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241在俄国文学史上十分著名。这句评价提炼于列宁围绕托尔斯泰写作的六篇报刊评论
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严重破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和革命团体，造成党内思想上的混乱。适逢自然科学界在微观高速运动领域取得突破，直接挑战了经典物理学定律的认识基础，“客观世界是不可知的”的论调甚嚣尘上，严重削弱了社会民主党人认识革命现实、坚持革命斗争的坚定信念。享誉“文学沙皇”的托尔斯泰成为多方势力的包装对象。各个党派报刊围绕如何评价托尔斯泰开展了十分尖锐的文学思想斗争和政治思想斗争。借托尔斯泰诞辰八十周年(1908)和托尔斯泰逝世(1911)两个纪念节点，列宁陆续发表了六篇报刊评论，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以期引导革命力量看清当时思想争鸣的实质，正确把握俄国革命现实，坚定革命意识，铸牢坚实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作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开展文艺批评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从俄国革命现实出发，重新厘清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与俄国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参与抽象的文学理论的争鸣与讨论。为此，列宁首先总结了四组八个方面，集中概括了托尔斯泰思想中批判与保守并存的矛盾所在，即一面以天才般的艺术技巧、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1]242揭露半农奴制时期俄国政府暴虐、管理机关伪善、资本剥削的政治现实；另一面退回自我修身，号召不以暴力抗恶来对抗现实的天真的政治理想。列宁把这种思想矛盾视为一个辩证整体，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其中的先进成分与倒退成分，为广大俄国民众特别是作为俄国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思想方向。这是列宁把辩证法应用在思想战线、凝聚人民群众、推动人民群众思想转化的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也为中国共产党形成并发展自己的文化观念打下了基础。重温列宁对托尔斯泰批评的六篇文章中的辩证意蕴，对于思考中国共产党如何立足鲜活丰富的现实实践，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当下中国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追本溯源：回到本国的具体经济关系
唯物主义思想是列宁开展文艺批评的基础。列宁在1894年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时，论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划时代的科学性。列宁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2]158，其方法的关键就在于“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158-159。以往的社会学家总是记载现象、搜集素材，难于分清重要和不重要的现象，使得社会学研究常陷入主观主义的窘境。相较于此，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变革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2]8，使得社会研究者能够以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发现社会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由此，列宁高度认同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分析社会意识的核心观点——“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592——也成为列宁分析托尔斯泰思想的起点。
列宁把托尔斯泰的创作放回到1861—1905年俄国正在转型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中。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成长，全方位瓦解了俄国社会的旧基础。贵族力量不断衰退，农奴制度摇摇欲坠，它们与资本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引发的社会矛盾都体现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列宁认为，俄国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这场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即这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非常高度发展时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这场革命也具有本国意义的独特性，即这场革命是资本主义在俄国比较高度发展时期，把俄国农民群众“推上了多少带点独立性的历史行动的舞台”[4]20。因此，列宁强调，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托尔斯泰，而应该从俄国语境、从俄国宗法式的农村在这一时期有的“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他。[1]243
在这一前提下，列宁以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作比喻，意在指明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对俄国革命现实的真实反映。这种真实反映主要有两层内涵：第一，这是对现实矛盾的反映，即资本关系与农奴关系相缠相存的矛盾条件；第二，这是对思想矛盾的反映，即反映了俄国宗法式农民在面对阶级压迫(政府管理机构、农奴制度、官方与宗教的合谋等种种压迫)时既软弱又抗争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1]243，另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斗争方案和目标，只能诉说美好愿景、哀告央求、促使讲和、答应调解，“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1]244，或者只是想回到过去那种宗法式的、友爱的、平等的小农生活。
列宁对俄国变化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关注，让他敏锐地捕捉到托尔斯泰的写作内容与俄国社会变化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其写作立场与变动的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判断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基础。
二、矛盾的统一：矛盾统一于社会历史运动
