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这一总要求体现了农村社区治理是一项内容丰富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然而由于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许多村庄在治理的过程中难以协调日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和治理需求，良性的治理生态难以生成。不可否认，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大，而且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乡风文明、环境优美、共同富裕等目标的实现。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整体性的治理思维，统合不同的治理元素，从而实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2]。那么，如何在党建引领下，既能够不断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同时又可以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协同并进，形成村庄各治理元素有机互动的良性治理生态呢？

可以看到，近年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两个研究方向：其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农村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随着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作风、制度等基础性建设的研究逐步深入^[3]，部分学者重点探讨了基层党组织的标准化建设问题^[4]，具体包括党的组织力^[5]、组织带头人^[6]、党组织建设动力^[7]、组织结构调整^[8]等内容。其二，集中阐释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和机制创新。有学者提出了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要通过政治动员、结构嵌入、资源整合三种机制^[9]；也有学者从资源整合的考量出发，提出了联村党委机制^[10]和“跨村联建，村企共建”^[11]等新型基层党组织创新模式；还有学者从激发党员积极性、发挥党员作用的角度，重点探究了党建与治理的区分机制和融合机制^[12]；另有学者细致地分析了党建引领对乡村治理效能最大化以及发挥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提出了“助推式耦合”^[13]和“集成式联结”^[14]等机制。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选取治理成效好的个案，借助案例进行研究，对其治理举措、治理问题、治理成效等进行细致、全面的剖析；第二，注重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以及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15]等问题。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治理是一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事务且内容更多元更广泛的系统工程。例如，城市社区不存在发展集体经济和产业的问题，而农村社区治理必然会涉及有关土地、集体经济、产业、生态环境等复合性的治理事项，其中任何单一事项的治理效能都可能会影响整体治理目标的实现。学界现有研究对农村社区治理整体性特点的关注仍显不足。第一，尽管已有学者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乡村善治这一基本目标，但多数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宏观地、抽象地谈善治；第二，结合个例分析乡村治理更突出特殊性，对乡村治理的整体性逻辑思考不足；第三，对乡村治理要素的分析，多聚焦于党组织建设和其中个别要素的关联性分析，对多要素之间互动的过程和彼此作用机理的阐释较少。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整体性的视角，分析村庄内部各治理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揭示实现良性乡村治理生态的生成机理，找到其中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对于推动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实现善治和共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均有裨益。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过程，体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五个子系统的有机融合，构成了治理生态的整体系统。良性治理生态的生成，一方面是每一个子系统的治理生态都需要改善，另一方面是这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需要考察。事实上，五个子系统的运转与复合都含有三个更为根本性的要素：人、事、地。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2021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文件指明了乡村振兴涉及的主要任务和要素，但结合乡村治理实际，产业、人才、文化等各类要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若不能厘清乡村治理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能全面地认识乡村治理生态的生成机理。

实践中，乡村治理生态系统均是由人、事、地三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通过对三种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乡村治理生态的生成过程，也可以更好地揭示乡村各种治理要素发生正向聚合的规律。具体而言，人的要素包括乡村治理中的各类主体，如农民、干部，各种人才，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养；事的要素包括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工作，如组织工作、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社会治理、环境整治等；地的要素既包括乡村所在的地理环境、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也包括当地的人文环境和人文资源。所谓形成乡村治理的善治生态，即通过各种机制创新，使人的要素、事的要素、地的要素发生有机聚合，进而使整个治理系统实现良性的运转。

通过调研发现，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普遍经历了破局、入题、壮大的过程，不同乡村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在不同阶段选择的中心工作也有所不同，但生成良性的治理生态系统必须考虑如何使各种子系统相互嵌合、互促互进。

第一，破局：撬动治理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初始阶段，多数乡村面临治理的僵局，即治理资源难以被撬动，特别是人的要素没有被激活。一方面表现为村干部之间以及干部和农民之间不团结，造成“村干部积极主动，老百姓消极被动”，“一方在干，一方在看”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治理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养与治理现代化不匹配，导致治理资源难以被撬动，治理效能不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战略实施初期，村民有顾虑、不信任村两委，部分后进村因常年干群矛盾导致治理僵局难以破除。因此在破局阶段，大多数乡村往往是通过抓住一些关键的事来扭转人的要素发生变化。例如，整治村容村貌成为许多地区打破治理僵局的切口。村庄环境的改变能够很容易被看到和感受到，且村庄环境的改善直接影响着村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面貌。看似一件小事，一方面反映着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决心，另一方面又直接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和感受，体现了事的因素作用于地、进而作用于人的过程。

