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史研究。1942年，为指导全党党史学习，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专门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在演讲中，毛泽东就党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古今中外法”作了系统阐述。这一研究方法对党史研究的意义、原则、方法作了全方位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科学结合的典范，对党史、国史研究乃至一般的人类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原则
历史价值是一定事物、现象和行为具有的历史意义。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是历史研究的两个重大课题。所谓历史真理论，即以认识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如历史有无规律、历史的规律究竟为何等。而历史价值论则是以价值的原则来看待历史，如探讨历史对人的生存意义、历史认识对人的解放的价值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同时历史科学还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展开和深化。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关注历史，注重的是历史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功能。
中华民族素来就有重史治史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定盦文集·续集·尊史》)。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重史传统，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延安时期，党就为组织干部系统学习和研究党史、革命史、近代史成立了专门机构和专事人员。毛泽东特别重视党史教育与研究，强调要从历史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把握中国革命、建设成功的规律。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399
研究党史就是为了把所走的路搞清楚，把事情办得更好。过去，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考虑“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1]399。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党的历史上曾发生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其中以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左”倾错误的发生说明中国共产党还缺乏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与理解不够，无法将理论与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党史研究学习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组织和引导了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党史学习活动。党史学习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错误进行系统总结，搞清楚“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399。党的干部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展开学习和讨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1]399。通过学习和讨论，党内同志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之前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革命中的严重危害，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中国共产党研究历史强调的是历史的镜鉴功能。党史研究不是专注于历史的个别细节，而是要着眼于整个历史进程，通过对历史路线和政策的研究，更加清晰、准确地把握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们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的。1944年，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将其列为延安整风教材，印发全党学习，提醒干部“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2]。1949年，毛泽东在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路上，将此次行程喻为“进京赶考”，并强调要考一个好成绩。“赶考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取向。
二、“古今法”：联系发展原则与历史主义原则
“古今中外法”包含两个层面，即“古今法”和“中外法”。“古今法”就是历史的发展，体现了党史研究的联系发展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联系发展原则强调研究党史要把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材料联系起来研究，否则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能把问题弄清楚；历史主义原则，“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1]400。“古今法”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
1．“古今法”之联系发展原则
“古今法”是马克思主义联系观和发展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它要求把历史的构成要素视为前后相续的过程和普遍联系的系统，要求人们追源溯流、探因求变，寻求历史发展演变的具体规律。
毛泽东对党八股的批评体现了“古今法”之联系发展原则。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对党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风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教条主义者“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3]312；党八股文风不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4]830。要彻底打倒党八股，不仅要分析它的表现和危害，更要追本溯源，查找它产生的历史原因。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对党八股的前身老八股进行了梳理。毛泽东指出：“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1]404所谓老八股，指的是明清以来的封建科考文体，考题取自四书五经，文章撰写有固定文体结构，由于限制太严，老八股严重束缚了写作者思想，更严重的是，八股文论题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对经济政治世事人情缺乏了解，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束手无策。党八股由老八股脱胎而来，同样不看对象、无的放矢、空话连篇。
党八股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洋八股。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人食洋不化，“言必称希腊”，“‘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4]831。在党内，一些所谓喝过洋墨水的人，生吞活剥西方文化，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空谈理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洋八股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体现。洋八股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废除洋八股，反对空洞抽象的文章和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以“古今法”的联系发展原则对党八股追根溯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端正了文风、改进了党风，有助于人们彻底认清党八股的性质和危害。
2．“古今法”之历史主义原则
“‘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400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要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今法”强调贯彻历史主义原则，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具体全面的考察。
对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评价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对陈独秀有过评价。对陈独秀的集中评价是在抗日战争和整风运动期间。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5]391。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拒不反省，并涉足托派小组织活动，最终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毛泽东对这段历史作了总结，一方面肯定了陈独秀在北伐战争前期的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在革命后期作出的错误判断。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性。所谓幼年性，指的就是党的不成熟性。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时期，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还很不成熟。党的不成熟、幼年性是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并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是不足的，那时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片面强调民众运动，忽视了革命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党对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认识。由于党的不成熟，所以才受资产阶级的蒙骗，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因此，毛泽东没有纠结于大革命中陈独秀的个人责任，而是将陈独秀的错误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全面的考察。毛泽东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1]406，就犯了英雄史观的错误，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
尽管陈独秀终因所犯的错误被开除出党，毛泽东还是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以犀利的文风唤醒了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情怀，并通过《每周评论》为五四运动制定行动纲领，成功推动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因而毛泽东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风运动期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成为当时批评的主要对象。但毛泽东指出，当时还不是宣传陈独秀的革命贡献的时机，等革命胜利后党要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历史辩证、客观全面，深刻体现了“古今法”的历史主义原则。
三、“中外法”：全面分析原则与矛盾分析原则
“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400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1]406。“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1]406具体而言，“中外法”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全面分析原则。“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1]406，要避免主观主义就要做到全面系统地占有研究材料。其二，矛盾分析原则。毛泽东形象地把矛盾对立的双方比喻成“中外”，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思想来考察和认识历史，从矛盾对立双方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性质和作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1．“中外法”之全面分析原则
