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史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指引，有力推动了国史研究与书写。本文立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梳理2022年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内政外交、经济建设、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成果与经验，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与方法
整体来看，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特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1]，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是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完整的正史著作。学界也进一步挖掘党史国史书写传统，深入探讨党史国史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书写范式等问题。
深挖党史国史书写传统、探索新时代国史叙事体系，是2022年党史国史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胡乔木、何干之、张静如、白寿彝等为党史、国史、民族史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良书、王东平等学者强调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思考党史国史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议题。[2]李捷认为，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要把握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如何写好当代史、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这三个书写新中国史的关键点。[3]宋学勤认为，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需做到面向历史、面向现实和面向未来，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发挥新中国史叙事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4]金光耀认为，新中国史研究需继承与发扬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兼顾过去与当下，在观察中国时放眼全球，使党史国史研究具有更加丰富立体的历史图景。[5]
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发布对国史书写提出了新的参照，为拓宽国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新机遇，不少学者探究如何在国史研究中进一步结合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期刊专门组稿，系统阐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党史国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并探讨进一步构建党史国史的叙事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6]杨凤城认为，需要在国史研究中坚持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在历史长时段、广领域、宽视野中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进而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7]朱汉国认为，应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多维度重新审视新中国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新范式。[8]
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国史研究相结合，亦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内容。吴忠民、颜晓峰、田克勤、张神根等学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进行了探讨。[9]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项建设与发展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学界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发展相结合，继续深化党史国史研究。
从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层面来看，学界继续以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丰富国史研究面相。概念分析是党史国史书写与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共党史研究》专门组稿探讨党史国史中的重要概念。如郭若平分析“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等概念并揭示特定政治背景，认为概念的政治因应也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实践。[10]学科方法互鉴与比较在国史研究中得以拓展，黄文治认为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与突破口。[11]金大陆对历史学和社会学关于新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取向进行了比对与考订，认为二者分别强调“史料”与“记忆—建构”范式，在旨趣、目标等方面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12]账本、图像、报刊、音乐等成为学界拓展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载体，如张海荣进一步挖掘乡村民间台账在集体化时期历史研究中的作用[13]；龙伟通过上海报业和《解放日报》观察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在媒介领域的运作路径[14]。
二、内政外交
外交是国家政治的鲜明体现，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学界强调坚守“中国中心”、秉持世界眼光，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党的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周进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解决复杂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8]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结合当代问题进一步深化新时代外交史研究。
2022年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学界对重要外交历史事件的再研究形成一股热潮，尤其是中美、中日关系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共党史研究》在2022年第4期组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笔谈，萧冬连、章百家、牛军等学者围绕改革开放前后中共对外工作展开系列对话，强调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不只是一个“应变量”，还是重要的“自变量”，在国际格局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新时代东亚地区的秩序变革奠定了基础。[29]
三、经济建设
物资调运、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管理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尹红群重点分析了1949—1952年湖南粮食大调运，指出自上而下建立的粮食调运体系对稳定物价、保证供给、支持战争、救济灾荒、出口创汇和构建国家与农民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42]葛玲对广东地区统购统销政策及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中央对统购统销政策目标的多重考量，为地方政策执行留下了相对灵活的自主调整空间。[43]刘志则认为，政府在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时并未考虑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商品流通的复杂性，导致粮食价格波动和供应紧张。[44]常明明也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购销的形式与作用缺乏统一的市场规划和管制机制，导致价格波动和竞争加剧。[45]
工业建设成就与组织方式是国史领域的重点内容。曲冠青从整体上总结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战略经历——从“全盘发展”到“重点发展”再到“优先发展”的调整过程。[48]易棉阳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156项工程”在湖南落地的投资情况、项目进展、政策措施、组织协调、社会影响、环境保护等内容。[49]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中，“三线建设”研究是一个不断出新的领域。朱佳木认为，需进一步认识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意义与任务，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成果和影响，保护和利用三线工业遗产。[50]黄华平以西南铁路大会战为例，详细说明了三线铁路建设采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式，注重本地资料、本地人才、本地技术的应用，快速推进了西南铁路建设。[51]
