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科是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共党史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具备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形成统一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的结构体系；拥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源源不断的队伍保障。^[1]既往的研究认为，1950年代中共党史学科基本形成，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中共党史学科经历了萌芽、初建和成型三个阶段。¹那么，中共党史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新特征？中共党史学科何以正式形成？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可探讨空间。本文认为，从1921年至1958年，中共党史学科明确了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历史分期、叙事框架、史料基础等方面形成了完备的结构体系，在党校、高校、档案馆、博物馆等系统拥有了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中共党史学科由此正式形成。

1921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等党史文本，阐明了中共党史学科的若干核心概念，以党的历史经验回答了现阶段的革命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专门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研究报告是中共党史学科的滥觞。1921年，为了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提供参会材料，瞿秋白撰写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瞿秋白认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2]289；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会”^[2]292；中共早期组织领导了“几乎所有的罢工”^[2]295。同一时期，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的内容更为翔实，涉及中共早期地方党组织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妇女、工人、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等。这篇报告于会后不久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上，为苏俄方面了解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史提供了资料。在报告中，张太雷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中国社会性质“已经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范围”，“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套上了殖民剥削的锁链”^[3]165；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在剥夺剥削者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才能结成联盟^[3]169。可见，瞿秋白、张太雷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阶级状况、中国共产党任务、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等的界定，初步明确了中共党史学科的若干核心概念。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是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党的三大召开以后，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让革命的前途和领导权成为富有争议的问题。1923年底，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提出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4]85；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只是为了获得暂时的利益”，国共合作最终是要分裂的^[4]120；农民与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4]125。之后的历史证明，这些思考有一定的预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陈公博从美国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没有再提及这篇论文。该文一直被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直到1960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被韦慕庭发掘整理并公开出版。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在中国》既没有被公开传播，也缺乏读者群体，未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形成产生实际影响。

大革命期间，蔡和森首次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目的，即以党的历史经验指导现阶段的革命运动。1925年末至1926年4月，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东大(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旅莫支部刘伯坚同志的邀请，蔡和森为东大中国班的学生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蔡和森指出：“我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大家都应想一想！但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故我先报告党的历史。”^[5]2为此，蔡和森报告了中国共产党产生及发展的主要历程——从1921年至1925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大的政党”，在五卅运动中成为了“民族革命的领导者”^[5]74-75。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自身的主要政治路线，即“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5]75。基于党的历史经验，蔡和森指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组织一切民众势力及扩大联合战线”，并建立“农民联合战线”。^[5]76蔡和森以党的历史经验指导现阶段革命运动的方法，对东大中国班的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东大中国班学生施益生所说：“和森同志的报告，对于我们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对于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革命的最新经验，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弄通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

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再次强调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性，对党内机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历史总结。1927年9月22日，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史的报告。1928年初，蔡和森在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党的机会主义史》，7月发表于《顺治通讯》第2期。蔡和森认为：“一九二五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5]146蔡和森进一步指出，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但不是“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5]142；下一阶段党的任务是进行“整个的全盘的改造”，要“增进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动自觉与创发精神”，同时落实“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和“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使“工农同志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5]148。通过对党内机会主义史的回顾与总结，蔡和森明确了党进行组织改造的具体举措。这再次表明，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总路线。随着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历史，瞿秋白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1929年底至1930年6月，瞿秋白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前身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室担任主任，并在该大学和列宁学院讲授中共党史，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课程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大纲并非详细的内容记录稿，但能够反映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的分期体系，即中国共产党的形成(1920至1922年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3年初至1924年初)、革命高潮之前夜(1924年初至1925年初)、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5年至1926年3月20日)、北伐战争(1926年至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和上海暴动(1927年1月至8月)、八七会议至广州起义(1927年8月至12月)、起义失败至中共六大(1928年初至1928年6月)、党的六大以后(1928年7月至1929年底)九个阶段。相较之前的党史文本，《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更为详细地对中共党史进行了分期，体现了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国共关系、党内路线斗争的发展与转折。此外，《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引用的大部分材料来源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许多资料在之前的党史文本中都不曾出现。或许是感到党内党史资料的匮乏，1929年瞿秋白发布了《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用以征集党史资料、充实教学内容。^[7]这是征求党内同志革命回忆录的初次尝试，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史料搜集工作的起步。

