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3, 9(4): 99-109 doi:

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历史文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述与考察*

刘涵, 周文琦

The Discourse and Examination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the People

Liu Han, Zhou Wenqi

编委: 张牧云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涵,哲学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周文琦,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的表达经历了一个提出、丰富及拓展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顺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在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在“两个结合”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 历史文献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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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涵, 周文琦. 党的历史文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述与考察*.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3, 9(4): 99-109 doi:

Liu Han, Zhou Wenqi. The Discourse and Examination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the People.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3, 9(4): 99-109 doi: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论述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理论创新、内在逻辑、实现机制等角度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既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也有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是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个体与大众的统一和互动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交织耦合的必然结果。本文以党的历史文献为中心,梳理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述和表达,廓清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内涵与外延,把握其演进规律,为新时代新征程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加辉煌的新篇章贡献绵薄之力。

一、探索与建构:党的历史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初步阐述(1919—1978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革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宇宙观,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发展的世界观与变革现存世界的方法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带领党和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述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初现,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站起来历史进程中理论创新的必然逻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受国际国内发展客观条件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尚未明晰等主观条件的双重影响,“第二次结合”引领下建构“三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均在这一时期呈现曲折发展的趋势,艰难前行。

1.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1917年,列宁创造性地将19世纪40年代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成功的革命实践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拉开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序幕,也开始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全球。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寻求科学的理论指导,但这一时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欠缺。李大钊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指出:“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1]23可见,李大钊希冀将源于西欧的一种全新理论引入中国以消除民惑的同时,也暗含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使其成为适合中国发展所需的思想。李大钊还指出,为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材料、工具”[1]54。这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但这并非意同于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是仅蕴含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构想,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认知,并未上升至探求二者真正的契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阐释的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即把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置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下加以分析解读。但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全面的、深刻的把握,造成了党在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应用出现了机械式、教条式的错误,突出表现为一旦获得某种重要的结论立即应用于实践,这也为教条主义在党内的蔓延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实践以及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而如何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点,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成为摆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1928年6月18日,中国化的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载于中共中央关于在莫斯科训练中国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信中,具体内容提及:“因为列宁学校的学生主要的是欧莫同志,一般的设备和课程自多偏于一般的性质,无法注重于中国化的问题。”[2]虽然这里的“中国化”并未直接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隐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因为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训练中国干部所开设的课程并未注重中国化,即传授的课程理论未能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无法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萌生的关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早期直观想法。

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划清了与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错误思想的界限,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毛泽东在1930年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从而初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同时保证不脱离实际情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4]651,“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4]651。这标志着毛泽东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共识。

2.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跃升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述的提出,其开始在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林养英等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献中陆续出现。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次日,张闻天在论及实现组织工作的中国化时提出,既要“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4]665,又要“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4]665,并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化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以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4]701。不难发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个结合”与这里的表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此后,毛泽东在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5]682,“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6]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在“化中国”基础上的中国化理论跃迁。

分析可知,人民大众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与价值载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提出之前,大众化一词广泛用于文艺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之中,意同通俗化,最终指向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存亡和民族危难之时唤醒民众,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凝心聚力。马克思主义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而是要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点明了中国化的归宿是“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4]701。在当时革命队伍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必须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转变,才能推进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鼓动的语言文字必须是生动的和大众化的,必须富于感情和富于煽动性的,才能更有效地激起群众的感情”[7]。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大众化的定义作出了初步的概括:“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8]289借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大众化的论述,可以将大众化这一概念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进程中,只要马克思主义“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话语较为多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还存在“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10]、“马列主义中国化”[11]、“不反对中国化、民族化”[5]101等。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同样也有多种,例如张如心将毛泽东思想称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2],刘少奇称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3]374、“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3]391,任弼时称其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13]487。此外,七大党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4]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与当时所处的革命历史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虽略有差异,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深化拓展的理论认同与实践自觉。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中断与实践延续

