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揭示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本刊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专访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
访谈人：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兴起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热潮。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追根溯源，到底什么是现代化？
李忠杰：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准确界定什么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准确辨析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原点，也是正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原点。
现代化问题已经讨论了几百年，各种各样的观点纷纭复杂。对现代化定义，首先要区分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从狭义来说，它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一种深刻变革过程，其主要内容是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落后的农业国追赶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转变的过程。
狭义的工业化定义曾经长期使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乃至之后一段的现代化进程是适用的。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许多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已经完成，随后出现了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等新的内容、趋势和要求。它们无法纳入狭义的现代化概念中，于是有人只好提出后现代化的概念，既是为了对现代化某些负面影响加以批判，也是试图作出一个阶段划分。但这就像是一定要把爱因斯坦相对论称作“后牛顿力学”一样，不合情理。因此，必须从更广阔、更长远的眼光来认识和界定现代化，也就是说，广义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最合适的科学阐释。
从广义来说，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不断向新型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以及尚未可知但必然出现的新型社会发展、转变的过程。广义的现代化不同于狭义的现代化，但包含着狭义的现代化，可以准确地反映现代化的实际，也有助于揭示现代化的本质。
为什么会有现代化的进程？从狭义上来说，是工业化的到来和发展。任何国家，如果不推进工业化，就只能停留在农业文明甚至游牧文明阶段，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工业化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顶峰和终点。工业化之后，人类世界正在继续向信息化、智能化进军。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进程，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发生着一系列深刻变革。因此，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文明无限发展的过程。
从这种角度来看，现代化无疑是一个世界范畴，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因而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对现代化进行全面认识和考察。现代化何以谓“化”？因为现代化不是单独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的任务，而是整个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过程。从纵向来看，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从蒙昧向文明转化是发展进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是发展进步，从传统的工业化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化也是发展进步。这种发展进步是无止境的。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文明发展又都是不平衡的。基于不同国情、不同文化、不同主客观条件，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总有一些类型或国家的文明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亦即现代的水平。而其他类型或国家的文明就要不断地追赶，力争向现代转“化”。于是，这就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和要求。
什么是现代？谁代表现代？都要视一定时代的实际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标准，也没有绝对的先进。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你追我赶、不断超越的广阔图景和漫长过程。而现代化的概念也就是一个动态的、内涵难以精确化的总体范畴。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现代化根本上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的。
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有一个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从共性来说，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过程。它并没有终结的目标，而是永远向前延伸，不断出现新的趋势和要求。在每个时期和过程中，它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和标准。工业化是标准，信息化是标准，智能化也是标准；法治化是标准，民主化也是标准。相应地，人类社会也会逐步发展和积累起一些共同价值。比如，我们所提倡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如果关起门来自我封闭、自成一统，那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从个性来说，每个国家都要向现代化前进，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国情、文化和需求，不可能都按照一个模式发展。因而，每个国家需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
访谈人：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请您谈谈，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经历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中获得了哪些启迪？
李忠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梦想的继续，是在过往各种艰难曲折的基础上推进的。所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回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到近代却落后了。在汹涌澎湃的近代文明大潮中，中华民族一度成了落伍者。救亡和进步，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重新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列，成为无数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19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先河，一批较为开明的官员，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等。同时，他们开设新式学校，传授西方科学技术，派遣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使沉睡的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
面对步步加深的民族危机，清廷被迫从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建立西式警察制度；修订和改革旧有法规，废止野蛮陈腐的审讯方式；建立军事学堂，编练新式军队；促进工商业发展，建立银行，设立各种工艺局；开办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堂，增设新式课程，停办科举制度。1912年2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终于结束。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孙中山曾提出一个宏大的实业救国计划，要在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分南、北、中三大干线：一条起自南海，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条起自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至伊犁；一条起自秦皇岛，绕辽东，折内蒙古，直穿外蒙古，到达乌梁海。该项计划初定资本60亿元。钱从哪里来？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借款修路，所修铁路40年后一律收归国有。他把这一计划称作“国家社会主义”，为此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没有任何成就。1918年，江南造船厂曾接受美国政府订货，制造4艘同一类型的万吨级远洋运输货轮。这是中国从未签订过的最大的造船合同，也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首次建造万吨级运输船。四艘巨轮被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下水，1921年2月开赴美国。当年4艘万吨货轮全部按时交船，经验收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其中船速还超过合同指标。
但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总体上并没有取得成功。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掠夺和瓜分中国，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许多重要基础和条件，尤其是大量赔款造成现代化所需资金和财政的极度短缺；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市场后，不平等地位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处处受到掣肘，列强享有的种种特权压抑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晚清政府顽固守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名，拒绝接受现代文明；辛亥革命后出现复辟皇权统治的逆流，进而引发军阀混战，列强背后操控，勾心斗角，造成国家四分五裂；国际局势混乱复杂，多个国家在中国角逐，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破坏了大量物质基础和工业生产能力，严重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只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现代文明、发展了现代工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美英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国际地位大大增强，并发起成立联合国，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就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说，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化水准还很远。
