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一直是国际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参考引用得比较多，但整体性研究和比较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尝试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历程，全面分析其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研究中的学术差异，在推进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的基础上呈现世界范畴内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格局和学术版图。

施拉姆是著名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家和毛泽东研究专家^[1]125，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以后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1963年施拉姆在纽约出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是国外最早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著，是20世纪60年代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之一。^[2]1966年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书在美国出版，后经多次重印、再版，在西方学界影响广泛，其中的资料和观点被国外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及论文引用。1967年施拉姆还出版了《毛泽东语录》。由此，国外学者在“毛泽东热”的学术环境下开始高度关注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中国季刊》《世界事务》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等学术杂志刊发大量关于施拉姆相关专著的书评，国外学界出现第一波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研究高潮。一些学者着力于介绍专著的具体内容，肯定了施拉姆在译介毛泽东早期作品上的贡献。例如《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出版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凯姆利卡指出，贯穿整篇文章的——除了对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的崇拜——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充满活力的唯意志主义。^[3]还有学者将著作内容融会贯通，提炼施拉姆的观点并加以评论得失，这也是最常见的书评形式之一。法国学者克劳德·卡达尔感慨道：不仅是外行，而且是内行人都会贪婪地追逐这些新奇事物。但他也指出，毫无疑问，斯图尔特·施拉姆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观点不是不可挑剔的。^[4]576相较这一阶段国外学界出现的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研究热潮，国内学界在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对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关注较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泽东开始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5]，在客观的学术规范的基本准则下展开研究工作，这无疑是国内学界毛泽东研究的一大历史性进展。同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助推国内学者们拓展国际视野，广泛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翻译发表了多篇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6]，这为学者推进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成绩斐然，直至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专著300余本，文章6000余篇。^[7]此外，199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毛泽东选集》(共4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共3卷)，这些文献的面世不仅推动了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也为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而施拉姆作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权威专家自然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1986年和1988年，施拉姆曾两次到访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其间还专门向毛泽东研究专家逄先知请教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历史观等问题^[1]126。在这期间，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著述被陆续译介到国内，《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两部专著的影响最大。《毛泽东》一书经王应一、唐秀兰、何祚康、杨德精心翻译，于1987年由红旗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思考。《毛泽东的思想》是施拉姆晚年具有代表性的成熟之作，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该书1990年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组织翻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萧延中评价此书：“应该是国际上毛泽东研究的必读著作，代表当今西方毛泽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著作。”^[8]该书还以重要理论价值和持久影响力被列入“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布兰德利·沃马克评价此书：“代表了目前西方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研究的水平，……确立了今后继续研究毛的基点。”^[9]乌克兰政治哲学家弗谢沃洛德·荷鲁伏尼契也表示，施拉姆将西方对毛泽东思想认识和定义的准确性提升到了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10]185

值得强调的是，施拉姆还将毛泽东研究相关文献译介到西方，极大地丰富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认识。1989年后施拉姆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编辑和翻译《通向权力之路——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尽可能地收集毛泽东手迹及其他重要手稿，并在1992年后陆续出版。这一英文版《毛泽东集》的问世在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特别是对帮助国外学界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逄先知评价说，这套英文版《毛泽东集》虽然无法收录毛泽东的全部文稿，但当它全部出齐后，英文的毛泽东文稿将比中文已出版的还要多。^[11]实际上，施拉姆在重新撰写毛泽东传记和这项工作中选择了后者，正如他在1982年香港的演讲中所言：对一个改变了事件进程或公认的思想模式(而毛泽东改变了这两者)的人，任何判决都不能称之为最终判决。许多这样的人在他们消失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被重新评价，并被争论。^[12]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并表彰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杰出贡献，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2013年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毛泽东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会议，着重讨论了《通向权力之路——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1～5卷和即将出版的6、7两卷的样稿。逄先知在会上对于施拉姆在研究、翻译毛泽东著作中花费的巨大心血和做的艰辛开拓工作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施氏对于西方学者了解、研究中国革命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13]89斯坦福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权威范斯莱克教授在论文中称赞道：“正如人们无法想像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离开了施拉姆的工作，也将无法想像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如何理解毛泽东。”^[13]89

