见在同一阶级中各阶层的各个思想体系,常表现有多多少少的对立的矛盾性。不过在究极上,自然还有其共同点的。例如发生于统治诸阶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无论其外表上表现若何差异,基本上都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唯心主义下面统一起来”,“反之,发生于被统治诸阶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基本上便都不能不在作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下面统一起来”。[5]33-34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思想范畴中,他认为:“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轻视革命阶级的作用的思想,认为人类知识纯由于天才者的发现、发明和‘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归根到底,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创造的,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劳动创造的。”[5]18在他看来,只有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才是真实的,这是源于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上之实践生活的赤裸裸的反映,是社会的历史的范畴”,而“并不是物理的化学的范畴”。[5]34反之,统治阶级的思想产生于“他们和生产劳动隔离而依于剥削他人劳动以为生的实践生活,且为维护其自身的利益,把具体的人类劳动的实践性抽象化了,且从而把一切社会现象神秘化了”[5]34

2. 对革命思想的肯定

吕振羽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肯定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5]30在书中,吕振羽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给予了较为正面的分析。如:吕振羽肯定了墨子的思想,认为它为中国民族留下了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传统,并且认为,墨子信徒那种对信仰的坚定性、对团体的严格纪律性以及“自苦为极”不惜牺牲自己一切为革命斗争的实践精神,都长留在中国农民阶级和中国民族的血液中,是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吕振羽还肯定了王充的思想,认为“在王充的全部思想体系中,从其所反映的农民的阶级性以及其时代说,实在不能不承认其思想的高迈”;“王充在政治论上,有许多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见解,但由于其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由于他和革命的实践行动脱了节,故未能达到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说明,只能作出经济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说明”。[5]307而在论述李贽学说之时,吕振羽说:“李贽的学说,在明末社会矛盾斗争剧烈的情况下,得到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对当时思想界形成一种支配力。”[5]490“李卓吾从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给予相乘数千年的地主阶级学说的儒学以严厉抨击”;“他大胆的指驳儒学不但无益于天下国家,是致乱的东西,并认为自以为有知识的儒学者,实际是毫无知识的”。[5]491李卓吾在《何心隐论》中抨击地主阶级对“王学左派”残杀时说:“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心隐)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又可知矣。”[5]493在吕振羽看来,这不只是暴露统治阶级残害进步学者和群众领袖的罪恶,他还指出统治阶级和其代言人都是些最虚伪、最毒辣无耻的坏蛋,而所谓匹夫匹妇的群众却是最老实、最善良的人们。

3. 强调思想的阶级本质

吕振羽认为,“在根源上,作为精神产品的哲学等东西,其本质不是民族的,而是阶级的”[5]12。他在1955年该书的修订版再序代序中进一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又肯定:‘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认为人有两种本质,一是自然本质,一是社会本质,那么,“一切的人们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会本质,就由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各有不同,人们的社会本质也各有不同”。[5]21“各阶级人们的社会本质,无不有其一定的特性:譬如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割据性、互相兼并性以及奢惰性、残暴性、身份等级性、权位思想、宗派观念等等;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性、竞争性、垄断性、奢侈性、冷酷性、投机性、盲目性、组织上的集中性和机械型以及个人事业性等等;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对财产的私有观念、反抗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反抗性革命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进步性组织性,以及对土地和政治权利的要求等等;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创造性、对财产的公有观念、对一切剥削者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以及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等等;一般知识分子的政治敏锐性、进步性、对旧社会的反抗性、主观自大性、虚荣性、浮夸性、动摇性、缺乏坚韧性以及平均要求等等;小商人的自私自利性、动摇性、欺骗性、趋炎附势顺风转舵的两面性、有限程度的反抗性与进步性等等。”而“各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其各自的利益服务的,充当其各自的斗争武器;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为思想斗争以至理论斗争,与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形成三种斗争形势。”[5]21由此可见,在吕振羽看来,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质是阶级性的,各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阶级背景。因而在书中,吕振羽在对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进行论述前,都会先对思想家的阶级背景进行一番分析和考证,在此基础上,依照该思想家阶级身份应有的思想,从文本入手解读其思想。

