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由苦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因此，推进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化，发掘历史经验对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在以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人为代表的中共党史学者的努力下，中共党史研究积累了一系列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研究，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立场发表过诸多论述。新时代新征程，中共党史研究必须继往开来，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新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的根基、方法与现实关切。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为中心，总结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三点思考，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收集和整理历史资料，还原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运用“古今中外法”，以宏阔的研究视野、全面的研究视角正确理解与阐释史实；进而科学评价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发挥中共党史研究以史鉴今的现实效用。
一、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加强资料搜集与整理
新时代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实事求是地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强烈的历史自觉搜集与整理史料，审慎核实和利用史料，真实客观地还原历史事实，以扎实的材料支撑研究论点。这种治学态度根植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共党史研究范式，吸收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向来具有强烈的历史自觉，在艰苦的革命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党史资料的留存、收集和整理工作。1929年，中共党史研究室在莫斯科成立，瞿秋白任主任。瞿秋白在研究室成立伊始，就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与“参加重要会议时的回忆录”[3]，他在回国后进一步推动文书档案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于1931年4月以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名义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提出文件要留存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4]50。由此可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必胜的信念以及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同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成立编辑委员会“搜集数年来中国红军在战争中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并妥为整理使具备中国红军战史的雏形”[4]47。到了延安时期，为更好地收集党史资料，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3月27日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编纂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重要的党史资料。这两部党史著作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撰写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基于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成功总结历史经验，解决路线分歧，达成党内共识，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与整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的优良传统不断被传承发展，相关机构愈发完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早在2009年担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党校校长时就指出党史文献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大量文献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记录了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艰辛探索的奋斗历史，记录了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完成伟大艰巨任务积累的宝贵经验，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历史进程，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治党治国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5]。
党的重要文献是党的光辉历史、理论内涵和精神传统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和研究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为代表的文献集的意义在于：“要从这部文献集中学习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判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党的性质，代表了党的形象，是我们在长期革命过程中积累的强大武器。继承党的一切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6]
编纂和发行党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与时俱进的重大工程。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中央批准编纂《复兴文库》这一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文库》序言中指出：“这部典籍的出版，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在历史舞台上探索、奋斗、牺牲、创造的过程，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这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就是要“通过对近代以来重要思想文献的选编，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7]。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党的文献事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前途紧密相连。通过编辑出版、学习研究党的文献来武装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富有特色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史上，除了留有众多文献资料以外，还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历史材料亟须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编纂。习近平总书记就五四运动的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工作提出：“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多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8]在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的复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9]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10]针对红色资源的利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开展系统研究。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积极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研究工作，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启示我们：用科学方法加强中共党史资料的整理与编纂，收集好、保护好是前提，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是基本方法，要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提高专业化能力，做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好地发扬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书写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的政治文化。
二、深化中共党史“古今中外”的研究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大历史”这一概念。为全面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他提出“以数千年大历史”[12]235审视这场伟大变革，意识到变革和开放是中国的历史常态，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而言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他强调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12]11，要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将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他要求“坚持大历史观”[8]来开展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理解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历史观”是一种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注重以宏阔的视野考察长时段的历史演进，以全球视角进行比较研究。
实际上，大历史观根植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云激荡的国际变局之中，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13]。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提出“古今中外法”，旨在提醒党史研究者“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关注建党以前“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14]。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历史观与这一方法一脉相承，他提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15]。“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要求中共党史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空间维度上将中国与他国进行比较历史分析，全面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通古今之变化”意味着研究中共党史要整体把握历史脉络，在时间维度上贯通社会主义发展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运用大历史观进行中共党史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6]8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为我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必须在研究过程中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分清主流与本质，辨析古今中外历史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这是秉持大历史观的要求。