推进和实现现代化，必须创造一个公正、安全、和平、合作的世界，制止任何侵略和掠夺，为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必须扫除君主专制主义的落后制度和封建愚昧的思想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平，为现代化的发展铺平道路；必须始终把国家发展的中心集中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以宽广的胸怀学习世界不同国家的先进文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教育普及，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必须长期保持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防止任何不必要和非正义的战争。所有这些经验教训，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
访谈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百余年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开拓、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请问李教授，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进现代化的百年历程？
李忠杰：把握中国共产党追求和领导现代化的历程，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提出和确定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二要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始终不渝地领导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要把握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阶段和不同阶段的任务、举措和特点；四要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还要认真研究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每一个负有历史责任感的先进政党的使命和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以，在长期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多次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而目标的内容也在不断完善。最初主要是工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重工业；随后提出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科学技术等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初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体系。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提出分两步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曾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向苏联学习，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工业化启动的第一个中期计划。“一五”计划(1953—1957年)从1951年开始编制，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同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描绘了新中国走向工业化的第一张蓝图：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填补了重工业建设的很多空白。“一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前完成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
继“一五”计划之后，国家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研究五年计划的党代会。大会听取周恩来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但由于“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被重新提上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237概念。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980年邓小平提出的三大任务中，最核心的一件就是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时间，在预期的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已经不可能。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时“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3]194；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而是‘小康之家’”[3]237。
现代化的内容，曾延续以前的口号，仍称“四个现代化”。但后来党认识到，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解释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4]所以，党的十二大报告用了104次“现代化”概念，只有一处说了“四个现代化”。后来我们一般就不再提“四个现代化”，意在表示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
对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基本路线里设定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个词；党的十七大报告增加了“和谐”；到党的十九大，又增加“美丽”，并将原来的“国家”改为“强国”，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直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通过制定、实施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方式渐次推进的。从1976年至今，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制定和实施了9个五年规划(计划)。改革开放后的几个五年计划，各有特点，完成得都比较好，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再往前回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制订和实施了14个五年计划(规划)。所有这些计划(规划)，都是我国逐步向现代化迈进的蓝图。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成功、挫折，经验、教训，指导思想、伟大成就，都能从这些计划(规划)制定、实施、完成的情况中表现出来。通过这些计划(规划)的实施，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一步步得以实现，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步步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同时，取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海底深潜、大飞机制造、航空母舰等一大批标志性成果。特别是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访谈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再到独立探索适合自己道路的转变。请您谈谈，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怎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是怎样从“以俄为师”转变为“以俄为鉴”，最后再到中国道路的？
李忠杰：道路，是达到一定目标的路线和路径。人类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实现预定的目标，必须找到或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道路正确与否决定着目标能否实现，从而决定着事业的成败。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西方式的道路，而是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过程，最后才艰难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的背后是苏联共产党。所以，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进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实践证明，俄国道路有适合中国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中国的地方。我们学习苏联，运用国家计划组织社会资源和人民力量，创造了很多改天换地的成就，但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模式的弊病，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提出要“以俄为鉴”，要求改变过去“以俄为师”的模仿式、照搬式学习，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10个主要原则。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走自己的路，其实是针对苏联的道路来说的。由于跟着苏联的道路亦步亦趋，党和国家绕了不小的弯子，遇到了很多曲折。所以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起想走自己的路，但体制和观念上还是苏联的路，没有能走出来，“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的一套内容体系，但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党曾多次强调，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不断乘风破浪、乘胜前进。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
访谈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推进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并在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这一伟大进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请问李教授，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李忠杰：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党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其中包括：