三、 比较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与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1. 框架上的差异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分为十编,除第一编导言外,其余九编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将其划分为奴隶制和封建制两大时期。按照吕振羽的说法,全书囊括了“从阶级社会的殷代奴隶所有者时代开始,贯穿着封建制的全时期——初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制时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过渡的时期”[5]9的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从奴隶制时代商朝的神学哲学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魏源的“市民思想”,篇幅长达四十万余言。

在庞大的体系下,该书有着非常清晰的阶级线索。这三条阶级线索分别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史、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史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史。在这三条发展线索之后还存在两大阵营,分别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阵营。[7]这就体现出吕振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是以社会阶级分析为指导的,而非以传统按学派划分的。

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分为五编,他在《潮流与点滴》中回忆一次被问及“你的理论是什么?”[8]131时,他的回答是:“我的学说可以叫做五阶段论”[8]131。但陶希圣的五阶段论是如何划分的呢?他说:“我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五阶段:第一,夏商周三代是三个部族联盟,就是以北方之夏为主族的联盟,以东方之商为主族的联盟,与以西北之周为主族的联盟,先后相继统治中原。第二,由东周至战国乃是由部族演变为国家的过渡时期。至秦汉时代,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第三,由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中古阶段。士庶与庄客及奴隶的等级,甚为分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以庄园经济为主。第四,中唐以后,中国进入商业资本独特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第五,清代中叶以后,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8]140

这里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在陶希圣看来,中国社会自清代中叶以后,就已经发展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了;第二,陶希圣的这一划分,前期是按照政权形式来划分阶段,后期又以经济形式来划分阶段,在吕振羽看来,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史“表现概念上的极端模糊”[5]13

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有阶级脉络可寻。他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指出“中国社会组织是以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为主要阶层”[8]92。而这篇短文就是对士大夫阶级的发生、发展与没落的简明分析。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可以看出这种阶级划分的痕迹。在对某一时期的政治学说和法律学说的叙述和分析之前,他总会首先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演变及思想潮流,尤其是士大夫的形象与活动加以说明。那么,士大夫阶级到底是怎样的阶级呢?陶希圣说:“一般的自由人,以过去而论其身份,上不到卿大夫,下不逮奴隶者,正是‘世’。如今自由民之中,知识分子恰与此种身份相当,固亦名为‘士’”;“他们造成古代圣王尊贤重士的传说,又造成古代先人避位轻禄的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足以使我们看出当时的士人经世与避世两派,无论哪一派都有一种发扬的气概,以对抗当代的国君与贵族”。[9]63由此看出,陶希圣所谓的“士人阶级”即知识分子阶层。那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所有的思想家均属于士人阶级,都是可以发表言说的阶层。他之所以对这一阶层如此重视,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一阶层是足以对抗当时国君与贵族的力量。这无疑是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背后的政治诉求。

2. 方法论上的差异

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章中,对研究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简单说来,吕振羽在该书中运用的分析方法,可以归纳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两组关系范畴的运用,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他说:“社会自身的运动有其自在的一个因果法则,一切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的现象在其相互之间都有一个因果关系,这都有其必然性,不是凭人类的意志可以任意加以修改的。人类虽然能作用于社会、创造社会,但是人类的意识却还本源地受其规定。”[5]25因而,吕振羽认为:“对于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重要的,须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明了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发展的根本形式,——在其内部之矛盾的对立性,对立物的统一性——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5]33但是他也认识到,在把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认识论的同时,还要看到社会意识自身的能动作用,即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承袭以及对社会存在的影响。因此,吕振羽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也很注重思想间的关系,正如他说:“意识形态的自身虽属原则地受着社会存在所规定,然其对于社会存在自身亦能给予反作用,而给其发展过程以多多少少或正或负的影响,从而是又影响其自身。”[5]33吕振羽强调,在每一时代划分基础上,其内部也存在由于时代更替过程中量变、质变的连续性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上面的矛盾。他还认为:“在历史的发展全过程中,不断地由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又引入量的变化。所谓经常在渐变的过程中,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新质的代起;代起的新质,又引入新量的发展。同时,在每一次的突变未曾到来之前,在渐变的行程中,也不断地引入部分的突变。在引入那整体的突变时,便是飞跃时代的到来。自然,在这突变中,甚至突变的完成,也依然有部分保留着连续的发展。”[5]33因而,在同一阶级支配着的社会全时期中,不仅有统治阶级内部部分的没落,还有被统治阶级部分的兴起,以及中间阶层的两极分化。而在政权更替后,由于社会还会保留前代社会的残余,这种连续性则构成这部分起落分子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一认识,解释了单纯将思想史按流派划分或按政权形式划分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认识,吕振羽以为:“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5]34因而,“依于阶级而分野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各有作为其认识之出发点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因此要明确地理解各种思想体系的内容构成,对于那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的掌握,是第一重要的”[5]34