具体的经济关系可以初步解释托尔斯泰思想中矛盾的由来，但如何解释这一矛盾与俄国现实的关系，引导更多人看清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才是列宁要面对的难题。托尔斯泰超越了自身所处的贵族地主阶级，站在更广大的俄国农民群体的立场，描绘俄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千百万农民的苦难与迷茫。他的创作动机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出发点不谋而合。但是，二者对俄国未来的设想却南辕北辙。托尔斯泰作为一名现实的抗议者和批评者，认为俄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俄国革命——是“暴力产生暴力”[5]517的循环，而唯一打破循环、救人民于水火的方法是不参与暴力。非暴力抗恶论使他被党内外许多人称为“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如果不能解释这一思想矛盾与俄国革命现实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否定俄国革命、脱离了俄国实际，更是肯定了托尔斯泰主义及其信徒对俄国革命的观点。
为了分析这一矛盾与俄国运动的革命现实之间的联系，列宁把托尔斯泰放置进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早在革命初期的斗争实践中，列宁就根据俄国的社会情势形成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思想。在列宁看来，在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俄国，有必要首先争取政治自由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再进一步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1]143这一判断在1905年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逐步成熟。列宁在会后批驳孟什维克时强调，俄国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俄国从沙皇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继续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1]537，这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唯一正确的道路”[1]537。结合第一次民主革命发生的实际情况，列宁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判断大致可以分为革命前的旧俄国时期(1861—1905)、革命发生期(1905—1907)、新一阶段的准备期(1908以后)三个阶段。这一划分为历史地评价托尔斯泰提供了时间锚点。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描写的是“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处于半农奴制下的俄国”[4]19。
首先，列宁高度赞扬了托尔斯泰现实主义创作的超越性。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对俄国社会现存制度的控诉与揭露超越了他原本出身的贵族阶级的视角。虽然他出身于俄国上层地主阶级，但自幼接受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宗教教育让他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加之他有参战经历，又常年居于农村，对既无政治权力也无经济资本的底层人民在时代巨变之下的遭遇抱以极大的同情。正是这一份难能可贵的反思与真诚，使得托尔斯泰的作品“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4]41。列宁认为，虽然托尔斯泰的批评“没有不是那些支持劳动者的人早就在他之前很久在欧洲文献和俄国文献中说过的”[4]40-41，但是托尔斯泰真诚的情感与高超的艺术表达能力赋予了作品高度的审美价值，使得作品对社会的批判有着其他思想家和批评家难以企及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而具有无可取代的艺术价值。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用“只有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4]41来揭露俄国现实的伟大成就。
列宁进一步批判了托尔斯泰政治理念落后于俄国革命现实的保守性。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用非凡的力量表达被现存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4]20，实际上这种描绘只是反映了大部分农民“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1]244，这种情绪往往只能使农民的请愿和谈判得到某种暂时的维持，而不是获得真正的平等。列宁以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为例，论证了以温情的和解与谈判去面对残酷的压迫阶级只会导致被压迫阶级“躺下让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1]245的结果。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4]23，这是重新给人民群众戴上枷锁。如果把托尔斯泰这一根植于西方的宗教话语的理想更换为中国语境的表达，很轻松就能分辨出来它现实可行性的乏善可陈。1906年，托尔斯泰曾在与辜鸿铭的通信中为饱受欺压的中国人民指出一条相似的光明之路。他建议，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孔教、道教、佛教三者的教义一致，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5]。面对敌寇入侵，托尔斯泰将希望寄托在抽象的爱与和平上，寄托在恶的自行消亡上，这种不抵抗主义无怪乎要被评价为一种空想。此外，托尔斯泰甚至完全否定现代社会以来发展出的权力权威管理机构(如国家、政府)。列宁认为，这都不能算作批评家们认为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1]243，而是倒退到前现代时期的平等自由的小农生活的空想和幻想。
那么，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思想既是一种高度具有感染力的批判思想，又是一种空想，这是否自相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犀利地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3]64这段话明确解释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意义是如何随着斗争方案的明确而日渐衰弱。基于这一观点，列宁解释了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为何兼具批判意义与空想意义。他认为，在革命尚处于孕育期的时候，托尔斯泰的批判成分还能对于一部分人有实际意义，但随着现实的发展，斗争已经具有越来越明确的方案和形式，以宗教式理想为代表的“大爱”“善”之下的调和，只会在激烈的革命现实中瓦解战斗意志，甚至在战斗中遭遇背叛而付出惨重代价。列宁解释了托尔斯泰思想中的批判意义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并在现实的发展中衰退为一种空想，再一次有力地论证了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保守成分落后于俄国革命现实的观点。
三、认识的转化：在矛盾中发展认识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思想的保守性，其目的在于激励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超越这种保守性。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思想的这种保守性，反映的是旧时期专制下尚未成长的、软弱的、天真的、宗法制的农民的愿望；他所书写的农民积累的几个世纪的愤怒和仇恨，反映的是旧俄国专制下的一种原始的农民情感，一种不知资本主义其因，只见其破产、贫困、野蛮、饥荒等灾难结果的直观的、朴素的情感。