第二，入题：凝聚治理合力。在撬动治理资源的基础上，还要聚合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基层党组织需要将乡村治理的各方主体聚合，首先要构建完善的矛盾化解机制，善于为农民排忧解难、化解矛盾，如设立“有人管”“及时办”等机制。“有人管”是指建立村民调解委员会、分管调解委员、村长书记三级调解机制，实现村两委联动参与，保证矛盾化解得了、纠纷预防得住。“及时办”是指通过建立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收集村情民意，对各类纠纷矛盾值班村干部要做到讲诚信，有时间马上调解，没有时间约定时间及时调解，做到第一时间介入、有事不过夜，杜绝不闻不问，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其次要构建招才用才机制，形成重视人才的氛围，吸引乡贤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发挥作用，只有形成爱才惜才、举才用才的风气，才能引得回、留得住。同时要做到急年轻人才之所急，为年轻人才的发展和生活提供便利条件。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要善于做工作，比如每年举办春节乡贤茶话会、不定期走访关心乡贤的留守亲人，将家乡的变化定期通报“新乡贤”。这样做可以让走出去的“新乡贤”更加乐于关心乡村的发展，积极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此外，乡村是关系紧密的共同体，乡村治理必须注意到各方面的人的要素，除了人才、乡贤，还要注意关爱弱者。例如可以成立扶贫资金互助社，将村集体光伏收入全部归低收入农户；对残疾、年老体弱、文盲、孤寡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给予特殊帮扶关爱，实行陪办制、代办制。

第三，织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弱，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环境优美、共同富裕的建设成效就会大打折扣。乡村治理和家庭治理有相似之处，经济是基础，需要村两委用心投入经营。破局、入题、壮大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也是互相影响的循环过程，离开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乡村的善治生态则难以生成。美成在久，只有继续巩固和完善治理生态系统，才能进一步使乡村振兴的治理要素聚合出更大的动能。而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构建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与和煦的人文环境。把公开监督作为巩固善治生态的法宝，需要做到包括决策公开、过程公开，完善五议两公开制度，规章制度上墙落地，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开，激励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等方面。而对于阶段性工作以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要做到随时公开，防止信息公开的形式主义。此外，打造“人人参与发展、人人可以监督、人人共享成果”的乡村振兴格局，必须使成果共享。乡村善治生态的生成和巩固，说到底是人的思想行为所构成的治理系统，只有将新时代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理论优势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新文化；将现代工业文明与绿水青山的农耕文明结合起来，形成新地理，才能不断生发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如图1所示，在善治生态的生成过程中，破局、入题、壮大各环节都是人、事、地三种要素不断发生聚合，依托地的具体情况，推动关键的事，成功地发挥了人的积极性，最终改变了人的思想和行为系统。人的要素的改进，又作用于事的要素和地的要素，从而构成一幅循环往复的良性治理生态系统。

通过对良性治理生态要素聚合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人、事、地三种关键要素的聚合离不开组织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对乡村中心工作的引领与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它意味着一种复合结构”^[16]，同样，理解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党政体制。在党政体制下，党的建设始终是治理问题的核心命题。实践中，可以从“小党建”和“大党建”两个层面分析基层党组织建设，前者指的是组织部门的党务工作，“包括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管理、指导基层支部党员发展等工作”，而“大党建”是党委政府口径下的党建，“就是要加大基层党组织以多种形式参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力度，即在中心工作中锻造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动员党组织和党员的资源用于完成中心工作”。^[17]在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中，能否实现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的有效复合，既是中心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也是避免基层党建陷入形式主义的锁钥。而且正是能够实现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的有效复合，处理好“小党建”和“大党建”的关系，探索出党建与中心工作有效复合的具体路径，才能够有效地改善治理生态。

第一，实现党建引领的关键是组织和干部。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强调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其中领导干部是首位要素^[18]。原因在于，改善乡村治理生态的关键是要撬动缺少生机活力的治理板块，使农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要素活动起来，而发挥撬动作用的支点在组织和干部。村级党组织自身力量的强大是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19]，组织如果不活动，就没有活力；只有组织和干部有力量，才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村级党组织负责人如何充分发挥支点作用，撬动治理板块，不仅要做到无私、不与群众争利，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还要有远见。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书记，村党组织负责人要有思路、有规划，规划要长远、要具体。与此同时，要实现村级权力结构的现代化，使村两委分工明确、权责明确、事权清晰，分工但不分家。遇到不同意见时，应坚持公开当面提，坚持把问题放到桌面上，这样才能实现班子成员之间团结同心。

