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3, 9(4): 46-52 doi: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破解中华法治文明现代化难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李娟

The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egal Civilization

Li Juan

编委: 王然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娟,法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摘要

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百年历史劫难中,中华法治文明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进程。它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法治文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法治文明之间关系的三大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破解了这三大文明难题,而且将中华法治文明推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高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法治文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标志,它呈现出自身独有的、顺应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趋势的、合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法治文明价值理念、共存逻辑和实践方式,进而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 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 ; 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PDF (1278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李娟. 习近平法治思想破解中华法治文明现代化难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3, 9(4): 46-52 doi:

Li Juan. The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egal Civilization.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3, 9(4): 46-52 doi: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国内外新形势中出场、发展及完善的。其坚持实践思维和问题导向,破解了中华法治文明现代化面临的三大文明难题,即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法治文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将中华法治文明推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高度。历时性的历史传承空间和共时性的世界竞争空间,是解决法治文明历史问题和互鉴问题的时空基点。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要处理好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明的历时性传承关系以及与人类优秀法治文明的共时性借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关起门来搞法治”[1],既要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中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2]314,又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1],发挥“文明交流互鉴”在“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3]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科学、正确、有效处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明、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资本主义法治文明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坚持人民至上和党的领导是破解中华法治文明现代化难题的根本红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华法治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之所以会面临中西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明难题和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的统治者们因阶级局限性要么割断历史,要么“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4],最终导致其所建立的政治与法治制度因不合国情、不得民心而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文明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空间的交互碰撞、涌动对话过程中,始终把握住了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党的领导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5]42,不仅从根本上破解了法治文明难题,更是将中华法治文明推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改革开放和共时性世界空间中必然要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文明进行对话与交流。那么,如何摆脱资本主义法治文明现代化的依附性弊端,尤其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法治文明的霸权输入,进而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中国的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的法治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牢把握并深入研究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选择既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又是由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逻辑集中体现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6]57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重大成就证明,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的根本依靠力量和根本领导力量。

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的根本依靠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8]中国人民崇德尚义、与人为善、惩恶扬善、热爱和平、天下大同的法治文化追求,对教育、收入、医疗卫生、居住环境等“美好生活的向往”[9]4的法治保障需求,以及“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10]的法治价值期待,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力。依靠人民群众守法护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1]的良好社会风气,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稳固长存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汲取人民法治文化智慧、满足人民美好法治需求、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法治领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依靠人民筑牢法治权威的过程中,把中华法治文明推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高度。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的根本领导力量。法治唯有遵循政治国家的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才能真正发挥规范和调节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治国重器功能。“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1],这是中国大一统历史文化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集中展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12],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历史出场和发展完善的最根本的保证。唯有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才能保持破除特权与资本壁垒、巩固与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当家作主权益的正确方向,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5]60,并随着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发展和创新。

立足人民至上和党的领导这两个政治站位,我们能够精准科学地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与中国传统法治文明、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本质区别。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的封建专制作风,抵制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的西方宪政模式。另一方面,任何一次法治改革都要毫不动摇地把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通过民主集中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为法律意志和国家意志,立足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红线,坚定人民至上,牢筑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根基。

