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新突破。一方面，伴随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另一方面，由于新史料、新方法的发掘和运用，毛泽东研究、中国外交史等海外学界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20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现代化理论。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大亮点和创新点，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海外学界的深入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多数海外学者既肯定了共同富裕目标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又高度评价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美国亚洲协会社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全面的、以再分配为中心的政策，是中国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目标。同时，中国希望把共同富裕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方案，为资本主义世界无法解决的平等问题提供答案”。^[1]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大西广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实现世界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2]英国学者罗思义高度赞扬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他认为，虽然共同富裕的提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个国有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同时存在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解决方案。^[3]秘鲁学者卡洛斯·阿基诺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树立了榜样，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各国需要为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而努力”^[4]。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推动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5]。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唐迈认为，在追求自主创新、新一轮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建设生态文明以应对环境挑战的情况下，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依然并将继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使用“追求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一词定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描绘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将近五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促进共同富裕，使中国在物质方面(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联结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进出口市场的“双循环”)以及文化、伦理和精神方面都取得进步；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6]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唐迈认为，要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也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中国将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6]格林纳达前财政部常务秘书、圣乔治大学教授韦恩·桑迪福德表示，中国有着14亿多人口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7]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国外学者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翻译工作的英文专家肖恩认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和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置于最高地位。^[8]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三大学教授伊斯梅尔·德贝什表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和福祉，积极同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体现出‘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性。”^[9]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与亚洲问题分析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多·克林格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相信，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取得新的伟大成就。”^[9]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交往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有助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部分学者称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党的二十大报告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为深化国际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0]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鲁文·达里奥·古塞蒂认为：“21世纪初，全球经济的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种转变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正在引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还在国际层面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合作、团结和互利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的倡议，旨在造福全人类，而非少数特权阶层。”^[11]美国巴德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润年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涉及殖民、帝国主义和剥削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巨大成就，颠覆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式。^[12]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认为：“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和谐共处，推动合作与发展，这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是一盏希望的明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促进多边合作作出贡献、凝聚力量。”^[1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其“发展生产力方式的成功，超过了迄今为止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尝试”，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国际意义的经验。^[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部分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有深刻的理解。阿根廷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国会大学研究员古斯塔沃·伍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当西方人得知中国要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时，或许会陷入困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在探寻如何摆脱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今，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何要寻求现代化？难道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吗？”^[11]换言之，当西方社会已深陷现代化的多重困境，已经开始探讨后现代时，中国却将现代化置于未来的语境，将之视为奋斗的方向，这的确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涉及14亿人口的、旨在实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非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化。”^[11]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外翻译工作的苏丹阿拉伯语专家叶海亚，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建立在掠夺、战争、流血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是基于独立自主、和平道路、国际合作的现代化，为全人类提供了新选择。”^[8]美国巴德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润年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涉及殖民、帝国主义和剥削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巨大成就，颠覆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式。^[12]

长期以来，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一直是海外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延安实地采访后撰写的《西行漫记》向世界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费正清和史华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概念，并系统论证了“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和独创性。自此之后，海外毛泽东研究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年来，海外学界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新思路产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毛泽东研究向纵深发展。^[15]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士卓所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塑(1927—1934)》一书，重新审视了1927年至1934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转变。书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分裂的反应，回顾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讨论了毛泽东和“毛主义”的崛起，研究了毛泽东运动的发展以及本地革命者与毛泽东领导的外来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傅士卓强调当地受过教育的青年在组织革命中的作用，认为是这些地方组织而不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到农村。傅士卓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离开江西时对列宁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完成，直到1940—1942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统一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时才完成，到1945年才正式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傅士卓结合理论和历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列宁主义以适应中国的政治现实。^[16]

