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期间，具有崇高政治权威的三民主义是社会舆论中的重要符号，中国共产党通过阐发三民主义表达自身政治主张，将共产主义理论、政治实践同三民主义发展演进紧密联系，强调自身在发展三民主义理论中的贡献，并借用三民主义的政治权威，强化政治合法性。本文拟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念话语中的三民主义言说，分析寄寓其中的多样政治主张，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调用革命文化资源、因应抗战时局的努力。
一、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理论演进
纪念话语在阐发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指出，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反映，它深受近代社会运动和域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被用来阐发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国意义，有助于扩大该理论的影响力。
早在全面抗战前，运用纪念话语强调三民主义的现实价值。三民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国内各政党不能忽视的思想资源。早期共产党人较早地肯定这一理论，并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之一。瞿秋白认为它是符合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革命理论，有其历史来源和现实基础，不同于其他空想性的思想学说，“三民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等的分别，因为一个是中国经济情形本身有此种要求而发生，一个是空想的和理论的”[1]130。他认为三民主义的形成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动，其中的民族主义更是先进中国人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的理论探索，“三民主义本是一个极简单而毫不费解的主义，因为有外国的压迫和欺凌，故首先有民族主义，……所以提倡民族主义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并不用何种高深理想”[1]130-131。瞿秋白认为三民主义反映了列强侵略压迫造成的国家疲敝落后，因应时局成为这一理论的底色。谢觉哉亦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唯一出路，我们前进一步，总理的明灯在前煌煌照着，再进一步，仍在前煌煌照着，不进的人，是不能看见的，真实的总理信徒，应当在行动中研究故训得到成功”[2]。谢觉哉在纪念话语中肯定了民族主义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价值。
而到全面抗战时期，纪念话语对三民主义相关内容作了全面阐发。就其兴起背景而言，陈伯达指出经济基础的变化是产生三民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因，“恰是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出现的时候，而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才有最初步的萌芽，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中国还未展开”[3]。陈伯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这一问题，将三民主义的形成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动联系起来。三民主义还反映了民众的革命愿望。在1940年11月的孙中山纪念中，《新华日报》认为“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中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底农民起义，内反封建，外抗侵略，遂使孙中山先生底民族民权民生之观点，蔚成为三民主义之思想体统”[4]。三民主义由近代中国内外思想潮流与革命实践共同促成，它是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时，陆力明确指出三民主义的历史地位：“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使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各党各派合作的政治基础。”[5]正因为三民主义与中国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有着因应时局的现实作用，也为中共借助阐发这一理论和迎接政治挑战提供思想支撑。
纪念话语阐释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话语阐明三民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指出三民主义是传统文化因素和西方政治思想融会贯通的产物。三民主义的生成与孙中山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有关，如仁义、和平、革命、大同等思想，[6]如何评价这些文化因素成为阐发三民主义绕不开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一问题，陈伯达直言：“在中山先生思想中有思想的消极陈迹，又是继承了中国过去文化思想的一部分精华，这些是没有谁否认的。然而如果把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当成只是封建社会道统的继承，那并不是从历史的向前来看中山先生，而恰是从历史的向后来看中山先生。”[7]这一言说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因近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抛却传统文化而迎合西学，西方的学术、制度甚至生活方式都逐渐渗透进中国的政治文化肌理，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精英虽然不多，但大多主张运用西方学术和制度来改造中国。“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难不断加深，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改变，逐渐认可传统文化在培育民族精神和现代国家意识中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必需。
在全面抗战时期，传统文化进一步地摆脱了近代以来屡遭否定的尴尬地位，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迅速上升，“孔子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8]，随着传统文化的境遇得到改善，国民党更是将传统文化视作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治资源之一，“戴季陶主义”正是此中的典型代表。在言说三民主义时，戴季陶极力发挥孙中山思想中的传统因素，“戴季陶主义则或是歪曲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或是夸大其中的消极因素，或是利用孙中山阐释某系概念时的不严密性，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更加以发挥。在当时，它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需要，成为他们破坏国共合作并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9]。“戴季陶主义”反映出国民党试图通过控制和垄断孙中山思想的解释权，在消解其革命性的过程中将其转变为统制民众思想的工具，邓小南指出“在面对原本陌生的新环境之际，决策者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依靠对于原本熟悉的固有精神原则的重新阐发，奠定比较安宁的施政基础；为了保持稳定感甚至建构起某种信任格局，在面对当前的挑战、铺展通向未知的道路时，常常强调与既往、与‘已知’的延续”[10]。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戴季陶主义”，陈伯达意在从史观上予以区别。