进入21世纪，国内外学者仍持续探讨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而国外学者对施拉姆的关注热度有所下降。相较之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挖掘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内容和视角，力求比较全面地了解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从中获得借鉴和启示。例如，张明的《施拉姆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性质的理性审思——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格局》(2013)、管永前的《斯图尔特·施拉姆关于中国革命中“乌托邦”思想根源的探析》(2017)、米占民的《理性审视施拉姆关于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观点——兼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生成逻辑》(2022)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施拉姆的研究内容展开了深入剖析。可以说，施拉姆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国内毛泽东研究者有着很大的启发。与此同时，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开展，更多施拉姆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介至国内，国内学者霍伟岸将施拉姆《通向权力之路——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第一卷至第八卷(上)导言部分译介至国内，并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发表。^[14]新的研究材料的开拓，不仅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文献资料基础，也有利于形成新的思维和研究视角，从而丰富和深化对施拉姆及其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其关注的重点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施拉姆将毛泽东研究引入文化领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并助推了以毛泽东思想来源问题为主题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第二次大论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论争。其中，大部分国内外学者对施拉姆的相关观点持不同见解。

施拉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两个基本要素，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占统治地位，“毛泽东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15]85。一些国外学者在对施拉姆著作的介绍和评论中都着重叙述了这一观点。比如，大卫·卡特尔评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时认为，施拉姆的论点是——影响毛泽东的思想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和狂热的民族主义。从时间上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后一根融入毛泽东思想结构的线；然而，它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仅次于中国民族主义。^[16]还有学者表示，施拉姆准确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根源，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双重传承。^[17]534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在其文章中指出施拉姆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元素总是服从于中国传统的形式，语言展示的模式以及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18]131上述评论足以印证施拉姆尤其重视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中传统文化的影响。

施拉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分析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时强调，“这篇文章中共有20多处出自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中12条是儒家的经典”^[15]4。他从片面的词句解读毛泽东的思想来源，将毛泽东刻画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者。对于这一解释，众多学者并不认同。关于毛泽东著述中体现的传统语言风格，有国外学者认为这种表达方式仅仅是形式的、表面的，而其中表达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才是本质核心。^[19]董国强认为，用“传统”的形式证明“保守”的精神是片面的，毛泽东利用传统的形式和词汇，赋予其新的内容，表达的是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是进步的思想观念。^[20]因此，仅从形表层面得出“传统的”“保守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并没有透过现象发现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一些国内学者持续深入探究，提出了施拉姆关于传统文化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马启民认为，“施拉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一视角提供了更广的研究范围，但是缺乏对理论来源与理论渊源不同含义上的思考，缺乏在继承与批判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21]王朴认为，施拉姆对毛泽东早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经验和文本的层面上，没有抓住实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没有看到实践对于毛泽东早期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22]

不可否认，施拉姆的观点也给予学者很多借鉴和启发。有学者认为，施拉姆不仅指明了传统文化在毛泽东及其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作用，还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来源问题的再认识。许全兴在《毛泽东与孔夫子》一书中就将“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作为其中一个篇章的标题进行相关分析。^[23]日本学者近藤邦康曾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书学术水平很高，有说服力，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对其启发很大。^[24]

在讨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时，施拉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主线，强调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因素影响，认为“中国化”概念是伸张中国的民族尊严的一种象征，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形式的中国化这一事业的目标是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便使之适合中国的环境。^[15]56-57对此，国内外学者再研究中都分析了问题所在。

针对施拉姆的这一结论，国内学者张明指出，这带有非常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他的这一观点下，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性规定。因此，施拉姆无法判断毛泽东思想究竟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只能将其视为“综合体”。^[25]56张明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狭隘地理解为纯粹学院式的抽象思辨过程，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地从传统文化中援引相关术语概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26]其他学者对于施拉姆的“综合体”的结论也有不同的见解。沧南认为，施拉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中国思想化，这是主观臆断的错误观点，是以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问题的。^[27]赵勇、王亚南认为，更多的渗透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了施拉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与认识不足。^[28]本质上，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不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一些国外学者也对施拉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作出评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霍华德·莱昂·布尔曼在评论《毛泽东》时指出，在施拉姆看来，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过去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结合起来，这种方式让他的同胞能够理解和接受。^[29]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关键问题上，虽然给“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项研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仍然有些机械化。^[30]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认为施拉姆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使用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其不同呈现形式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形态”的混淆使用。^[25]55有的学者认为，施拉姆提出“中国化”的价值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武器这一观点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内权力之争联系起来，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没有充分的认识。^[31]