19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党史研究发展的同时，苏联方面在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开设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相关课程，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1925年至1927年，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8]1929年，上海新宇宙出版社出版了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该书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根据译者撰写《序言》的时间即1926年5月来推断，书中内容应为拉狄克在中山大学讲授的相关内容。拉狄克认为，战国时期中国就有市场和“商人阶级”级的出现，秦始皇改革后“货币经济已代替了自然经济”^[9]52；19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已开始组织现代式工业”^[9]255。拉狄克从经济基础出发来研究历史的观点与方法得到了国内党史研究者的重视。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将保存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赠与何干之，后来何干之又将其转赠给了胡华。而1930年代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和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皆参考了拉狄克的观点。^[1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也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专门化奠定了基础。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以及适应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的需要，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党校)正式开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计划设置的教学科目，“主要的是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等”^[11]。据1933年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进行学习的学员肖锋回忆，“党校有十一门课程，以中共党史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为主。教员请中央首长兼任，苏维埃运动史由毛主席兼教，中共党史是由任弼时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职工运动史是陈云同志，少共史是顾作林同志，军事课是朱总司令，地理常识是徐特立同志，西方革命史是董老(董必武)自己”^[12]395。可见，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教育事业中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回顾，设置了中共党史、职工运动史和西方革命史等历史类科目。其中，中共党史在这类课程中占有主要地位。

然而，1933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要求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压缩中共党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课程内容，以苏联共产党史作为教学中心，5月3日，博古在讲授联共党史时说道：“为了我国土地革命，必须以俄国为师，要走苏联的道路”^[12]397。在博古看来，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心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斗争，而是学习苏联的历史经验。博古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王明的肯定。1934年11月，为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5周年和列宁逝世10周年，王明撰写了《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王明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布尔塞维克化”和“在半殖民地中国获得这样伟大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直接的和经常的领导及帮助，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应用联共(布)最丰富的经验”。^[13]由此可见，在王明、博古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期间，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种反映，阻碍了中共党史学科的正常发展。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以后，中国共产党依托各类院校重新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配套教材。在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中共党史叙事的过程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译介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进而提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1945年以前党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以后，中国共产党依托各类院校重新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要“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14]。同年11月，中央党校就在陕北安定瓦窑堡恢复办学，开设了时事政策、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课程。^[15]121936年6月，中共中央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张闻天在该校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从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起，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问题。^[16]1937年11月，陕北公学成立后，何干之在高级研究班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即“中国问题”)课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对胡华、廖盖隆等党史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提出要在中央党校开设“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17]课程。为此，中央党校在1939年的教学内容中专门设有2～3次的“中共党史”板块，安排在“党的建设”课程完成之后。^[15]228

为配合院校开设的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张闻天编写了普及教材《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铅印本，将其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这本书在抗战时期被许多根据地相继翻印，抗战胜利后还在华北、华中和苏南地区被用作干部培训的教材，“是一本伴随历史走向新中国诞生的书”^[18]。在书中，张闻天梳理了太平天国运动至大革命期间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革命阶级与政党的领导”，“农民要取得彻底解放，则唯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达到”。^[19]也就是说，从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具有历史进步性与必然性。

基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939年12月，毛泽东与张闻天、李维汉在延安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随后发表在《共产党人》第4期和第5期上，“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使用”^[20]。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来民族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21]。换言之，中华民族的解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中共党史叙事的过程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译介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苏联正式出版两三个月后，该书的第七章和结束语就被译成中文发表在《解放》上^[22,23]。随后不久，这本书被译为4种不同的中文译本²在重庆、上海、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出版，到1941年发行数量约为10万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联共(布)的历史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的历史，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历史，是在我国建成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24]2；“联共(布)的领袖们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4]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叙事模式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表明，“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25]407-408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史研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彰显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特点。