在纪念话语中，陈伯达认为戴季陶主义是回向传统的保守退化史观，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面向进步未来的进化史观，两种史观从不同角度来梳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王明认为三民主义不但接续了中国思想的传统，也吸收了欧美的重要政治思想，[11]包括“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或甚至君主立宪派(如俾斯麦)，西方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直到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者，特别其晚年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最深受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影响。”[7]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三民主义得以深入发展而成为新三民主义，最终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纲领。周恩来也指出正因为三民主义综合了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思想，从而为抗战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6]纪念话语对“戴季陶主义”的否定与纠正的实质在于维护三民主义的活力，是基于革命历史与抗战形势的主动判断，认为三民主义有助于应对全民抗战时期艰难的民族危难，而着力维护其真意，不致因为戴季陶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歪曲而使得这一理论日渐庸俗化，最终失去鲜活的时代价值，纪念话语也有助于延续国内革命思想的传播，不致因为全民族抗战而放弃自身的革命主张，完全落入国民党右派塑造的理论窠臼。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12]我们看到，纪念话语对三民主义的诠释和阐发，离不开对抗战时局的关切，尤其是在面对抗战时期不同阶段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摄取三民主义中的不同内容来分析时局、阐发自身的政治主张，从而希冀于改善抗战方针政策，推动民族解放事业朝向更好的发展方向。
纪念话语指出三民主义是团结国内抗日力量的思想资源。吴敏认为，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孙先生集合了全国革命人士到国民党的组织之内，并且规定实现三民主义的具体办法，联俄联共扶植工农等三大政策，这样形成了新的统一战线。[13]三民主义的形成与民族解放事业密切关联，它随着孙中山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有所发展，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14]时人称不论相信何种信仰何种主义，只要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都能共同相信三民主义，此既成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在今日中国凡相信国家主义、民治主义，或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的人，都应该承认三民主义是今日救中国和将来建设中国的必由之路。三民主义的政纲，应该成为全国各党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纲领”[6]。随着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三民主义也由旧趋新，成为时局演变下思想理论随之进步的体现。正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促成了三民主义与现实关联日益密切，对社会运动的指导作用不断增强。
纪念话语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紧密关系，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张本。起初，共产主义的拥戴者并不多，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共产主义理论也不断为人接纳而成为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潮。早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即有了交融互通的现象。[15]到了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相通之处得到全面地阐发，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理论基础，1939年，《新中华报》明确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11]纪念话语诠释二者的关联，以锚定自身意识形态与中国近代革命的关系，试图借助现存政治体系中的权威符号来扩大影响力。尤其在全民族解放的使命下，二者逐渐交汇融通，“对今天中国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国父看到了这点，才肯定的说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16]。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通性是纪念话语的重点言说对象，唐蕨认为孙中山虽然曾经说明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的不同，但其深意在于“说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可以相容的”[17]。纪念话语将两种理论的政治目标融合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在厘清追求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目标时不断增强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在1940年的孙中山纪念中，《抗敌报》号召“在今天中国历史的具体条件下，坚决主张实行三民主义，并在真理论上、行动上、实际政策上充实了与发展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一切进步的主张，以便引导中国人民经过抗战建国彻底胜利的阶段，达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18]。两种理论的融通有助于推动社会变革和抗战局势的好转。
综上，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话语对三民主义演进过程予以适当的阐发，以宣传和扩大政治主张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还透过对三民主义思想底色的分析，指出其中包含着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等思想元素，从理论层面将三民主义与自身历史联系起来，作为宣传和扩大政治影响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实践
中国共产党纪念话语从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两个方面构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通过多角度的解读，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得以密切，有助于宣传中共的政治理念和增强政治合法性。
纪念话语梳理了马列主义融入近代中国革命思想的过程，即促成三民主义由旧而新的革命性变化，还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吴克坚认为孙中山“能够在痛苦的经验中，手定出实现三民主义的政策和方法。这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所亲自领导的国民党的改组，这次改组的主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手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著名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大政策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主要政策和方法，这样就使孙中山先生理想革命的三民主义，不仅更充实了其实际内容，而且使其有实现的可能”[19]。在1938年的孙中山纪念中，《抗敌报》刊文称，“孙中山先生这一伟大的三民主义纲领和统一战线的三大政策，实在是出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他不但规定了三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纲领，而且还提出了如何才能实现这三大纲领的三大政策”[20]。由此可见，基于全面抗战时期的复杂形势，纪念话语中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联得以加深。
