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界持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有重大的差异：1844年之前，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仍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类哲学的影响，此后随着马克思自身思想的成熟，他逐渐抛弃了这一抽象范畴。这种观点意在强调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同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根本区别，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事实上，从对现代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思考的角度，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并没有出现思想的断层，马克思始终都在围绕现代性这一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时代课题展开思考。因此，本文尝试以现代性为视角来呈现马克思社会概念的逻辑演进，分析马克思如何在不同时期展开对现代性的思考，如何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凝练于社会概念之中来推进自身的理论进程。总的来看，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经历了萌芽、确立和成熟三个阶段。
一、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萌芽
现代性是对16—18世纪以来整个现代市民社会之历史情形所作的描述与概括，而现代性问题正是随着以现代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危机与分裂。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根本矛盾和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为人类走出困境而贡献的共产主义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概念得以成为马克思研究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枢纽和核心范畴。所谓社会概念的萌芽，指的是马克思在明确提出其社会概念之前的思想阶段，这一阶段已经潜在包含了马克思提出社会概念的基本要素，并为这一概念的正式出场奠定了思想基础。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其社会概念的萌芽主要发生于《莱茵报》时期、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的政论文章中。
1．《莱茵报》时期：从理性的普遍阳光转向现实的物质利益
马克思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正式关注始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本人曾提到，正是这一时期的特殊经历促使他从哲学的思辨领域转向研究经济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首次走出书斋，接触到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对社会的现实体验所引发的哲学思考促使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面临的思想背景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马克思此时仍然受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学说的影响，并运用其来分析社会问题。黑格尔认为，理性国家是实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和谐统一的共同体，国家是理性自由的实现。这一社会性思想给马克思以启迪，他将理性理解为普遍理性、社会的理性和人民的理性，主张要按照普遍理性来构建国家，倡导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1]166因而，书报检查制度是对思想自由的侵犯和人民理性的践踏。依据理性原则，马克思为争取出版自由作辩护。
同时，马克思同鲍威尔的自由人决裂后，受卢格的影响更多关注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而卢格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又来自于费尔巴哈。在《摩泽尔酒农贫困问题》中，马克思试图从现实的关系寻找国家的结构和基础，向唯物主义迈进了一步。在《论科伦省议会的选举》中，马克思认识到政治斗争只是经济斗争的特别表现形式。可以看到，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开始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关注到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一现实的转向，为马克思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引导他深入到市民社会之中探索现代问题的奥秘。
2．克罗茨纳赫时期：理性国家的消蚀与市民社会的凸显
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为解答疑问重新反思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马克思的重要研究成果。此外，马克思还创作了《克罗茨纳赫笔记》。那么，马克思如何在这两部著作中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进入到市民社会领域呢？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主要探讨了政治和历史问题。在政治问题上，马克思此时重点关注了所有制问题、阶级问题和国家主权与法律问题。在第二笔记中，马克思以所有制及其后果为主题，探讨了所有制的起源、发展、形式及其对国家的影响等，发现了所有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在第四笔记中，马克思围绕等级差别对阶级的产生、阶级特权的性质、阶级的来源与社会结构进行了讨论。
在历史问题上，马克思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和英法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尤其重点关注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资产阶级在私有财产问题上存在的悖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财产权在法律上予以确证，彰显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然而他们掠夺了封建领主的财产。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研究平等问题，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它所谓的平等取决于财产所有者享有的财产数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显然，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注意到了所有制、阶级和国家之间关系，把握到了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末期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正式开启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既吸收了《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研究结果，也受到费尔巴哈的理论启迪。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和思辨唯心主义体系，建构了不同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头足倒置、主谓颠倒的。黑格尔将“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2]。在探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黑格尔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用逻辑的演绎代替了对历史的现实把握。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理论成果，就是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促使他将关注的重心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这一理论视域的重要转换为马克思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内部寻求社会历史的根源，开辟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提供了方向，更为分析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市民社会的发现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概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一定意义上催发了这一概念。
3．《德法年鉴》时期：理性国家的瓦解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继清算完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之后，马克思迅速投入到新发现的市民社会领域中。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是围绕着对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这一当代的普遍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大致勾勒出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思路。他把现代国家的政治社会现实作为当代的主要问题，要求对现代国家制度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德国哲学一并展开批判，并指出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正式提出社会概念，但其内容已经充盈其中，从社会现实来把握和分析现代性问题的致思方向，坚持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社会性立场已经呈现出来。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驳斥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主要论点而撰写的。虽然这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仍然延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了现代性问题。这体现为：第一，马克思披露了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3]28因此，只有将批判对准政治解放本身，才能使犹太人问题真正变成一种普遍性问题。第二，马克思将普遍性问题推进到市民社会领域，揭示了现代性问题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但政治革命并没有变革市民社会领域本身。“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3]46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之外，导致了个体生活与类生活的分离，产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冲突。第三，马克思同时指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实现人的解放的方向在于扬弃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实现人的社会力量的回归。既然现代问题的根源出自于市民社会，那么犹太人(现代人)的解放就是要超越这一社会的根本关系和利益原则，这就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46唯有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制这一市民社会的基础进行扬弃，犹太人(现代人)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