学界还进一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人”与“制度”的互动展开了研究。李浩以援华苏联规划专家的技术援助活动为切入点，揭示了首都城市规划建设活动的综合性、复杂性和矛盾性。[57]徐雪晴重点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矿企业中的师徒合同，认为师徒合同制度在员工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传承和培养关系，建立起厚重的师徒情感纽带，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58]姚二涛、李端祥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组织城市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历史，认为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组织动员妇女在新时代新征程建功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9]夏雪、高晓林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工厂托儿所建设的历史，认为工厂托儿所不仅使得劳动妇女能安心参与生产，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今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60]
四、社会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加强社会治理，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是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除了内政外交、经济建设等议题外，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治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历史研究，也向纵深处发展。
生态建设和水利建设研究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研究的新领域。任铃从新中国林业建设实践出发，分析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宝贵经验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63]王瑞芳基于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发展历史，探讨黄河上中游经历了从治理水土流失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土保持工作体系，为全国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64]李伟以太湖水域政区调整为例，阐述了太湖水域的政区划分和水利制度改革，认为政府对各地水域地理环境的真正了解是水域社会治理成熟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65]杨海源以广州港民船业为中心，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船民的管理取向由早期的“封锁管制”逐步转向“规范管理”，使船民获得了更多的保障和权利，也逐渐塑造了船民的集体观念。[66]
医疗卫生防疫制度建设和医疗体制改革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不少学者致力于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制度问题，进而探讨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医疗资源的调配和整合动员能力。周宇辉等聚焦于麻风防治，对中国各历史阶段麻风病防治的策略、措施、管理、实践经验、历史成就等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强调新中国在麻风防治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构建可持续的防治体系，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防治规划和策略。[69]为了推动国内外学界在医疗卫生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组织了当代中国医疗卫生防疫研究国际学者的笔谈，白玛丽、方小平、郭瑞琪、方立安等分别就中国疫病防治制度、技术、模式等展开讨论。例如，方小平认为中国在防止霍乱流行时采取了防疫应急机制和紧急措施，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全国性的防疫运动对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影响，“紧急规训国家”的功能和特征在新冠肺炎防治中仍在延续。[70]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与文化建设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大计。一方面，不少学者聚焦学校建设与管理、教育模式与制度、教育理念与课程等内容，探究社会主义教育体制下的教育制度特色。例如，张璐研究了新中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建过程，认为该中学教育模式采用的政治思想、职业技能和文化科学三个并行的教育模式，为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71]王超从语文课程互动话语流变的角度，指出新中国语文课程话语逐渐从政治教化取向转向知识能力和人文素养取向。[72]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的时代化、大众化也是学界关注的内容。赵秋实分析了上海里弄图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具有“群众性”“基层性”的特点。[73]随着国家体育运动与冬奥赛事的举办，学术界关于中国体育史、体育观、体育话语、体育政治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加强，如李兆旭分析了1949—1954年冬季体育运动与群众体育制度建设的问题[74]。
2022年是党史学习教育年，学界还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治教育、学习运动展开了深入研究。朱旭东、施克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75]王龙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党史学习运动，指出党史学习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思想路线和加强组织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76]李海涛着重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对美谈判的宣传教育，其不仅帮助党员干部转变了对外交政策的认识，也为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77]刘明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示范教育的价值导向变迁，指出21世纪初期形成的以“科技、绿色、和谐”为导向的示范教育模式，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教育模式的创新。[78]
五、人物研究
除了毛泽东研究外，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重要历史人物也得到进一步研究。迟爱萍认为，周恩来在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中，注重发挥国际合作和技术引进的作用，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为新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81]易海涛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为切入点，分析了刘少奇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理论的思想内涵、重要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82]侯波则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等重要观点，在思想和实践上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信心和动力，为中国工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南。[83]学界对于陈云的研究继续从经济思想、经济调整、经济建设及其贡献层面展开，进而探究其政治思想。例如房中认为，陈云在领导实践中注重民主和集中相结合，通过实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和加强党内民主生活，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工作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持和实践经验。[84]
2022年，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传记出版工作继续推进。例如，余旭阳、邹文收集整理了湖南雷锋纪念馆馆藏资料以及全国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出版了《雷锋年谱(1940—1962)》，充分展示了雷锋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轨迹和精神发展脉络。[87]范世涛、薛小和编纂了《薛暮桥年谱(1904—1952)》，呈现出中共经济研究群体经历和思想轨迹，是存史、资政、育人的经济学文献和原创性学术著作。[88]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持编写并出版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0卷，收入项南、高文华、章蕴、贺敏学、李任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传。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出版了《叶挺》《毛岸英》《许继慎》《赵尚志》《谢子长》等人物系列丛书。各省、市党史研究室与方志办等亦不断加强对地方党史人物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人物传记、纪念文集等成果。
整体来看，2022年学界进一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结合，对各历史时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以及研究叙事均有新的推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继续从三个层面深耕。一是加强国史研究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立足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二是夯实国史研究的主体内容，着重研究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发展规律、历史经验，进而关照外交、经济、教育、文化、生态建设等多维度的内容；三是拓展国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不仅要继续深挖国内国外的档案及多类型史料，还要借鉴多元方法解读史料、分析历史，推动党史国史的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