第一，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之上。毛泽东曾经思考过社会主义是否可分两个阶段，并认为要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由于对国情特别是所处发展阶段把握不准，在现代化建设中急躁冒进，导致走了一些弯路。
邓小平强调：“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3]163-164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下个世纪中叶的100年间都是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以此为立论根据，党的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同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强调初级阶段，不是为了停留在初级阶段，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阶段、走出这个阶段，从而接近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甚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也许我们就可以提前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了。但在未来的那个节点到来之前，将我国国情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科学、稳妥的。
第二，科学认识和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准确认识和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现代化建设中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党的八大指出，由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7]。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这一界定，是党的八大的一个重大贡献，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理论和政治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重新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8]党的十二大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写进了党章，这一界定不仅成为党和国家实行工作中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基本国情作了新的分析，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这一新的界定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界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和进步的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对未来我们的战略方向、战略举措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都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第三，从宏观整体上确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在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中，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任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冲击，无论遇到多大风浪，我们都坚持这个中心没有动摇，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稳步推进。但现代化不能仅仅限于经济建设，而要追求一个全面推进的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建设要抓住哪几个关键方面？从总体上怎样布局？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使用“总体布局”的概念，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0]。党的十三大则进一步把“总体布局”的内容融合进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中。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之后，党的十七大专门增加了社会建设部分，“三位一体”随之发展为“四位一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作出调整，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合并在一起，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进一步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作出顶层设计。
第四，科学制定走向现代化的长远规划和战略步骤。现代化是一个美好的愿景，需要在不断探索过程中，把长远目标与阶段任务结合起来，确立走向现代化的长远规划和战略步骤。
改革开放之前，党计划分两个阶段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称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发展战略。按照“三步走”的战略，党和国家先后制定了连续几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三步走”的目标、任务一步步落到实处。首先在1987年，我们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步翻一番的目标。到1997年，前两步任务已经实现，将迎来第三步的目标。于是，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的第三步设想加以展开，形成了新的小“三步走”战略。21世纪头二十年的任务，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2]。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建设”一词改成了“建成”，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规划了从2020到2050年的“两步走”安排。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几十年来，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发展进程，都是按照大“三步走”和小“三步走”战略，然后又到“两步走”安排，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推进的。
访谈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请问李教授，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一个新概念？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
李忠杰：中国式现代化不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因为邓小平已经提出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但在长期探索和推进现代化的基础上，明确把这个概念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地位，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但还没有使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此后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5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3]。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5]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现代化一词一共出现86次。其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21次，“中国式现代化”出现11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5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现4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出现3次，“现代化经济体系”出现3次。此外，还有“现代化社会”“中国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农业现代化”“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人类实现现代化”“各国现代化”等等。军事国防方面种类较多，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等等。
党的二十大集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目标和任务，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6]。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的两个“全面”，是两个战略性的任务和目标，它们前后相继，并行不悖；全面建成的过程，也就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这一中心任务的关键词，既是指现代化的道路，也是指现代化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这个概括，简洁凝练、内涵丰富，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涵盖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奋斗目标，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世界贡献。
访谈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范式，具有许多自己的鲜明特征。请您谈谈，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和优势体现在哪里？
李忠杰：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展开，要从深层次上把握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问题，从中外文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其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