第二，把握好“小党建”与“大党建”之间的关系。有些乡村在实现善治生态的过程中，善于把“小党建”与中心工作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住“小党建”与“大党建”的内在逻辑关系。比如，村级党组织负责人和党组织成员在发展党员、党务公开、组织理论学习、召开组织生活会、联系外出党员等党务工作中，总是能够将其与乡村发展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使得“小党建”的开展能够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保证了中心工作在“小党建”机制的引领下完成的质量更高。由于“小党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党务工作落在实处，普通党员的积极性更高，党建工作也运转的更好，政治生态、干群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同时，为了减轻基层负担，防止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县、乡、村三级抓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责任落实机制，县级、乡镇相关部门需要建立起“大党建口径”的考核比评机制和容错机制，党建考核比评不只是看党务工作做得怎么样，还要考核和比评抓中心工作的成效如何。此外，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加强县、乡、村各级的联络沟通，及时了解村里发展面临的实际瓶颈，能够促进村级治理探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善于探索党建与中心工作有效复合的具体路径和机制。乡村善治生态的生成涉及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环境生态的改善，而在实际工作中，各方面治理都会面临诸多难题，关键是如何破解难题。村两委在谋划乡村振兴的实际工作中，需要针对不同的中心工作，探索出发挥党组织、党员作用的机制办法。针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既要严格按照基本能力标准来进行考核，同时又应当给予其自主探索的政策空间。党组织负责人有威信，班子成员有凝聚力，有了撬动治理板块的核心力量，通过党建复合中心工作的具体机制，进一步聚合各类治理资源，实现整体治理生态逐步得到好转。

第四，以系统性思维构建良性治理生态。善治生态的生成本质上是构建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体系有效运转。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运转涉及制度、政策和机制三个方面，而机制又主要包括平台机制、人事机制、项目机制和保障机制。^[20]但是并非构建起治理体系及相关治理机制就一定能够实现或最大限度地实现治理目标，还必须注意到缺少良性治理生态所导致治理体系运转中产生的“摩擦损耗”。治理体系运转中的“摩擦损耗”会使制度运转不灵、政策不能贯彻下去以及机制创新和运转受阻，最终导致治理体系的运转被严重梗阻。导致“摩擦损耗”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政治方面人心不齐、没有凝聚力；经济方面发展动力不足、瓶颈比较多，贫富差距大，资源利用率低；社会方面矛盾突出，风气不正；文化方面缺少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公共美德，文化滋养不足；环境方面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村庄面貌脏乱差。通过破局、入题、壮大，久久为功地系统性治理，才能最终生成良性的治理生态，最大化地减少治理体系运转的梗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善治生态生成的过程和机理，揭示出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治理体系、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思想、理念的现代化，归根到底也就是治理主体真正具备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而作为能够聚合人、事、地各类要素的组织，就必须选用无私、公正且有远见、有能力的干部。构造良性治理生态，要坚持系统思维，关注乡村振兴中各类要素的连接和互动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要“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21]。这一关于如何坚持系统思维的重要论述为乡村善治生态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从治理生态示意图中可以看到，治理生态系统的第一层级中，人、事、地各类要素是互相影响的，在系统的第二层级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彼此嵌套的，整体的“大党建”和中心工作构成了善治生态系统的主要框架。

善治生态就是通过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机制和路径的创新，形成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环境生态的整体生态圈。在党建引领和复合中心工作的过程中，通过人、事、地各要素的聚合，于破局中撬动治理资源，于入题中凝聚治理合力，于织篇中壮大集体经济，系统性地谋划改善乡村治理生态，最终生成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政治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生态、迈向共同富裕的经济生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化生态，以及“两山”理念指引下的环境生态。善治生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必然是善治和共富的目标导向。善治，就是藏政治于民、藏信念于民，人民能够有序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依法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对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就会深信不疑；共富，就是藏富于民、藏生态于民，人民衣食无忧、生活富裕，敦睦和善、爱护绿水青山，就能够提供内生动力长久滋养华夏文明。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善治生态的生成，并不只与村级工作有关，而是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县、乡、村各级工作聚合的产物。本文聚焦于阐释村级党建引乡村振兴治理生态生成的机理，县、乡两级的工作只稍作讨论。事实上，村级党建引领乡村善治生态的生成，与县级党建和乡镇党建的统筹谋划是分不开的。从县、乡、村三级考察和分析基层党建的布局和运转，能够进一步揭示良性治理生态的生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