1948年6月28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苏联的操纵下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曾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类似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争取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争取苏联社会主义大国的援助,不得不表示支持欧洲情报局的做法。《人民日报》还刊发《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公开批评南斯拉夫,划清与“民族主义”的界限,表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外交态度与在两极世界格局之下的中国选择。此外,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容易被曲解为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在审阅1951年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将其改为具体化,但二者实际上只是表述方式的差异,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大约30年的时间内在党的文献、报刊、公开讲话中很少能查阅到,只有零星的提到过具体工作中国化,还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出现了说法使用上的间断。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在这一时期中断,但实践的探索却从未中断,党始终围绕这一命题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积极探索建构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探索出了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了“第二次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15],并以树干和枝叶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关系,旨在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的指导下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做到“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16]。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就是实践基础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证明。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的使用出现中断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顺应国际形势的话语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佐证。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而采取的建立健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机构、系统翻译与出版经典著作、培养大批的马克思主义人才等举措,皆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举。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三化”的论述,集中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述与实践深化。其一,在理论阐述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由于经验的总结、理论的凝练需要借助于实践活动的向前推进,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存在“时间错位”。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认识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绝不能只是机械地加以重复,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寻求结合并接受检验,从而将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这一说法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实现自身的过程。其二,在实践深化方面实现了从模仿到独创的历史性变革。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受苏联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影响,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但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经验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现了在实践探索的模仿阶段向独创阶段的转变,而遵义会议的召开更是将实践推向独立自主探索的新阶段。此外,在这一过程中虽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表述,但已将时代化的命题蕴含于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并最终指向大众化。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于为何“化”、“化”什么、何以“化”,毛泽东借“彻头、彻尾、彻里、彻外”[8]76八个字精简扼要地作了内在规定。

二、深化与突破:党的历史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丰富(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自历史发展的阶段,既勇于破、又善于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以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刻回答了国家、时代、人民提出的新命题。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记载也在这一时期丰富了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富起来进程中理论创新的必然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深刻把握,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对内改革的脚步,注重提炼理论创新的规律、总结实践创新的经验,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自命题的推进深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命题的系统突破。

1.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两个凡是”思维的束缚,将人民群众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就是重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标志。尽管邓小平很少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鲜明主线,突出表现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的重要命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实际”[19]的科学方针。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和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如何回应世界局势与时代变化对中国提出的发展之问,迫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作出回答。邓小平深谙时代发展的规律、寻找时代发展的契机、紧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透过时代风云指明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命题开始进入党和人民的视野。基于此,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20],这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时代特征的内涵,是党的历史文献里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原始表述。党的十五大科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飞跃及其理论成果,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21],并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2]。这里将邓小平理论等同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就是等同于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2.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重新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3]的要求,这一表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党的相关文献、领导干部讲话、理论宣传作品文章之中,且话语表述上趋于固定,统一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一大重要战略任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一方面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24]2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同时还原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对其意义作了高度凝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4]206;另一方面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24]102,作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24]101之一。此外,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4]26,这是党的历史文献中首次明确出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述。之后,胡锦涛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要积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明确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安排。

从字面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表述包含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四个要素。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当代对应时代化,中国对应中国化,再加上大众化,这简短的13个字将“三化”的丰富内涵熔铸于内。“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5]这两个“不断”集中表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化”命题的系统思考与理论积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命题呼之欲出。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性命题的形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命题,并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6]143。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三化”及其内在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作了更加明确和全面的概括与规定,也映现了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由自发向自觉、由感性向理性、由部分到整体的转变。自此,“三化”并提成为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流话语,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提,是一个涵盖社会历史时空和社会主客体的周延的完整的命题。[27]中国化即空间维度的阐释,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时代化即时间维度的阐释,旨在保持与时俱进的姿态以马克思主义剖析并解决时代难题;大众化即主体维度的阐释,旨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依托载体。

同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2009年习近平在《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概念内涵作出了科学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三化”的内在逻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6]261,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化”关系的思考趋于系统和成熟。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政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把不断推进“三化”作为重大战略任务,贯穿于党的思想、宣传、文化工作之中。“三化”不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等重大场合的党的领导人讲话中被多次强调,也在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开创公民道德建设新局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具体工作的讲话与报告中频频出现,可见“三化”并提的表述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准则与行动基点,在全党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概言之,这一历史时期关于“三化”的论述集中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表述,使得党对“三化”命题的理解更加立体。一是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法并一以贯之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样态,不仅实现了新的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开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样态。二是将时代特征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并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伴随着中国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指向也应由“化中国”所需转向“化时代”所需,即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三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凝练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与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实行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其底层逻辑是夯实推进改革开放的群众基础,基本途径是解放思想,因此必须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命题。综上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化”的论述是一个从“一化单提”到“三化并提”的动态演进过程,其既体现在话语表达的集成创新,也表现为基本内涵的丰富延展。

