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提供了基本遵循。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集中展示了“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的关系，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理论、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刊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教授。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人：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的共同特征，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均着重论述和评价了作为党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请您谈谈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作出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

石仲泉：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思想是首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理论。这个“相结合”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的。

毛泽东亲历了大革命后期的严重挫折，也饱尝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艰难困苦。针对这“两化倾向”(也就是本本主义)，他在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批评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唯书”观念，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观念在里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11-112这段话证明，在我们党诞生后不到十年的幼年阶段，就已有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雏形。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后，为了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危害，肃清其“左”倾路线的影响，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通过对此前党所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阐发了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在批判过去中央领导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的危害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意义。他提出了全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随后，他又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2]707。这些理念进一步明确我们党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在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关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成熟。他更加严厉地批判教条主义，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他抨击教条主义，指出一些同志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很会的，但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则是不会的。经过四年整风运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全党普遍确立了科学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整风运动理论结晶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首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提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应当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他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如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的理论，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观点，关于建立联合战线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理论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观点等。二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对于这一点更加强调。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看，而是当做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4]。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进一步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更能接地气的“思想方法论”。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访谈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质内涵是什么？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由于是继承和改造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世界观，既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而是一个与世开放、不断创新发展的学说。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性格，在传播和运用它的过程中会发生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将它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之后，也就具有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两个概念都出自于毛泽东。他首先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年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后者就是为了展开说明前者的思想底蕴，深化其内涵。他总结历史经验指出：“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2]611两个多月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继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2]707。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中国化”在语言上是更加简洁通俗、接地气的表达，“相结合”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个说法的含义没有实质区别。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充分展现出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的精髓是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明确化。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加以提升，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具体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访谈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请您谈谈这二者之间具有什么关系，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坚持“第二个结合”方面作出了哪些理论贡献？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民族化。一方面要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另一方面要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现状、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不认真地研究民族历史，必然不会全面地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研究这两个方面，也需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好。

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又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以帮助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2]533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因此，整顿学风，不仅强调研究中国的现实斗争内容，还包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和古代的历史，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倡导者、缔造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复归中国旧传统，而是要大力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既包括现实实际，也包括历史实际。对于后者，即是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革命事业服务。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里，他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指出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708-709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二者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虽然酷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决不会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他认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2]707-708。第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毛泽东要求对于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必须进行改造，“批判地继承”。他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有区别地加以利用”。^[6]225第三，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毛泽东认为，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2]708，“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7]，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8]855。第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出自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毛泽东用此语比喻，提倡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本来是说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毛泽东用此语也是来比喻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百家争鸣”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现在也需要这个。

访谈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渊源，那么我们能否说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

石仲泉：这样的观点并不准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说是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种文化资源。

首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两种文化观、历史观、世界观。比如孔孟儒学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它也有从初始的进步走向反动的历史过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乏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绝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也绝不可能从中总结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些理论的诞生是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紧密联系一起的，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本土的封建历史文化中产生。没有资本主义的时代底蕴，没有上述基本理论的伟大发现，就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先进分子也不可能找到改变近代中国衰败命运的真理，不可能获得拯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的强大思想武器。

其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也不完全一致。党的百年历史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有几次重要概括。先看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的概括。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9]335。这些理论与政策都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再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概括。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多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此外，还有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条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理论内容，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最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是摒弃糟粕、批判继承其精华的关系，不是什么理论来源关系。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旨在说明毛泽东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来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经过批判继承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营养，并非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淆。“实事求是”概念无疑是传统文化，但其内涵完全不同了。“实事求是”典出东汉班固的《汉书》。汉朝皇帝在河间地区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称赞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讲治学态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它作了全新解释，要求我们“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8]801。毛泽东给这个千年前的古典成语赋予新的含意，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将其提升到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高度，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表达，这与班固赋予的内涵不能同日而语。

为理解这个关系，也可打个比喻，如“旧瓶子装新酒”。传统文化是“旧瓶子”，它不可能成为“新酒”之源，只是装新酒的容器。“新酒”是根据新的食材和新的技术和方法酿造的，与那个“旧瓶子”不存在造酒来源关系。这个比喻，不一定那么斯文、高雅、悦耳，但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两者的关系。因此，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资源，而不能说成是理论来源。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当然，好看的五彩缤纷的“旧瓶子”也能增添“新酒”的美色，具有更多美感，不能否认它的美化作用。

访谈人： 1963年5月，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6]320沿着毛泽东本人的思路，请问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石仲泉：这里强调正确的思想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主要讲的是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问题。如果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那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则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本源。对这个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读。

第一，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中国实际，非常注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已认识到，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他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去老老实实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和武装斗争等第一线的工作。他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失利后上井冈山开辟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他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116。这表明，他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跑者。到达陕北延安后，党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斗争本领，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党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党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走向成熟。

《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基本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中国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等诸多内容。这个理论是对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此后，党中央开始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称谓，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实行“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样，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也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本源。

第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论述也证明了这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人们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真理的标准也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316。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创立时也主要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对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既有了延安相对安宁稳定的环境，也为了获得抗战胜利之道，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先后写出包括《实践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他在那时就非常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丰富，却不出理论家！”^[10]也正是通过整风运动之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认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最后，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主要源于对中国革命丰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历史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科学研究使用的方法。

第三，从党史上三个历史决议和相关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进行定位。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形成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8]95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11]随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定位作了完整表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2]党的十五大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表述仍然维持党的十二大的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正是有了党的十五大这样的表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也有这两种表述。讲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时的表述是：“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13]7讲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丰富和发展，对其定位的表述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3]13可见，三个历史决议和相关文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

访谈人：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请您谈谈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哪些理论成果？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但是，指导革命的正确理论，从来不是照抄照搬来的。在别国正确的，搬到中国不一定正确。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即使有了马列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同样也不能救中国。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引导革命事业发展的法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一方面用于革命实践，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作出理论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又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色的革命理论。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阐述的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在中央苏区时期，围绕着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他的一些与之相关的思想逐步得到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土地革命思想、根据地建设思想、党的建设思想和人民军队建设思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理论方面实现了巨大飞跃。他的许多思想理论得到多方面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丰硕成果。

比如：他建立起了哲学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使他实现了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建构哲学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若干丰富和发展。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标志着他的军事理论业已成熟。

他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国三方的错综复杂关系和扑朔迷离的统一战线内外形势，使他充分展现了善于纵横捭阖的卓越智慧和才能。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述中，通过对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势和变化的准确分析，以及对党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他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他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基本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通过对党领导的十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经验的总结，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述中，他不仅提出了既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还初步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为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作了高度的理论升华。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经过上述多方面的展开，已经形成比较完备和成熟的理论形态。通过延安整风和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心悦诚服，对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创造赞佩有加。由此，在党的七大，全党形成共识，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9]333。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此作了概括。在全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丰富而巨大贡献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