二、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确立
为了展开对市民社会的深度剖析，马克思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理论成果。马克思试图从经济学来说明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现代性问题，从而展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为实现人的解放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提供合理的论证。
1．围绕异化劳动展开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
为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市民社会领域存在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国民经济学。经过研究，马克思发现国民经济学并没有科学地阐释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没有说明贫困、社会对立等问题的最终根源。在《手稿》的笔记本Ⅰ中，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当成理所当然的理论前提，未能解释私有财产及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是如何产生的，也未能说明资本和劳动、土地分离的原因，而仅仅以贪欲和由它所引起的竞争来说明所有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实际上呈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异化劳动事实。正是这种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与自身劳动和所创造出来的产品的分离，劳动不再成为确证他生命价值的对象，而成为否定他的力量。不仅如此，异化劳动还导致了工人同其自身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工人同他人的异化。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是一个非人的社会，人只有作为工人才能存在。对于异化劳动，我们应当透过其人本学的外表把握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种关系，即占有和支配关系，资本家占有并控制了工人的劳动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其结果便是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因而，立足于异化劳动，马克思说明了现代私有财产的产生，但马克思是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的，所以他也是“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3]166。
基于私有财产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167马克思这一分析十分重要，因为他揭示了工人解放同整个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对《德法年鉴》时期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也预示了他即将开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阐发。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实质作了进一步分析。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不应当从物来理解，它反映的是一种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3]168马克思将这一关系进一步抽象为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的运动便表现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这一运动直接呈现为资本与劳动的敌对性对立。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性内容，植根于市民社会的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都可以从私有财产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来理解。
这样一来，马克思便从私有财产所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中获得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这一理解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它已经触及现代社会的根本——现代私有财产和私有制。虽然此时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分析是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人本主义现象学概念来实现的，尚未达到对私有财产的科学阐释。但是通过异化劳动，马克思把握到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正是劳动，私有财产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包含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原始秘密，这是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理解上的重大进步，说明马克思围绕异化劳动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得到了理论的升华。
2．共产主义的逻辑论证与社会概念的正式出场
在说明私有财产的关系之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清晰地阐释了现代性问题的实质，现代性问题就包含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它反映的实际上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既然如此，要解决现代性问题必然要回到私有财产本身，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就包含在私有财产的矛盾关系之中。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指出：“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3]182这就要求必须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正面提出了第三种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在深刻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内容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扬弃之后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185正是在这段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表述中，马克思初步提出了社会概念。这里的社会概念首先表示的是人的非异化的本质，这一本质表明人是社会的存在，而非异化的存在。人不再与其劳动和劳动产品发生异化，劳动的对象化也不再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3]157。因此，社会就内在包含了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显然，这一社会不是从市民社会、商业社会来理解的。马克思强调的社会既是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的结果，也是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根本超越。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并基于社会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现实的人、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社会在马克思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规定，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已经内在地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思考和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原则和方向。
同时，马克思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展开了思考。他已经认识到私有财产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整个人类历史都能在私有财产的运动(经济的运动)中得到理论或经验的证明。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186此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即从社会的生产出发来说明宗教、家庭、国家、法等社会内容。而这一结论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这一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的研究而得到的。
三、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成熟
马克思在《手稿》中围绕异化劳动对现代性问题展开了分析，把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革命作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提出了社会概念。然而，对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社会发展规律、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实现等问题，他并未展开分析。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受到人本主义话语逻辑的限制，以至于不能从经济学来科学阐明私有财产的矛盾关系。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对经济学的系统性研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推进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
1．对现实世界历史图景的总体把握