纪念话语还言明两种理论的区别，表达自身的坚定理论立场。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但并不等于放弃共产主义而信仰三民主义，其原因如下：“第一，因为他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头脑，他们能把握中国一切具体的历史运动规律，所以他们以能根据历史的发展和民族人民的需要，具体地在各种一定时机中充实和发展三民主义，并提出一切可能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3]陈伯达认为中国共产党遵奉三民主义是因为它符合全面抗战的政治形势，而并非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他们不但要实现三民主义的事业，而且还要进一步地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按照三民主义最高的革命原则，三民主义革命的贯彻，是在于驱逐日寇，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封建的财产制度。而科学共产主义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上，要求由驱逐日寇，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封建的财产制度，进到废除一切人对人的剥削。”[3]在纪念话语中，陈伯达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治目标：近期目标是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推进民族、民主以及民生等问题的解决，而长远目标仍在于彻底消除剥削和实现民众解放，此言的实质在于剖陈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厘清社会舆论对共产党思想信仰的模糊认识。
纪念话语进一步阐明三大政策的现实作用。在1938年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中，陆平认为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如果没有革命的三民主义之高尚的理论的原则，则绝不会有革命的三大政策之实践底方法，同样，没有革命的三大政策，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将成为与脱离实践的乌托邦的空想”[21]。三大政策的最大作用在于将三民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现实，“没有三大政策就不会有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施。观乎十三年改组后革命运动之发展”[22]。194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中，《新中华报》刊文称若不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那三民主义就无从实现。[23]陈伯达在纪念话语中直言联共政策的形成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曾帮助孙中山推进近代中国的革命进程。[3]因此，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话语号召民众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执行他的临终遗嘱，打破一切悲观动摇与没有出路的情绪，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24]。纪念话语认为三大政策不仅是一种政治方略，更是实现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政治理想的具体路径，三大政策有助于巩固国共合作以及强化政治合法性，最终服务于抗战大局。
纪念话语进一步阐明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实践。早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主张以三民主义作为抗战时期的指导思想，1941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六周年之际，《晋察冀日报》刊文总结中共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表现，“以民族主义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开始后都先后走上了抗日战场，抗战三年来，建立了无数的抗日根据地，保卫了广大的中国领土，使广大人民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奴役，动员与组织了广大人民参战，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在华兵力在半数以上，而且成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中坚力量”[15]。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日军的扫荡侵略下仍有许多困难，故纪念话语呼吁国民政府根据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扶助敌后的党政军民。在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社会生产，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4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的宣言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与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25]纪念话语列举根据地的政治实践，并不断探索实践三民主义的路径。[26]在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民众始终坚持抗战，“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27]。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实行双减双交政策，稳定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实行了奖励生产同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27]。坚持抗战以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断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决心。1944年，《新华日报》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时总结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抗日根据地“采取农贷，鼓励组织变工队等，从积极方面给以协助，同时，严格执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而征税也以统一累进税为原则，这就使负担更为公平合理。而机关部队学校等展开生产运动，做到自给自足，就更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了。敌后和陕北不同，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的地步，那是因为条件不同，然而，都要在‘组织起来’的口号下，发展起合作社来的。在工业生产方面，更是鼓励投资，发展民营工业，同时，对劳工也有法令予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正是在民主政治和合理的财产经济劳工政策之下，大大的改善的。这也是完全符合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的”[28]。《新华日报》细致地宣传根据地的社会建设成就，以此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义的实践，有助于进一步赢得民众认同和强化自身的政治合法性。[29]
总的来看，纪念话语指出自身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实践，既是用实际案例证明自身对三民主义的遵行，同时也用事实说明三民主义对于根据地建设的积极作用，直观呈现三民主义在抗战时局中的重要价值。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三民主义的形象得以彰显，成为增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三、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言说