列宁没有对农民群体的消极和软弱感到灰心，而是用历史的观点看待农民群体的革命自觉的形成和发展。在列宁看来，习惯于旧专制体制的俄国农民尚没有自觉的革命意识，这正是俄国农民以及更广泛的无产阶级可以超越的地方。列宁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期间工人阶级作为斗争主体的斗争意志。他指出，在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的时候，亮明他们为什么而斗争、究竟有多顽强的精神和能量的时候，俄国工人阶级用现实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1]270。相较于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农民在革命中虽然也有斗争愿望，但斗争力量甚弱，“不够顽强，比较分散，不够自觉，往往仍然指望慈父沙皇发善心”[1]271，而且极易向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和平愿望妥协，并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被背叛。
列宁把托尔斯泰的保守性追溯至俄国的农民传统，为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和超越的方向。列宁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应当以辩证的态度继承托尔斯泰的思想遗产。虽然托尔斯泰“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1]242-243，但绝不能就此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觉悟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4]103。一方面，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保守性是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扬弃的；另一方面，托尔斯泰思想高度的批判精神又是无产阶级应该继承的。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19世纪生于英法的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大地上开出的一朵灿烂之花，是俄罗斯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要继承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果实，一定不能回避这位文豪的伟大成就，在托尔斯泰的艺术遗产和思想遗产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4]25。无产阶级必须继承托尔斯泰批判现存制度的先进成分，剔除阻碍革命趋势的保守成分，才能真正发展出扎根于俄国现实的坚定的革命意识。
事实证明，列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趋势分析是与革命的实际发展进程相一致的。1912年，俄国又迎来了革命的高涨阶段。新阶段的革命主体具有更强的组织性与更高的政治觉悟。正如列宁在《革命的高涨》和《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中指出的那样，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整个前一阶段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依托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列宁坚决同假借托尔斯泰消解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言论展开斗争，巩固了党的思想建设，凝聚了新的革命力量。至此，列宁也真正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完成了他的辩证法——将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统一于俄国革命现实的进程，正确把握托尔斯泰思想中引导革命趋势的先进成分和阻碍革命趋势的倒退成分，并指出无产阶级从矛盾运动中发展自己革命意识和政治理想的道路和方向。
四、面向无产阶级新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
列宁的文艺批评不仅意在深化无产阶级的现实认识，更在于推动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评论《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列宁将托尔斯泰主义所代表的思想追溯到亚洲文明特有的虚无观念和悲观主义论调。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寻求一种超越这种悲观与虚无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但在字里行间中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发展和发扬属于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给予了高度期待。在1917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深刻。在1920年对青年团的讲话中，列宁总结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看法。第一，无产阶级文化不能凭空而降，只能从现有的材料中生长出来，“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6]281。第二，无产阶级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6]281。这些核心观点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他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对社会转型时期文艺现象的认识与分析。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终将从存在于旧俄国的思想矛盾中孕育而生，从祈祷上帝的拯救变为自觉战斗，从甘于被地主和资本奴役变为自己建设生活，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利己主义变为团结的、联合的“自由劳动大军”[6]293。
这正是列宁文艺批评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认识方法把本国文化传统、本国现实主义文化成就与无产阶级文化接续起来，指出了成熟的政治认识从不成熟的艺术认识中脱胎换骨的伟大可能，指出了具有特殊性的无产阶级文化从普遍的日常创作中深化发展的伟大可能，指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旧传统中孕育而生的伟大可能。这一历史贡献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列宁以俄国革命现实作为文艺批评的历史轴线，阐明了一种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把作家作品中的正反两面视为人民思想认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把这种矛盾当成推动无产阶级主体深化现实认识的动力之源，推动工农群体从既有的思想矛盾中发展出崭新的、对现实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理想。