随着马克思“两个转变”的完成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实现蜕变，在理论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一理解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来呈现，进而成为指导人类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原则呢？这就需要马克思彻底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与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构建起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在这一新世界观中，马克思赋予社会以深刻的思想意涵，绘制了一幅壮阔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图景。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和结构，阐明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来改造世界的哲学立场。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旧哲学的批判，提出实践的观点，揭示了革命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强调要立足于实践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在实践中来检验思维的真理性，并从实践来理解感性的人和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实践性则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在实践中来解决发生于现代市民社会这一“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3]500。因此，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新哲学将改变世界作为其哲学使命，专注于以革命的实践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显然，马克思所讲的新世界就是根本有别于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这里的社会不是以利己主义为原则，以特殊的阶级或利益为主体，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利益为原则，从社会性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事实上，上述围绕实践展开的关于社会的讨论同时也是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马克思认为，现代市民社会“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3]500。从市民社会的矛盾来理解现代社会，并以革命的实践来改造现代社会，正是马克思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思路。所以，《提纲》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面上，马克思把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推进到人类历史的层面，在历史的整体视域中来把握现实社会。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从感性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揭示现实世界，把感性的现实社会视为人类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产物，即历史的产物。为了进一步理解社会的现实，把握人类历史，就必须把握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正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以这对矛盾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
马克思不仅从社会发展的纵向维度分析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律，还从社会发展的横向维度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内在剖析。一方面，马克思从广义上来把握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视为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基础，将其视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3]540，从市民社会来说明国家和其他观念上层建筑。另一方面，马克思还从狭义上来把握市民社会，将其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那样从交换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视为原子个体的集合，而是从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市民社会，揭示这些原子个体的分离源自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从市民社会所存在的对立出发，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指出现代性的出路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现存状况”[3]539，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的最终解放。
可以看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视域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勾勒了现实世界的历史图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把握使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也丰富和拓展了社会的历史维度和批判维度。
2．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度窥探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狭义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深度剖析中，马克思进一步确证了社会概念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功能，促使这一概念成为解构现代性和重构现代社会的重要哲学范畴。而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待他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和方法之后，他便将其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从生产关系来阐明社会的实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中深入探讨现代性问题。这一批判的成果集中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将其视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4]具体而言，这种关系是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到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它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的运用，又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具体批判。要把握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实质，仅仅进行理性的哲学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这正是以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未能正确理解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批判必须推进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来剖析现代社会。
早在1846年，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他规定了社会的科学内涵：“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5]。而伴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深刻洞察到社会背后的经济关系本质，阐明了社会同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关系说明了社会的实质，阐发了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要从生产关系入手来考察现代社会及其标识物——资本，说明了资本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阐发了三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阶段、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实现的阶段，并分析了在这三种不同社会形态中人的生存境况，揭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显然，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向纵深推进，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进而将现代性批判推向了理论的制高点。在这一历史巨著中，马克思以商品为逻辑分析的起点，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说明了资本及其资本逻辑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包含的根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披露了资本如何实现对劳动的占有，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性和最终将走向衰亡的命运，从而科学阐释了现代性问题。
综上所述，从对现代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思考的角度，马克思始终都在围绕现代性这一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时代课题展开思考。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建构起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社会概念，使其呈现出丰富意蕴。其一，社会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实体，而是关系性的存在，是由现实的人的实践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二，社会是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有机体，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其三，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包含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维度，包含马克思对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恢复人的历史主体性和重建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哲学思考。当前，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对于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