借助纪念话语，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政治理念融入于三民主义话语之中，呼吁保障民权以推进民主政治、维护国共合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以服务于抗战的现实需要。
纪念话语在阐发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认为国民大革命和抗日战争前后赓续密切相关，突出了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在革命语境下，大革命时期被视为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其革命目标是扫除军阀以求国内统一，而抗战则被视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其目标在于抵抗日军侵略，实现民族解放，“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想征服我们、灭亡我们，正是我们起而争取独立自由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和日寇抗战到底，才能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30]。因此，纪念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革命话语，将抗日战争融入革命语境中。虽然时代有所发展，但三民主义仍是应对时局的重要理论，“孙中山先生遗留给我们革命的三民主义，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点——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都提出来了，我们正应努力三民主义的研究，继承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31]。基于三民主义的现实作用，中国共产党着力将其运用于抗战现实。
纪念话语强调发挥三民主义在团结民众一致抗战的作用。全民抗战是弱小民族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必然路径。在1944年10月双十节纪念中，《晋察冀日报》申明全国团结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必然选择。[32]纪念话语利用三民主义凝聚民众抗战意志，共同应对严重的民族危难。在全民抗战事业之中，青年地位至关重要，要调动青年的抗战力量则需统一其思想认识，在庞杂的思想之上建立共识，使“各种不同思想的青年，在抗日共同纲领之下团结起来，不管是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或相信三民主义的青年，或相信其他主义的青年，或无主义信仰的青年，都应当在抗日共同纲领之下，化除成见团结起来”[33]。虽然青年的信仰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如隔天渊，但王明认为三民主义完全可作为青年们的共同信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信仰是三民主义，国共及其他党派在这一信仰的基础上已经团结合作，那末各种信仰的青年当然更易团结了，当然我们决不能限制青年信仰自由。”[34]青年团结关乎抗战大局，因此，以三民主义来凝聚青年思想成为推进抗战事业的必然之举。
纪念话语在言说三民主义时融入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将三民主义作为维护国共合作的载体。纪念话语强调三民主义是两党合作的思想基础，“三民主义在历史上已经有两次成为统一战线的旗帜，这正可以成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长期合作的借镜”[13]。《新华日报》刊文强调抗战时期两党团结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都携手合作为真正的中华民国，为实现三民主义底新中华民国，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底民族解放战争”[35]。在1938年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上，《新华日报》称要“加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我们更要继续踏着阵亡的血迹，前仆后继地拥上前线，抱定战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的坚定决心，准备流我们的最后一滴血”[36]。在1939年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上，陆力称只有抱定坚持抗战的信念，才能抵抗日军进攻。[5]纪念话语被应用于全面抗战初期的政治场域中，在民族危难急剧上升时更好地调整国内抗战力量的关系，使其能迅速从内战环境转向抗战局势，实现政治力量的统一。在1942年的黄花岗烈士纪念中，邓拓直言只有集中全国革命的力量，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才能求得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37]此外，还应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我们必须忠实地接受孙中山先生所给予我们伟大的高贵的遗产，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彻底实现而奋斗”[20]。全面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运用三民主义维护国民党在抗战大局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完成抗战事业。
随着全面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以巩固自身统治。为了回应此类行为，在1941年孙中山逝世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指出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影响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抗日战争正在一天比一天更迫切要求改善这种关系，但是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无论如何，首先是要看国民党对于民族抗战的责任心与对于实现孙先生三民主义的责任心如何而定”[38]。纪念话语认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反对国民党独断专行，“我们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谁也不能在抗战中有异图闹分裂。谁这样做，谁就是帮助敌人。抗战胜利后，建设艰难，更需要大家合作共同努力。谁要想独霸想分立，谁便会再度招致失败”[39]。纪念话语直言，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和战后重建中皆有充分合作的必要。与此同时，纪念话语也揭露出时局中的妥协投降趋向，指出他们曲解三民主义的事实，“坚决反对汉奸汪精卫派的假国民党和假三民主义，同样也坚决反对一切曲解和削弱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实际上成为‘一民主义’‘半民主义’。我们不但要坚决拥护而且要坚决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以粉碎假三民主义和对三民主义的一切曲解与削弱的企图，我们坚决拥护坚持抗战坚持三民主义的真国民党，坚决反对破坏抗战、投降敌寇、破坏三民主义的假国民党”[40]。因此，三民主义是全面抗战时期的关键政治资源，上溯可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等政治资源相联，下可与政权合法性相接，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中借助相关纪念资源来塑造自身的合法性和扩大政治影响力。[41]综上，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话语既强调自身在三民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言明自身的困难与不足，使其成为彰显自身政治理念与实践活动的窗口。
总的来看，借助纪念话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表达自身因应抗战时局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改造和遵奉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仍然承认其指导思想地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三民主义的阐述对于当下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