基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叙事模式，毛泽东明确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古今中外”就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25]400。在如何处理中外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25]407。基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认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25]399。至此，毛泽东明确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即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和路线政策。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主持编纂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以下简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以下简称《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套党史资料，在史料搜集方面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1941年九月会议后，党中央经毛泽东建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1941年12月出版的《六大以来》分为上、下两册，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八个专题，共约280多万字。^[26]据杨尚昆回忆：“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指〈六大以来〉)，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27]由于《六大以来》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研究党史的兴趣，毛泽东继续主持编纂了《六大以前》，并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选编了《两条路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党史学习的主要材料。这是党内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对党史资料进行汇编，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史料基础。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1945年以前党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为召开党的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28]同时，该决议还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总结，着重阐述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由此可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分期、主题主线、路线斗争等方面作出了正式结论，确立了1945年以前党史叙事的基本框架，成为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央党校一直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教材，组织中共党史课程的系统学习。^[29]39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校系统和高校系统逐步建立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机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党史著作完善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党史资料的系统搜集与编撰夯实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史料基础。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招收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学系，标志着中共党史学科正式形成。

1950年代，党校系统率先设立了中共党史专业，使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开始走向正规化。1953年10月，马列学院成立了以张如心为主任的中共党史教研室，负责中共党史学科的全部教学工作，包括制订并实施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提纲、讲授、辅导，组织讨论，检查了解学习情况，考试和总结等整个教学过程。^[30]1955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附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师资训练班中设有中共党史专业，在普通班中设有中共党史课程。^[31]这一时期，中共党史教研室专门编写了《中共党史讲义(初稿)》《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初稿)》，作为中央党校党史课教学的本校教材。^[29]56-571958年6月至1959年1月，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杨甫赴越南阮爱国党校讲授中共党史课时，还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草稿)》，通过18个章节讲授了五四运动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间的党史。该讲义后译为越文，铅印成册，供学员阅读参考。^[29]59

在高校系统中，中国人民大学最早设立中共党史专业，为中共党史学科的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革命史”依附于“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未被列为高校一门独立的政治理论课。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³，并设立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何干之任主任。1953年，由于“新民主主义论”与其他政治理论课内容存在部分重合，高等教育部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拟试用人民大学正在修改的教学纲目。^[32]1954年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参照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提纲和讲义，集体编写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稿(初稿)》，经何干之指导和修改后，陆续印发给各高校作为教学参考。是年底，何干之又结合一些高校的意见反馈，修订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作为高校内部试用教材。1956年，人民大学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指示成立历史系，开设苏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两个本科专业，招收了300名中国革命史专业4年制本科生。1958年，中国革命史专业扩建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系，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专门招收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学系。^[33]从1950年到1978年，人民大学通过马列主义研究班、马列主义夜大学以及开办中共党史专业本科、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等形式，培养中共党史专业各类毕业生2000多人。^[34]

随着中共党史专业的设立，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著作大量涌现。关于专门史研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汪伯岩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冯定的《有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问题》等著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进程，拓宽了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关于通史研究，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著作，在历史分期、叙事框架、分析方法、理论建构等方面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5月，华北大学出版了胡华编著的《中国近现代史讲话初稿》第一至第三编，作为华北大学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课程的教材。在华北大学教材的基础上，1950年胡华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共同成为大中院校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的主要教材。1950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共修订出版13次，发行230多万册，包括国内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以及日文、朝鲜文、英文、法文、德文译本。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胡华将中共党史划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三个时期，主要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思想和革命活动怎样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尝试通过政治事变的叙述来总结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35]由此可见，胡华的研究基本延续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党史叙事框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基础上，胡华于1953年至1954年继续主编了《中国革命史讲义》，新增了大量的经济资料和统计数据，1959年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1年6月22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党史学习运动的热潮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提供了历史和背景资料，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著作。截至1962年5月，人民出版社共重印该书28次，印数达212余万册。^[36]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胡乔木完整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即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四个时期。胡乔木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37]。这种强调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党史叙事模式，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理论学习的需要，但限制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拓展。后来胡乔木也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编写缺乏“生动的情景”，历史不是由英雄创造的，“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38]