而对于陶希圣来说,他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之时虽自称所用研究方法为唯物史观,但其晚年回忆时却坦承:“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毋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是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10]那么,他的思路又是什么呢?他在译著《国家论》的译者序言中说论述了奥本海默与马克思论断的异同,这无疑可以作为理解陶希圣思想方法的途径。他说:“著者的论断与马克思的论断原有根本不同之点。著者以为原始国家的发生是由于一种族对他种族的征服。马克思则以为国家的发生是由于社会内部的分裂,换句话说,国家是阶级社会自发的阶级统治。”[11]2从此点来看,陶希圣的国家观首先是国家主义而非阶级的。但是,“马克思与本书著者相同的是认定国家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恩格斯说道:国家不外乎一阶级对他阶级压迫的机器,在民主共和国内亦不灭于君主国家。又说道:文明社会的团结便是国家,这在一切典型的时期内常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在一切情势内常为统治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这与奥本海默的见解是一样的”[11]3。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出陶希圣思想的痕迹了。

3. 对著名人物的评价方面的差异

吕振羽与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歧,还体现在二人对各个思想家的不同评判方面。限于篇幅,笔者仅择取孔子、墨子、孟子等几位较为重要的思想家来加以对比分析,借此说明二者借对思想家的不同评价来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之目的。

首先是孔子。如上所说,陶希圣将所有思想家都归为士人阶级,即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则分为经世派与避世派两派。士人阶级之所以重要,在于其能左右国君,干预朝政。因而,陶希圣将孔子誉为“继往开来的大师”,这是因为“他教育了许多士人。由于孔子之教,而‘鲁之君子多术艺’。早年所教是六艺。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术艺,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他的及门弟子,冉有自称能作宰,子路自称能治军,公西华自称能为相。此尤足以见六艺之教之效能”。[9]66

吕振羽也肯定了孔子学说在当时动荡社会中起到了较好的巩固政权的作用,但也指出孔子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他认为,孔子从特定立场出发,区划了君子和小人两大身份等级。从事劳动生产的,是君子不屑做的,是卑贱的,是被统治阶级——小人的职分。而孔子的教育方针则是在于培植治人的干部。对此,吕振羽认为,这恰恰是因为孔子不能了解社会各阶级的品质和思想意识的歧异根源于其各自现实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所以认为这种差异是因为“‘君子’‘小人’之先天性质的不同”。同时,吕振羽还认为,讲到先天性质,“也只有从事实际生产的‘小人’,才有纯洁、素朴、良善的品质;不劳而获的‘君子’却正是一群吸血动物”[5]87

对于陶希圣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有关论述,吕振羽认为,陶希圣虽然提到了某些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人都有阶级性,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他们的宇宙观和其所反映的真实的阶级属性。他“不过是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招牌,俯拾思想家片段的言论和主张,故意不去深入论述历史上各派思想家的思想和政治人物的行动对历史所起的或正或反的作用”。[12]其目的是“掩盖反动派和其代言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历史的惩罚”[12]

对于墨翟的思想,陶希圣仅在一个方面对其加以肯定,即民约论。他认为这是代表士人阶级的政治诉求,他说:“宗法的贵族组织,是亲亲。士人的政治要求,则为尚贤”[9]95;“依于尚贤的主张而改造政治制度,则为民约论。墨子基于这种要求,提出民约论一流的理论”[9]96。除此而外,陶希圣对于墨翟是不推崇的。如他说:“墨子对于一切社会制度及政治设施,都是以是否‘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评定标准。儒者绝不如此。”[9]87这论调无疑有推儒贬墨之义。他认为:“当时定住或游历都市的自由民可以分作两层。上层自由民是乡村地主与都市商工业者,下层自由民则近似于无产者。墨子的学说是自由民的学说,但其宗教团体及任侠行为却似为无产自由民的组织与活动。”[9]100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陶希圣对下层农民也是有蔑视贬损之意的。而吕振羽认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无论其理论表现形式如何,但在维护封建等级制这一根本立场上是完全同一的。只有代表农民阶级的思想家,从农民阶级现实的生活利益上,便表现其反对这种等级制的坚决主张。”[5]121吕振羽还认为,墨翟正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给予了孔子等级制的伦理社会以无情的打击,并指出“历史上每个阶级,总是以本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解释为全社会的利益,从而把本阶级或阶层所认定的真理,当作全社会的真理——这只有无产阶级才没有这种成见”[5]146