施拉姆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特点，即对文本的极致重视。他认为通过阅读文本文字就足以揭示文本包含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只要通过阅读文本文字，就可以得知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如果是这样，可以推论，这个得知的过程，包括对文本的选择和解释，则是在解读者自己的系统内进行的。显然，囿于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这种经由研究者解读而来的结论难免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都探讨了施拉姆经验主义之下的文本分析模式与唯意志论的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施拉姆过于依赖文本研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础，对中国社会的背景了解不透彻，导致在结论中存在一定的错误和偏差。尼克·奈特认为，施拉姆在写作的过程忽视了实际环境的复杂和特殊性。即一方面，施拉姆认为通过对文本的阅读足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其通过自己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研究分期，但没有就使用时期划分理论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作出讨论。^[18]127德国学者奥斯卡·韦格尔评论道：施拉姆的“文字”脱离其历史语境，是被程式化为“超历史观点”。^[32]朱进东认为，这种经验的研究方法本身有悖于逻辑，“最根本的一点是施拉姆忽视了他所凭借的‘事实’是由观点统摄的，不能离开观点而独立存在”^[33]76。

不仅如此，一些学者认为施拉姆在编辑上也陷入了经验主义的困境。霍勒布尼奇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框架编排上，汇编按照文章主题划分，摘录无法表达它们取自的实际语境，并且作者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有意为之的修改，还添加了些许暗示性的注释。^[10]187李勇灶在论文《跨越时空的交流》中指出，施拉姆在力作《毛泽东》中多次对毛泽东原著在收入《毛泽东选集》前修改问题的质疑是“脱离当时社会背景、单凭主观臆测”，如同“猛虎看到了镜中之猎物”。^[34]

还有学者指出，在经验主义错觉的影响下，施拉姆笔下的毛泽东变成了唯意志主义论者。施拉姆认为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他从《论持久战》入手，不仅证明毛泽东“相信人有无限的力量”，还提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将毛泽东列入“唯意志主义者”行列，甚至认为毛泽东晚年“变成一个某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整体思想中起着日益强大作用的折中主义者”。^[15]174针对这一观点，朱进东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时间上，唯意志主义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违背“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这也间接表明了施拉姆往往停留在毛泽东的文字表面，而没有把握本质。^[33]78正如尼克·奈特所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施拉姆坚称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证实了其阅读毛泽东著作的选择性策略。总的来说，施拉姆选择忽略或淡化毛泽东的一些先决条件，而这些先决条件是毛泽东作品所展开的历史中涉及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方面。^[18]130克劳德·卡达尔也表示：坦率地说，毛泽东肖像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脱离他成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4]576澳大利亚作家保尔·黑利反驳了施拉姆的“唯意志论”，他认为施拉姆之所以将毛泽东归结为“唯意志论者”，是因为在主观臆断的影响下，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有时起作用的评论，也忽略了毛泽东确立的关于生产力是决定社会构成的决定因素等重要观点，显然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35]156

国内外学者在施拉姆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等问题上，形成了不少研究共识，但由于不同的研究途径、目标和知识体系，还存在许多差异。

追溯关于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的研究起点，为什么海外学者首先展开的是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当时国内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某一学术问题的研究不但依靠学术研究者，更受外部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掀起了两次大论战，关于“阴谋论”与“异端论”的第一次论战不仅影响了当时国际毛泽东研究的走向，也助推了第二次论战的发生。这两次论战分别主要围绕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争鸣，在这期间，欧美学者及日本学者就出版了上百部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专著。而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公开出版，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更具权威性的文献资料的同时，也为六七十年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施拉姆作为自由派的中坚贡献了举足轻重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成果，而且在第二次论战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36]，这也就佐证了为什么国外学者会敏锐地捕捉到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受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学术研究进程缓慢，国内外学术界交流受限，以至于西方学术成果“引进来”以及文献资料、学术成果“走出去”处于冷冻状态，整个研究进程被按下暂停键。当然，国内的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也使得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好奇心不断增加。鉴于此，研究环境及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对于毛泽东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具体研究模式的差异催生了国内外各自的研究图景。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着重对施拉姆及其著作的评价，更关注施拉姆研究中的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角色定位，并表示施拉姆的优点不是发现它们，而是表明年轻的毛泽东和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的差异，虽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导致角色定位有所不同，但确是加强了定位，而不是扼杀了。^[4]576还有国外学者补充道：尽管毛泽东仍然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但他并没有错误地接受政治上的从属角色。相反，尽管毛泽东坚信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但他为自己设定的最坚定目标似乎是带领他的国家走向伟大和荣耀。^[17]534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很少对施拉姆关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给出具体的评价，更多的是对施拉姆相关观点的争鸣及其研究方法的探讨，即以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反思自身问题为动力，力求掌握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精髓，深入挖掘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观点，力图在研判施拉姆相关研究科研价值的基础上，对施拉姆的观点进行争鸣，并在不断的探讨中反思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持续进步。尽管国外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早于国内，但就深度和广度来说，国内相关研究后来居上。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再度深入挖掘重要理论问题，立足本我立场，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相关论述展开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的批判性解读。当然，要意识到国内外研究环境、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正视差距与差异，也启示国内学术界面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的挑战性观点，必须坚定地掌握话语权，给出鲜明的态度和回应，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就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史来看，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