1954年以后，为编写高校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程的教学参考资料，何干之对《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进行了多次修订和补充。1957年，何干之将讲义改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新增“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3年至1956年6月)”一章，交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之后，该书于1958年、1959年、1960年三次再版，累积印数160余万册，被先后译为英、俄、越文在国外发行。^[39]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何干之立足于国际国内背景，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状况，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何干之认为，1924年至1927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由此从高潮转入低潮^[40]55-56；1929年至1932年经济危机对日本市场造成了严重打击，日本统治阶级就将侵华战争视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出路^[40]153-154；1949年的接管工作极大增加了新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所以政府在发行钞票时国内物价发生了四次大波动^[41]。这些论断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对中共党史学科的教材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张静如曾评价说：“‘文化大革命’后编写的党史教材，虽然所依据的材料比过去多了，编写者的认识、观点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框架仍然源于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42]

在相关党史著作完善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党史资料的系统搜集与编纂也夯实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史料基础。195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宣部下设党史资料室，在北京故宫武英殿设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党史资料和革命文物的搜集工作。^[43]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全国档案工作管理网逐步建立起来，党史资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形成了新的局面。在编纂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方面，中央办公厅于1952年再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中央宣传部自1953年起开始出版《党史资料》月刊，于1957年发行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俗称“三口袋”)；中央档案馆于1956年开始编纂137册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为后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的公开本奠定了内容基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后改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于1958年选辑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涵盖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方面等历史档案资料，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彼方材料。在编纂重要历史人物文集方面，《毛泽东选集》《瞿秋白文集》《孙中山选集》《沫若文集》《李大钊选集》等相继出版，推动了中共党史相关人物的生平及思想研究。在影印报刊资料方面，1954年至1966年，人民出版社、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先后组织整理影印了五四运动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期刊40多种，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解放》等。报刊资料的影印对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历史人物文集进行了补充，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

随着中共党史学科明确了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历史分期、叙事框架、史料基础等方面形成了完备的结构体系，在党校、高校、档案馆、博物馆等系统拥有了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1958年中共党史学科正式形成。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特征，中共党史学科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921年至1935年，中共党史学科处于萌芽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中共党史学科的雏形初步奠定。党史研究者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阶级状况、中国共产党任务等中共党史学科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第二，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目的基本确立。在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明确了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下一阶段的革命任务。第三，中共党史研究受到苏联的重要影响。苏联方面开设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相关课程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但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也成为党内教条主义的重要来源。第四，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群体为党内领导人。作为党内重要会议及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性叙述具有史料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主观性强、论证不够严谨、记忆容易错乱等问题。受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条件限制，除《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之外，其余党史著作或文章少有引证文献材料。

1935年至1949年，中共党史学科处于奠基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基本确立。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提出要以“古今中外”对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和路线政策进行研究，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二，1945年以前的党史叙事框架基本确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分期、主题主线、路线斗争等方面作出了正式结论，形成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共识。第三，中共党史研究开始强调以中国做中心。党史叙事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突出毛泽东思想在党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四，中共党史研究走向规模化和规范化。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院校重新开设了中共党史等相关课程；何干之、胡华、廖盖隆等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六大以来》等党史资料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史料基础。

1949年至1958年，中共党史学科处于形成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中共党史专业正式设立。党校系统和高校系统通过组织研究团队、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讲义等方式，逐步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为中共党史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第二，中共党史学科的知识体系逐步完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现代革命史》等党史著作，在历史分期、叙事框架、分析方法、理论建构等方面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全国党校、高校、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党史研究队伍。1957年，全国高校系统内的中共党史教师人数达到1348人。^[44]第四，中共党史学科的历史资料得到系统发掘。1950年代党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有步骤地展开，夯实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史料基础，也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