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择善而用

近代以降,中华法治文明之所以“被迫”进入现代化历程,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方法治文明的强势入侵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西方列强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把近代化和现代化等同于西方文明,主观上企图分裂、诋毁乃至替代中国传统法治文明,客观上推动着中国传统法治文明被迫与西方文明展开不平等的对话。在“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有较大优势的世界格局下,中国传统法治文明不得已步入以西方法治为蓝本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二是中国传统法治文明不适应人民需求和时代需求。礼法合一、家国同构、引经决狱的儒家法治文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发挥了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在宋明以后,中国传统法治文明中的皇权专制、压制个性、等级森严、家长制等秩序建构理念和方法的弊端开始不断凸显,不仅无法满足以黄宗羲、李贽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而且无法在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展现中华文明先进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无法适应资本主义引领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世界潮流,从而导致封建王朝在与西方列强的兵刃交锋和文明入侵中节节败退,最终走向没落。也正是因为中华法治文明“被迫”卷入西方主导之下的法治现代化历程,所以法治现代化等于西方法治现代化的思维观念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加之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思潮以及“普世价值”的险恶传播,一些西方自由主义法治吹捧者和追随者依然以西方法治为蓝本否定中华法治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6]30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理性辩证看待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已渐成主流。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集中表现为,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以及惩恶扬善、体恤老弱、罚当其罪、从严治吏的治国策略。它能以独立的意识形态穿越历史,至今依然植根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惯习、思想文化观念以及对法律认知理解的思维方式之中。故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的某些观念、思想、策略等都会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构以及人民群众守法信法护法意识的提高产生很强的文化导向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辩证地处理好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和中华传统法治文明的关系,将着力点和中心点落脚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挖掘、阐发、传承与发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5]2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所包含的部分法律价值追求和法治治国策略依然符合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法治认知和法治需求,那么,全面依法治国就要有效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和精华,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因植根于封建地主私有制经济基础和服务于皇权专制与贵族特权而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和人治文化。所以,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赋予其社会主义法治新内涵。将传统民本思想转化为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以和为贵转化为注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的人性执法和公正司法模式,将惩恶扬善、体恤老弱转化为运用法治实现善治的评价标准,将从严治吏转化为依规从严治党管党的党的建设策略以及“抓关键少数”的法治建设策略,将“霸王道杂之”转化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方法等,如此才能真正凸显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契机,把人民心心念念的法治期待和法治理想贯通融入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融入进人民群众日常习惯、日常思维、生活习俗之中。法治中国建设如果能从形式上的法律权威上升为实质上的文化权威,对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产生深远的、强有力的、自觉性的规范和调节作用,那么,这必然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14]40的保障作用。

三、对待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要兼收并蓄

人区别于动物的最直接、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人类具有主体性的思维和意识,能够主动、有目的、有意识地建立一整套规则体系来指导或约束自身的行为,这是人类社会从原始蒙昧迈向文明社会的主体条件。法律或法治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形态、不同民族区域、不同文化地域都是广泛存在的,并在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治文明,或者称之为法系,比如中华法系、英美法系(普通法法系)、大陆法系(罗马法系)等。在经济全球化创造的共时性世界空间中,以自信自立的态度和交流互鉴的方式处理本土法治文明与外来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为提升政治国家世界认同感和文明影响力的明智之举。旧中国的统治者们因阶级局限性和背离人民立场,没有处理好与外来法治文明尤其是与西方法治文明的关系,要么故步自封,要么崇洋媚外。习近平法治思想出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中,它以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15]的高远理想和伟大胸怀,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待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平等相待,这是看待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思维起点。经历过文明蒙尘的苦难和血与火的斗争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更加深切体会和高度重视民族平等、文明平等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16]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是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三朵金花,它们各自创造了以和为贵、天下大同、崇德尚义的东方法治文明和彰显个性、自由民主、形式正义的西方法治文明,携手推动着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不断前行。

互学互鉴是对待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根本态度。人类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3]。不同国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既面临着因基本国情、历史文化和体制建构的差异性带来的特殊性问题,诸如种族不平等、宗教冲突、政治合法性等问题,同时又面临着因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普遍性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政府腐败、极端贫困、环境污染等问题。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矛盾焦点不仅仅是根本立场问题,还有方法策略问题。各国政府应该在稳定政权和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寻找一个能够合理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同时又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理性良策。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方面,社会关系法则的制度重构和价值重构往往要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17]基于问题导向基础上的法治文明间互学互鉴,可以为各个政治国家解决诸如反腐败、反贫困、反种族歧视等治国理政问题以及恐怖主义、全球疫情、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提供方法手段、价值理念、制度建构等方面的经验借鉴和文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