要研究历史就要系统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6]“中外法”正是出于对研究的全面性的要求。
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对象是整顿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4]819主观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从而引起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对事物的错误认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己不知彼，“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3]312，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会在实践中犯大错误。
历史不仅涉及纵向联系，而且涉及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即为古今，横向联系便是中外。“中外法”强调学习研究党史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把历史事件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研究辛亥革命，如果不了解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而且，“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1]405。党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放到整个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个阶段的历史真正认识清楚。要了解国共合作，就要全面了解国共合作的相关历史背景，收集国共双方的历史材料，如果只看共产党一方的资料，就会犯片面主义的错误。中共党史上的很多错误也都有它的国际背景，大革命前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后党的三次“左”倾路线、抗战期间王明的右倾错误等，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存在一定关系。正是通过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一个在理论上真正成熟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2．“中外法”之矛盾分析原则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3]299用矛盾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并用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毛泽东党史研究的重要原则。
“古今中外”，“中”是中国，“外”是外国，“中”和“外”代表的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1]406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视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并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对矛盾规律作了系统的阐释。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相互排斥，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和根据。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和内因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3]30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共同推动了社会的演进发展。社会变化的原因在内部，事物的外部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外部影响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苏轼《范增论》)“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11]。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但外在的影响必须通过内在情况才起作用。小到人是健康还是生病、是生是死，大到国家的兴亡、政党的兴替，都是由其自身内部的条件决定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3]30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虽然是原因，但这只是外因，更主要的是苏区红军存在不可克服的弱点，因为同样是面临国民党的进攻，陕北红军却没有被破坏，由此看来，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党和苏区的内部原因。大革命的失败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党内的机会主义被清除之后，革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也如《论语·颜渊》所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抗日战争中国能否得救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国，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则必能将日寇驱逐出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以及日本国内人民和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视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并指出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是战胜日寇的首要条件。对共产党而言，“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3]303，学习研究党史正是巩固党的组织、端正党的路线的必要举措。
毛泽东将党史研究作为党的自我教育的手段，从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为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成功地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古今中外法”与中国中心原则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1]407，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对党史研究的立场进行了规定。
1．反对西方中心主义
党史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1840年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西逆转、中外失衡，中国文化在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处于弱势地位。借此，一些人通过贬低中国文化价值，编造一套“洋奴哲学”，为西方的殖民霸权提供支持，更有甚者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头脑不如人”[7]。这些人对中国肆意贬低歪曲，捏造了中国落后的负面形象，仿佛中国想要进步就得奉“拿来主义”为圭臬，照搬照抄，不得有任何疑议。不但自由主义者如此，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此毛泽东批评道：“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8]43毛泽东还指出，不反对“洋奴哲学”，不清除迷信西方的教条主义，中国将永远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习西方存在着“怎么拿”“怎么用”的问题，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但是“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9]159。学习西方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必须批判地吸收，有选择地借鉴。
“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1]407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取外资内”的思想。他主张借鉴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但对于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应该有一个以我为主的鉴别吸收过程。任何文明都有优点与缺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要抱着批判吸收的态度，既不盲目否定，也不盲目崇拜。对西方理论必须有所取舍，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而不是照单全收。各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国情变了，方针也要变，别国的经验需要学、路要照着走，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12]，路走不过去，还不知道拐弯，还要照直走，那就是教条主义、反马克思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标志着党在理论和政治上开始逐渐走向独立和成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人民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证明，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依靠自己，从实践出发，走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
2．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中国中心原则就是要以中国的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适用于各个民族国家，但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具体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与本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关俄国革命经验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列宁把马克思主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列宁主义。因此，也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408。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的实际变化，探索出解决新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人类与社会发展规律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国情的特殊性，都要结合自己的问题与现实需要创造新的理论、书写新的著作，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撑。如果没有列宁的“《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9]109。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为了批判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长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从而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了党的干部，统一了党的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5]534的任务。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在系统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一次重要运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座丰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和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的完全解决。毛泽东有关党史研究方法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形象概括。“古今中外法”体现的认识论原则，是党的智慧和经验的历史总结，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历史、认识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