更多海外学者不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形成过程，还侧重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影响，以此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国学者乔·帕特曼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从科学层面展示了政治经济学比之经济学的优越性，而毛泽东在展示这种优越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为中心，低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必须探讨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如何影响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乔·帕特曼还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和丰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的见解，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17]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孟睿思和美国乔治敦大学教师乔坤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如何持续受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西方观察家通常将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归功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毛泽东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持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它塑造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变化和调整。中国的企业家在毛泽东时期接触到的三个关键的意识形态原则——民族主义、节俭、奉献，一直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化、成本战略和社会责任的态度；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塑造了他们对商业战略和商业组织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至今影响着企业家们对资源利用的态度和对制度建设的信心；毛泽东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运动——三线建设，对地区企业家精神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总的来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扮演着支点的角色，此后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市场的所有改革，都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各项制度。^[18]

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后詹姆斯·法利和美国格林内尔学院东亚历史副教授、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问学者马修·D.约翰逊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为研究对象，合编了《重新定义现代中国的宣传：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一书。书中汇集了部分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借鉴了历史、文化、宣传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意在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内部如何理解宣传”这一核心问题，探究在不同时期宣传意味着什么？宣传的机构和功能是什么？宣传的主要技巧和主题是什么？从宣传中如何理解公众意识？该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关键词“宣传”的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认为无论是历史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将宣传视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9]

此外，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石川祯浩的新著《“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泽东的？》一经出版便被翻译成多种文字。2022年，该书英文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2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当代中国的外交成就引起了海外学界对中国外交史的关注和研究。从研究时段来看，海外学界着重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史；中国的外交政策、双边外交关系等是2022年海外学界研究的主要议题。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专家蔡凯文教授的研究著作《变与不变：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和概述。该书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毛泽东的“中国外交1.0”(1949—1979年)，第二阶段是邓小平的“中国外交2.0”(1979—2009年)，第三阶段是习近平的“中国外交3.0”(2009年至今)。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三个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关注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在邓小平影响下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追求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现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则是在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以复兴中华民族和使中国重新成为全球大国为目标。蔡凯文认为，一个好的外交政策应该有助于创造一个最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一个国家能够更加顺利有效地追求和实现国家的主要目标。如果以此为标准，可以评估三个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在不同的环境中，在追求国家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和应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方面取得的成效。^[21]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科学系荣休教授布兰德利·沃马克，运用儒家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法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历程。沃马克认为，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发展动态的认识与对中国自身情况和国家利益的理解始终互动交织，中共意识形态中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发展过程十分曲折。虽然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互动一直都很活跃，但百年来两者的相对优先次序却发生了七次转变。例如，1919—1930年，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的认识主要来自其国际视野，而在接下来的1931—1949年，农村革命问题使中国共产党将注意力转向国内。沃马克提出，这七个发展阶段证明了儒家中庸辩证法的几个基本假设：第一，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互动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紧张关系；第二，成功或失败的决策都可以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第三，在不同阶段侧重国内或国际因素以应对出现的新形势是中国共产党依赖的路径之一；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现实环境的变化能够作出适应形势的正确决策。^[22]

西交利物浦大学教授张晓玲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教授科里·舒尔茨合编的专著《中国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构建》，对中国如何通过公共外交实践建立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学术研究，并对这些实践在全世界的影响也进行了评估。书中探讨了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源、过去如何影响现在以及塑造中国外交战略的国内因素，还讨论了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创立重塑公共外交现有格局的新模式。^[23]

还有学者的研究聚焦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哥斯达黎加学者、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与研究部主任塞尔希奥·里维罗·索托通过回顾20多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带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南北关系得以重塑。”^[11]基于中拉关系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向纵深发展，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活力推动了拉美地区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当下新冠疫情带给拉美的重创”^[11]。他还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共享发展与繁荣，“可视为中国新时代的哲学与政治基础，而‘一带一路’就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具’”^[11]。索托认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合作框架，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秉持自愿、平等、开放、包容等原则。多年以来，美国保护主义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国家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中国推行的合作计划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选择。”^[11]加拿大汉学家傅尧乐围绕中加关系撰写了《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五十年》一书。书中呈现了傅尧乐与加拿大总理、部长、大使、外交部门成员和中国专家学者进行研究讨论的成果，概述了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五十年来的双边关系。书中指出，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五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最近一段时期，两国关系遇到挫折。傅尧乐希望两国关系可以恢复。^[24]