三、升华与飞跃:党的历史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延展(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马克思主义之魂、创时代发展之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勇攀高峰,深刻回答了强起来逻辑基础上建构理论创新话语体系的升华与飞跃,使“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8]16,“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29]成为时代最强音。

1.在“两个结合”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时代以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法得到了基本沿用,但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立足中国实际,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勇攀高峰,突破束缚现实发展的思想桎梏,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面临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使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表述使用更加普遍。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30]的战略任务,并指明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新时代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体布局和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构建,注定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抽象的理论实现普及大众的转变。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1]12,同时明确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31]12的基本要求。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七一”讲话中作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1]13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性论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3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的一致性,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未来理论与制度创新中的重要意义,并将“第二个结合”提高到思想解放的高度,为更好地回答时代命题,更充分地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了方向指南。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意义作了全面总结,其中一条便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33];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作了题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讲话,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行的更深层的原因归纳为“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34]。从“七一”讲话到“第三个历史决议”,为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命题廓清了思想迷雾、奠定了理论前提。

2.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一个突出亮点就是提出并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8]16这一重大科学命题。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话语表述上第一次增加并强调时代化,这是党在话语表述上的重大转变,相比以往只提中国化或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提的表述,这无疑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大成果。中国化时代化的并提,绝非二者概念线性的简单叠加,而是逻辑严密、内涵升华、辩证统一的整体,不能将二者对立、割裂来看,而要将其视作质性递进的整体。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突出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28]18,既是对建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理论创新的深刻总结和凝练概括,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庄严的历史责任,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心考察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述提出的语境,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由“七一”讲话中的“马克思主义行”进一步归纳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8]1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行”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将其提高到新的认识高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探索过程中本土化与具体化的必然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化中国”的前提下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逻辑理路。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28]1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决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包含“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立意高远、内涵深邃的理论体系。第三,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内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本质性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两个结合”进行思想凝练与行动安排,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逻辑从“立足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回答‘四大’问题—得出科学认识—形成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实践”延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逻辑从“为何结合—结合什么—何以可能—如何结合”延展。第四,推进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对蕴含于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行深刻领悟与准确把握。在新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出“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从而为持续助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增强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是根脉,中国化时代化是“化内容”,突出解决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大问题;而大众化是“化形式”,力求将抽象的思想理论形象化、通俗化、生动化,“要坚持不懈面向基层群众、面向实际生活,努力构建接地气、有生气、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大众话语体系,架起科学理论通向人民大众的桥梁”[35]。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表述,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提,这并不意味大众化不再重要。仔细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目标指向“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28]18,这一重要论断将大众化囊括在内,并将其作为检验和衡量中国化时代化是否成功的标准。

纵观新时代以来关于“三化”的论述,集中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守正创新。守正表现为新时代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根脉为本,创新表现为重思“三化”的内在逻辑关系与话语表达方式,不断加大推动理论创新的工作力度,具体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升华为“两个结合”,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魂脉与根脉。新时代以来,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迫切要求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进而将其纳入中国化的内涵之中。第二,将中国化、时代化并提,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传统话语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重点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一面,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一面;新话语体系则重点突出时代化命题,即要彰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回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促进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第三,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表达,转化为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28]18,“日用而不觉”“融通”表现了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效,这与长期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开展是密不可分的。

四、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三者表述并不只是概念线性的、机械的增加或减少,而是党中央根据不同阶段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需要,基于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及大众需求,从而进行话语表达方式的调整。与之相伴的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概念内涵与外延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三者关系的整体性把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变,开辟了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立足于“两个大局”,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必须秉持科学观点、正确把握国情、明晰时代特征、站稳人民立场,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理论创新工作不断向前,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取得新的成就、开辟新的境界、谱写新的篇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建构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2BDJ09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本文引用: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6.

[本文引用: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2.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93.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本文引用: 1]

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4.

[本文引用: 1]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8.

[本文引用: 1]

张如心

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

[N].解放日报,1942-02-18(3).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3]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

[本文引用: 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26.

[本文引用: 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7.

[本文引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本文引用: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3.

[本文引用: 1]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1.

[本文引用: 1]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本文引用: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6.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00.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本文引用: 5]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4.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本文引用: 2]

陈德祥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认识发展

[J].广西社会科学,2012(1):11-15.

[本文引用: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本文引用: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4.

[本文引用: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本文引用: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求是,2023(17):4-17.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3.

[本文引用: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9.

[本文引用: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57.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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