从世界历史的维度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近代中国所遭遇的系统性危机，从而深刻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功绩。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个国家和民族由彼此隔绝开始进入全面的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体系，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以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秩序崩溃，主权受损和军阀混战的重要动因。正是由于中国深刻嵌入了世界体系，中国的革命任务才变得复杂和艰巨。中国被抛入世界历史后，也孕育了变革的机遇。面对近代中国的系统性危机，唯有中国共产党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有效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以世界视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够清晰展现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12]18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形势的激荡，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积极判断国际形势，制定国际战略，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应该积极发掘其中的理论创建与实践成果。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时他们思考革命的基点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着眼于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把握国际局势，在不同时期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盟友，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逐步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界应继续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深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帮助党和国家更好地“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12]19。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不仅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在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共党史研究更应发掘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我们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1]，这种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非洲民族独立浪潮期间，中国派出代表团访问10个非洲国家，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在充分尊重第三世界各国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对外援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能够解决“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是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向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应该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18]在党的历史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更充分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在时间维度上贯通古今，要求新时代党史研究将党的百年历史置于深远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贯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针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8]不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需要将视野延伸至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共党史领域其他的一些研究议题同样需要如此。
贯通古今，作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9]。中国共产党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党史研究也必须发掘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存在的内在关联。有关此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的探索。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文献与党的历史时，应该借助中国传统的“经史”概念，通过“以史解经”的方式，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正确把握党的经典文献。[20]这些有益的探索，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既有与封建糟粕的决裂，也包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的延续。只有加强对两方面的关注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三、提升中共党史以史鉴今的研究效用
利用扎实史料客观真实地还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运用“古今中外法”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围绕中共党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做好党史工作，进一步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使党史工作更好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23]。这指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基于此，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科学评价党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以正确的历史叙事激浊扬清，凝聚社会共识。
中国共产党一向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使我们党能够摆脱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窠臼，正确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在1945年4月抗日战争的形势逐步明朗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建党以来党内的路线分歧、政治是非与思想矛盾，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反思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创造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转折关头，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科学的态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公正评价，充分肯定了这段时期的辉煌成就，同时反思了其中的历史教训，总体上维护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避免了社会思潮的混乱，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打下更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如今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已过去40多年，党的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值此新的历史起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应运而生。第三份历史决议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肯定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上述三份历史决议既是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现实效用的突出表现，更为中共党史研究者提供了根本遵循。每一份决议的产生都有赖于党在根本上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对过往历史的认知，回应时代问题。以历史决议指导学术研究需要党史研究者提高自身研究能力，“在党史研究中服从决议和服从真理这两者是统一的”，即使求得统一的过程“有时还会有一些复杂性”[24]，这种复杂性对中共党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历史决议为纲，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要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因为当下的部分群体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警示的，当下存在多种错误倾向，“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17]24。这就要求中共党史研究“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17]24-25。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三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树立正确历史观，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碎片化与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既有西方学术风潮的影响，也与国内学界特殊的发展历程相关。受西方独特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演进历程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学术思潮深刻影响了西方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这一学术思潮反思启蒙带来的理性主义，质疑历史进步论与宏大叙事，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外的文化和符号因素，关注边缘群体，发掘历史的偶然性与特殊性，这一学术思潮对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如果脱离西方学术史的演进脉络，盲目模仿这一研究思潮，很容易使研究逐渐陷入碎片化，以局部的微观的“事实”代替整体的现实，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历史时，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理解，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抽象出本质规律，排除偶然事件，从而得出对社会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中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为矫正特定时期“以论代史”的研究倾向引入了实证史学，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忽视历史复杂性、以教条化的单一解释框架描绘线性发展的弊端；但另一方面，这种史学的实证化倾向也出现了部分矫枉过正的情况。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批判的：“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25]中共党史研究要做到正确和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大历史观看待党的历史。同时，不因坚持大历史观之“大”而使宏大叙事趋于空洞，应用信而有征的史实使人信服。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继承了我们党和国家在党史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从新时代出发对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特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强中共党史的文献与材料收集整理工作，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彰显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功绩，从而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科学评价党的历史，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于全党大局。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全新征程，中共党史研究者必须以无愧于新时代的高质量成果为中华中共党史研究事业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