陶希圣将墨子归为功利主义,以墨子非战的主张为论据,说孟子在论述非战时所表述的原因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而墨子的原因却是“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陶希圣以为这无疑是一种小人的学说。而吕振羽则认为,墨子所说的互利,并不是个人主义者所指的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是利他的互利,故能因利而生爱。吕振羽虽然看到了墨翟互利思想的局限性,认为他未能看出社会各阶级间利益的对立和统一性,以及构成人类利益不能一致的阶级制度的根源,但肯定了墨翟对美好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积极因素。由此可见,吕、陶二人的对峙鲜明地表现在阶级立场的分歧上。

关于孟子学说,吕、陶二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孟子“民意禅让说”的解读上。陶希圣对这一说法大加肯定,因为他认为这一说法是为士人阶级去受禅为诸侯或天子的说教。陶希圣认为孟子论述了两重伦理观:“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是因为他不蔽于物而立乎其大者。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是因为他蔽于物而立乎其小者。由此孟子对于大人则说精神的修养,对于小人则谈物质的影响。他指出那蔽于物的小人,意志受经济的决定……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但士人则意志不受经济的决定,……孟子对‘士’和‘民’的两重伦理观是这样明白无庸疑的。”[9]151陶希圣认为,孟子强调的民主“是士人对贵族主张的,所以他的民主主义是士人主政或国人主政。他的理想政制是贤人作君主,……而君主进用或杀罚臣僚也要取决于国人”[9]152。而这在吕振羽看来,是陶希圣不顾孟子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仅从一些拾零的现象分析孟子的学说的表现。[5]189吕振羽对此大加批判,他认为这是孟子懂得通权达变,顺应当时社会天子无法约束诸侯,诸侯也无法约束大夫这种上权下移的局面,主张肯行仁政的大夫受禅为诸侯,肯行仁政的诸侯受禅为天子。因此,他批判陶希圣对此的解读是“今日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客式学者自己的无聊妄想”[5]189。吕振羽认为,孟子之所谓士者,是当时贩卖王道仁的士的集团,孟轲自己也是这集团中的一位重要分子。因而,他极力鼓吹各国诸侯不要妄自菲薄,人人可以为尧舜,又激励士的集团不必择人太严,叫他们去鼓吹各国诸侯。但这与其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君民论并不矛盾。因为君民论只是其从封建诸侯的立场上,主张取得民心的手段。所以吕振羽认为孟子并不是什么民权思想家或革命家,而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也不能否认,在其思想体系中,客观上有着民主主义的进步因素。”[5]188而至于孟轲的禅让说,吕振羽认为这只是其“通权达变的孟轲顺应时势的一种说辞。其意义也还是借此欺骗百姓,使其安守本分”[5]188

4.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吕、陶两部同题的著作无论从全书框架、分析方法以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笔者以为,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立场不同。吕振羽出身贫农,自小体验生活贫困,对社会黑暗及动荡有切身的体会。从中学起,怀有工业救国理想的吕振羽就始终关心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思想上由爱国主义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吕振羽对国民党当局极度失望,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此时,吕振羽作为一名在革命和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工作者,他的历史研究已经作为他的理论武器,为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局势下,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当时最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驳斥了陶希圣认为的中国已经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他还在论述中,对下层社会的代言人,如墨子,给予了恰当的肯定,并揭示了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背后的政治动机。由此可见,吕振羽是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各阶级代表人物思想产生的根源。这种研究,显然有利于共产党唤醒基层民众的阶级意识,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相对而言,陶希圣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受过系统的文科教育。但从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他提出“三个自决”之后,便被卷入政治漩涡,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宣传武器。正由于他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才使得他被后世定位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御用之人,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先锋。陶希圣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但正如后来他反思时认为,在社会史论战中尽管参加者的派系众多,思想复杂,但如果不是打着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的旗号,便没有参战的资格。因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大冲击”[13]。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过去的清算”也就成为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任务,而每个人也都以自己的阶级立场为标准树立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唯物史观风行的当时,各个思想家便只能打出唯物史观的招牌,来宣传各派的政治诉求。