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否定并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推动从否定走向新的肯定，推动新的根植于具体的、现实的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创造、深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上论证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被超越的历史必然性，列宁则是在俄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回答了无产阶级文化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列宁抓住了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一核心，探索了无产阶级文化如何从旧传统中生成的规律，这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文化理想提供了历史借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确认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改造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造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7]，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文化纲领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拉开了序幕。
历经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不仅关系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往和生产，也推动着全社会向着更高层次的富裕、民主、平等、安全的方向前进。近年来，文化建设更是在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事业中凸显出重要功能，从而为当前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提供中国智慧，比如推进文化行业的创新创意，用我国文化中新奇有趣的内容丰富全球各国人民的生活；再如，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滋养政治文明，促成沙特伊朗复交、加强南南合作。在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交织动荡的复杂条件下，中国作为和平缔造者和发展蓝图描绘者的角色作用日益凸显。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如：基层文化设施内容单调、吸引力不足；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全球文化持续高速流动碰撞的背景下稳固和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等。我们应当深刻领悟列宁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意蕴，善用文艺批评这一利器，共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一是把握好百年奋斗的历史轴线。好的作品，为时、为事均是弹奏时代之音。正确认识当下时代是从何而来、到何而去，是文艺文化的创新、创意和创造的思想认识基础。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矛盾从压迫中来，向自我修身的宗教而去。而期待一种新文化的列宁则认为，消极避让、自我修身、求神自保是俄国的过去，革命与无产阶级才是俄国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为历史道路，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而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文艺文化的创新、创意和创造才能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奏出中国人民的最强音。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创造让人民生活有希望、社会发展有动力、中国道路有未来的积极健康的崭新文化。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要为人民而书写，不是少数人的享受，更不是急功近利的资本游戏。优秀的文艺文化，应当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做好百姓与社会的联结，让百姓从中汲取面对生活、突破难关的力量；做好百姓与世界的联结，传播中国观念，讲好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建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故事。
三是认识好中国的发展格局，深入生活、反映现实。扎根现实一直是党对我国文艺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要求。如何扎根现实也是我国文化领域一直探索的重要问题。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交织动荡给各行各业带来新难题和新挑战，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创造如何描绘社会情绪而不堕入一叶障目的片面，如何描绘人生百态而不堕入消极逃避的虚无，这对文艺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认识要求。优秀的文化内容需要创造者深入生活、取材现实，需要创造者描绘与我国发展格局相联系的现实，而不能仅仅描绘局部现实，更不能遁入虚拟空间中自行想象，而要正确反映人民生活、民族发展与国家形势的彼此影响。
四是在思想战线不断发扬斗争精神。近代中国的百年征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走出来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前进道路仍将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思想文化战线尤其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这提示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制度底线，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原则底线，以妥善的斗争方法面对种种风浪。
面对不断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这些困难与挑战需要继续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落实调查研究，加强思想建设，制定方针政策，指引文化方向，丰富文化成果，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厚植文化基础。用列宁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评价托尔斯泰、评价俄国文艺问题的话来说，这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4]95。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探索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基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文明路径，而中国共产党也必将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更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