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明组合构成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自身文明发展过程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并构成一些独特的文明类型。这种多样性会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但根本上来说，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许多自己的鲜明特征，从深层次来说，实际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范式，也是世界文明大花园中一株独具魅力的鲜花。比如，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大都是将工业化发展至较高水平，再进一步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先后突破的顺序决定的。中国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处于落后地位，但当我们奋起直追的时候，世界已经从工业化走向了信息化和智能化。这时的中国现代化已经不是单纯的工业化，而是工业化与信息化、智能化相叠加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必要像发达国家那样，而是完全可以在推进和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大力发展信息化和智能化，并将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到工业化中。在汲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时，其教训也应该避免。
大自然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正因为其形态、质地、色彩、运动的多样性，才使得自然的世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样，人类文明也是多彩多样的，所以才能够促进不同文明的融汇、发展和进步。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类型，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共存，善于从别的文明中吸收养分。中国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过程，本质上，则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但并不能说就是一种最健康、最完善、最积极、最有效的文明类型。相反，东方文明固然有其弱点，但在集体主义、互助互爱、情感、家庭、秩序等方面的价值和观念，不断证明了其对于经济的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对于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维护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相信作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中国，一定会在兼收并蓄、熔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之后，焕发出更大的光彩，对现代化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
怎样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关系能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文明水准的重要体现，以及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发展进步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合作博弈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越是快速崛起、成熟强大的中国，就越需要以更加自信而又谦和、更加坦诚而又理性的态度，积极展开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访谈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清晰擘画了我国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要求，科学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请问李教授，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李忠杰：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以五年计划(后改称五年规划)为主的整个规划体系来落实和推进的。我把它称作“中国规划”，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规划》一书。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及其优越性，相当程度体现在中国规划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组织实施好五年规划和其他各种规划。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启动，我国制定和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规划)。“一五”计划成绩显著，后4个计划之路艰难曲折。改革开放后，我们没有抛弃五年计划的方式，而是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但随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内容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六五”计划第一次将国民经济计划改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社会建设纳入了计划范围。二是逐步将计划区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将五年计划改成了指导性计划，所定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三是计划制订更加及时，改变了长期以来边制定边执行、先执行再通过的被动状况。四是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下放和减少了中央特别是计划委员会的权力。计委主要侧重于规划制定、宏观调控，而不是干预日常经济运行的事务。五是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定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度和程序，每个五年计划(规划)都形成了正式文本，完成了法律程序。六是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和实施中长期计划，“九五”计划就是第一个这样的计划。七是“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到“十四五”规划期间一共制定了4个五年规划。八是“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约束性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两大类，其他指标则大都为预测性和引导性。经过以上改革，五年规划以新的面貌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新的重大作用。
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21年开始实施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成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中国规划的最新版本。前前后后的14个五年计划(规划)，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骨架，也成为中国各种发展战略的载体。所有这些计划和规划，都是逐步向现代化迈进的蓝图。即使在实施中遇到过一些困难和波折，但都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
中国规划并不仅仅是五年计划和规划。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规划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庞大、严密的规划体系。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发展规划由“三级三类”构成。“三级”，即国家、省、市县三级；“三类”，即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三类。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要求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共同组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这段话，是对国家规划体系的权威和准确的界定。具体来说，在某些特定时段，在制定五年计划(规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些较长时段的远景目标或远景规划纲要。如197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除了上述这些规划外，国家和地方还陆续制定了一些与之配套的单行的专项规划，细化、落实总体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任务，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这些专项规划，有的是区域性的规划，有的是某一个领域和专门事项的规划。而所有的规划都要通过年度计划一步步推进。早在“一五”计划时，国家就提出了五年计划与年度计划的关系问题。以后，凡五年计划都要有每年的年度计划，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所有上述这些规划、计划，性质和内容不尽相同，但组合起来，就把治国理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小事务组织得井井有条。这种中国规划，充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智慧。简要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党的领导，所有规划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并由党的中央全会甚至党代会通过后提出建议；依法治国，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都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批准实施；人民中心，所有规划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从解决温饱到美好生活的需求；实事求是，任何规划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有半点虚假和夸大，如有差错都要及时调整；整体谋划，着眼全局、统筹规划，用不同类型的规划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包揽其中；长短结合，主体是5年，长的到100年、70年、50年、30年、10年，短的到每一年、每件事；扎实推进，所有的规划都要具体实施，确保完成，期中有检查，结束要总结；改革创新，从计划到规划，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每一个规划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制定和实施以五年规划为主的中国规划，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方式。它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需要；既统筹了宏观全局，又突出了问题导向；既顶层设计，又问计于民；既坚持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又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中国规划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抓手和平台，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