第二,治学方法差异。制约现代学术叙事的因素,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便要数治学方法的差异了。吕振羽工科出身,却怀揣无限的爱国主义情怀,探求救国之路。他接受过很多种思想,但最终是现实的教育使其走入马克思主义的大门。其治学方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居开创之功;其治学道路,更是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

而陶希圣法科学历史背景,从书屋走向仕途。从他后来参与的种种政治事件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场左右摇摆。也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8]92相比政治立场而言,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尽管他自称是运用了唯物史观来研究,但吕振羽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工作者和进步的学者,”[5]13开始“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从事这一课题(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笔者注)的系统研究。然其中有些人在其主观上虽也想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上却没能完成科学研究的任务”。[5]13“如陶希圣……之流为着反对马克思主义,便冒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招牌,来贩运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商品。”[5]13“所以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只表现概念上的极端模糊,且自始只从政治原因上去解说其所谓‘政治思想’,并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只是半实验主义化身的绝对唯心主义。”[5]13因而,治学方法的差异也是导致二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认识不同的根源。

四、 结语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渠道很长时期都是间接地通过日本、苏联、西欧等译本传入中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到的理论已与该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着相当的距离。但中国知识分子在论战中仍旧很明显地表现在,树立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同时,指责对手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又或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而歪曲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历史,并强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认识才是绝对真理。正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梅君认为,吕振羽对于陶希圣是以其论述来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指责,至少从陶希圣后来的政治活动来看是有道理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投靠了国民党勾结日本人的势力,而在解放战争结束后,他又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并成为理论家。在这期间,陶的论著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先前的表面联系都没有了。可以看出,陶希圣虽然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论证经常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但最终在政治立场上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而他之后的政治生涯的发展也是与他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立场相一致的,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国民党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14]对于吕振羽而言,虽然他同样是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以真正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个人学术研究和后期的革命活动来看,他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与他在社会性质论战中体现出来的立场是一致的。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唯物史观在当时的论战中只是一种论证革命合理性的解释工具,但对于这种解释工具的运用的成熟度,却切实地影响着革命的进程。抗日战争期间,吕振羽去延安,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经过,以及为何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后,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进入了毛泽东的常备读书单,在他外出考察时还指名随身携带。[4]对于政治问题的专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者对于历史的多元性解释,但对于真理性的探讨明显突显了鲜明的政治导向。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建立,恰逢其时地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肯定。同时,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开启了20世纪40年代以侯外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先声。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包括朱政惠的《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贡献论》、杜蒸民的《紧扣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简评》、《一部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述评》、李廷勇的《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轨迹探析》、陈峰的《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等。这些论文分别对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该书初稿于1932年至1936年间写成,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又在重庆南方书局出版了修订版。从1943年到1945年两年间,共加印了6次,一时洛阳纸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逐渐得到重新的认识和评价。为了延续学术传统,保留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列入《百科史学·史学名著丛书》,重新整理出版,可见该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也正是吕振羽要抓住陶希圣为论战对象的原因之一。
“三个自决”指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三个自决”被国民党党部视为“与三民主义相契合”,符合三民主义要旨,被力劝加入国民党。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81.

参考文献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M].上海黎明书店1937插页.

[本文引用: 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94.

[本文引用: 1]

王子野回忆王稼祥[M].北京三联书店1986134.

[本文引用: 1]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20.

[本文引用: 2]

吕振羽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本文引用: 36]

长留雅韵足三湘[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49.

[本文引用: 1]

李廷勇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轨迹探析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125-132.

[本文引用: 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本文引用: 5]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48.

[本文引用: 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111.

[本文引用: 1]

奥本海默国家论[M].陶希圣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

[本文引用: 2]

吕振羽史论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59-460.

[本文引用: 2]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196.

[本文引用: 1]

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74.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