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3, 9(4): 180-188 doi:

理论热点研究评析

海外学界2022年中共党史研究进展*

秦斐斐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Foreign Academia in 2022

Qin Feifei

编委: 张牧云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秦斐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摘要

2022年,海外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硕、主题鲜明。第一,海外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第二,海外学界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深化毛泽东研究,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形成过程,探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影响。第三,海外学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双边外交关系等。此外,海外学界对区域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等主题亦有关注。2022年,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传统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 中国式现代化 ; 毛泽东 ; 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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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斐斐. 海外学界2022年中共党史研究进展*.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3, 9(4): 180-188 doi:

Qin Feifei.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Foreign Academia in 2022.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3, 9(4): 180-188 doi:

2022年,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新突破。一方面,伴随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另一方面,由于新史料、新方法的发掘和运用,毛泽东研究、中国外交史等海外学界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

20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现代化理论。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大亮点和创新点,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海外学界的深入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多数海外学者既肯定了共同富裕目标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又高度评价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美国亚洲协会社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全面的、以再分配为中心的政策,是中国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目标。同时,中国希望把共同富裕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方案,为资本主义世界无法解决的平等问题提供答案”。[1]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大西广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实现世界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2]英国学者罗思义高度赞扬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他认为,虽然共同富裕的提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个国有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同时存在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解决方案。[3]秘鲁学者卡洛斯·阿基诺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树立了榜样,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各国需要为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而努力”[4]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推动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5]。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唐迈认为,在追求自主创新、新一轮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建设生态文明以应对环境挑战的情况下,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依然并将继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使用“追求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一词定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描绘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将近五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促进共同富裕,使中国在物质方面(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联结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进出口市场的“双循环”)以及文化、伦理和精神方面都取得进步;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6]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唐迈认为,要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也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中国将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6]格林纳达前财政部常务秘书、圣乔治大学教授韦恩·桑迪福德表示,中国有着14亿多人口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7]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国外学者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翻译工作的英文专家肖恩认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和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置于最高地位。[8]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三大学教授伊斯梅尔·德贝什表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和福祉,积极同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体现出‘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性。”[9]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与亚洲问题分析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多·克林格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相信,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取得新的伟大成就。”[9]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交往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有助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部分学者称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党的二十大报告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为深化国际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0]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鲁文·达里奥·古塞蒂认为:“21世纪初,全球经济的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种转变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正在引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还在国际层面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合作、团结和互利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的倡议,旨在造福全人类,而非少数特权阶层。”[11]美国巴德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润年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涉及殖民、帝国主义和剥削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巨大成就,颠覆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式。[12]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认为:“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和谐共处,推动合作与发展,这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是一盏希望的明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促进多边合作作出贡献、凝聚力量。”[1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其“发展生产力方式的成功,超过了迄今为止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尝试”,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国际意义的经验。[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部分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有深刻的理解。阿根廷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国会大学研究员古斯塔沃·伍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当西方人得知中国要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时,或许会陷入困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在探寻如何摆脱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今,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何要寻求现代化?难道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吗?”[11]换言之,当西方社会已深陷现代化的多重困境,已经开始探讨后现代时,中国却将现代化置于未来的语境,将之视为奋斗的方向,这的确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涉及14亿人口的、旨在实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非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化。”[11]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外翻译工作的苏丹阿拉伯语专家叶海亚,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建立在掠夺、战争、流血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是基于独立自主、和平道路、国际合作的现代化,为全人类提供了新选择。”[8]美国巴德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润年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涉及殖民、帝国主义和剥削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巨大成就,颠覆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式。[12]

二、对毛泽东的研究

长期以来,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一直是海外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延安实地采访后撰写的《西行漫记》向世界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费正清和史华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概念,并系统论证了“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独创性。自此之后,海外毛泽东研究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年来,海外学界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新思路产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毛泽东研究向纵深发展。[15]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士卓所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塑(1927—1934)》一书,重新审视了1927年至1934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转变。书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分裂的反应,回顾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讨论了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崛起,研究了毛泽东运动的发展以及本地革命者与毛泽东领导的外来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傅士卓强调当地受过教育的青年在组织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是这些地方组织而不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农村。傅士卓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离开江西时对列宁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完成,直到1940—1942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统一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时才完成,到1945年才正式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傅士卓结合理论和历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列宁主义以适应中国的政治现实。[16]

更多海外学者不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形成过程,还侧重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影响,以此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国学者乔·帕特曼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从科学层面展示了政治经济学比之经济学的优越性,而毛泽东在展示这种优越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为中心,低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必须探讨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如何影响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乔·帕特曼还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和丰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的见解,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17]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孟睿思和美国乔治敦大学教师乔坤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如何持续受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西方观察家通常将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归功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毛泽东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持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它塑造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变化和调整。中国的企业家在毛泽东时期接触到的三个关键的意识形态原则——民族主义、节俭、奉献,一直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化、成本战略和社会责任的态度;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塑造了他们对商业战略和商业组织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至今影响着企业家们对资源利用的态度和对制度建设的信心;毛泽东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运动——三线建设,对地区企业家精神产生了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