第一，缺乏整体性及专题性的学术研究。目前的研究中少有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系统梳理，也少有专门的学者研究这一主题。首先，国内外学界还没有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专著，仅在一些著作中涉及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相关论述。特别是在国外学者研究中，书评占比较大，较缺乏专题性的研究成果。通过学术搜索可以看到，国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是2006年史密斯对《通向权力之路——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第六卷)的评价。此后多年的研究空白也间接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点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在一个时期或者一个学者的问题上皓首穷经。此外，很多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会直接引用译介的著作和文章，有时不可避免地会被译者的主观解读误导，也就削弱了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说服力不足。

第二，缺乏在历史情境中解释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历程，多以文本研究为前提，挖掘施拉姆著作中的观点内容，反而忽视了研究者实际主旨与潜在动机，忽视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及主客观条件，也很少有学者注意到施拉姆的成长经历。施拉姆本身作为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承载体，其学术脉络与研究内容也备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割裂历史情境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之间的界限，以及割裂施拉姆和其研究内容的融合，学者们极易在分析问题时产生偏颇，也很难捕捉到问题的本质。人无法脱离时代而存在，近代的社会环境给学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展现出难得的学术发展机遇，因而考察学术史就必须将他们的心路历程作为主要参考系，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看待那一时代的学人与学术，如此，才可能深入到近代的学术世界中。^[37]

第三，缺乏在毛泽东研究史中定位施拉姆毛泽东研究。既有研究往往先入为主指出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贡献意义，很少有学者会将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同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在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很容易失去自己的研究立场，也就很难发现存疑的学术观点。澳大利亚学者保尔·黑利曾表示：“在毛被认为是唯意志论者的思潮中，施拉姆的评论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连我自己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也相信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35]155因此，比较研究的方法应当得到重视。通过比较施拉姆与其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从共同性中探索其中的研究规律，从差异中发现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独特新颖之处和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发现问题。另外，施拉姆毛泽东研究作为国际毛泽东研究史的关键一环，对其研究不应该是孤立的，唯有立足整体学术史脉络，厘清学术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才能清晰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脉络及变化趋势。

对国内外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进程的回顾与反思，不仅实现了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一次梳理，又能从中总结目前研究的共识和差异，反思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助于推动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毛泽东研究领域也有着借鉴和启发。

首先，要重视对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研究的研究”，既要立足于从宏观上把握研究的发展趋向，将关于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系统化，填补对施拉姆个人研究的空白，把握关于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概况及研究偏向，深化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脉络及建构方式的研究；也要注重中观层面上的问题导向研究，进一步挖掘施拉姆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研究焦点；还要着眼于具体的、历史的详细分析与解释，重视施拉姆的经典著作的诠释与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自身学术的发展，在肯定施拉姆相关研究学术价值的同时汲取其中的智慧，在研究视角及方法层面获得启发。当然，像施拉姆陷入的经验文本模式也能给予学者在文本解读上的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贯通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与作者的具体意图，避免陷入以理论解释理论的困境。

其次，要善于应用多样的研究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在回顾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历程中，需要审视影响研究的各种因素，并作出正确的基本判断，如可以利用比较研究法、跨学科交叉法等。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只是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同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清晰施拉姆研究的独特研究价值和意义，丰富学者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认识。另外，可以尝试从历史学的角度创新研究方法，探索研究的新视角。基于整个学术研究史，“研究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研究的学术性，也要重视研究的历史性与前瞻性。尝试从施拉姆个人的研究入手，描绘施拉姆时代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现实，勾勒施拉姆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心路历程，再现施拉姆写作及后期修订过程中理论与实际的互动，摸清施拉姆从事研究的学术脉络，将对施拉姆的研究同其毛泽东研究内容融合，寻根溯源，实现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有清晰的学术认知。

最后，要认识到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世界性。不论是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还是国内外学者对施拉姆毛泽东研究的探索，都离不开毛泽东研究这一国际范畴。关于毛泽东研究，国内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有亲身的体会。因此，国内学界要积极把握毛泽东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推动毛泽东研究取得新突破和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善于学术交流与沟通，加强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