区域史研究取得新进展。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的新著《意外的圣地：西北地区的中国革命》，重在说明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周锡瑞从地方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1940年以前中国陕北地区的革命史，追溯了陕北地区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从清朝的政治、社会和人口变化，到中华民国早期的知识分子热潮，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游击队运动以及1935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地方革命领导层的更换。周锡瑞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农民对贫穷和压迫的某种必然反应，而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地方、国家和国际事件的偶然产物。^[25]该书中文版已于202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路康乐在《中国南方的战争与革命：一个跨国家庭的故事(1936—1951)》中，讲述了作者一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不断迁徙的故事，以此反映战争对中国南方的影响。该书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将自传与严肃的历史研究相结合。^[26]

还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一段较长历史时期内的活动进行了研究。

英国爱丁堡大学讲师杜杰明和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柯蕾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观察》一文，通过追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揭示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挫折以及发展方向的变化。文章认为，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结构和目标如何对其未来发展产生长期影响，党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目标如何被调整和重新安排以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文章“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强调了党的概念(如“忠诚”和“民主集中制”)、话语策略(如情绪动员)和实地实践(如基层党建)并非一成不变，同时也揭示了以往实践和战略的循环往复。^[27]

由美国欧柏林学院教授马克·布莱彻等中外学者合作撰写的《阶级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与社会变革(1921—1978)》一书，通过关注阶级和阶级话语，考察中国共产党与特定社会阶级(包括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互动，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开展阶级动员以及1921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书中通过探索中国共产党不断变化的阶级话语，认为尽管阶级一直被作为工具使用，且一直是话语核心，但它已经从一个意识形态——政治工具发展为一个无意义的符号。书中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和话语所带来的影响，揭示了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何构建了直到2021年的阶级和阶层观。^[28]而在《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8—2021)》一书中，马克·布莱彻等学者同样对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揭示了1978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探讨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产生的巨大影响；记录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中产阶级的扩大、对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深远影响。^[29]

杜杰明和德国弗赖堡大学讲师杨龙合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忠诚的认知演变(1921—2021)》，则重点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对政治忠诚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标准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重新思考党与党员的关系，对政治忠诚的理解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党对忠诚的理解在党员的身份归属和具体行为之间变动。党对忠诚的理解没有完全依据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战略性。基于阶级背景，在具体行为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党员的积极表现或消极服从作为忠诚的标准。第二，作为忠诚的行为方式的一部分，中共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当中国共产党希望增加党员人数并使党员来源多样化时，更强调忠诚的具体行为，特别是高水平的积极性。此时，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30]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的文章《流离失所与混乱无序：平民、难民和军事行动是战后中国分裂的因素(1945—1949)》，探究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难民问题。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1945—1949年)里，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至少有三类群体战时被驱散，抗战结束后需要被重新安置——难民、迁往临时首都重庆的行政人员以及因预计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将发生内战而被转移的军队。拉纳·米特认为，1945年中国重新掌握国家主权反而导致国家不能完成难民安置和国家重建，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寻求国际资金来进行重建，但又不能如西欧一般允许美国安排一切事务。人群中日益增长的无序和不安感阻碍了安置工作的开展，国际和国内冲突在中国交织。这些因素导致了混乱，使得战后的中国无法稳妥地安置难民。拉纳·米特得出结论，人民流离失所以及由此导致的混乱无序是解释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权骤然崩溃、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目前对这一因素的研究尚有不足。^[31]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总裁、知名汉学家彭轲关注了新时代中国的党建工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国家开展工作的内容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党的海外工作必须满足三个目的：第一，党建工作帮助中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第二，党建工作将中国的海外行为体(公司、组织和个人)与国内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利益联系起来；第三，党建工作有助于推行“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彭轲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通过在国外的中共党员得以拓展，而这种组织力量并不是为了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主要是为了利用党的组织将中国的海外行为体重新纳入中国的制度体系，确保这些行为体不会偏离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计划和目标，并确保这些行为体的活动有助于树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正面形象。^[32]

2022年海外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呈现两大特点。第一，绝大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传统议题，随着新史料的发掘、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海外学界对传统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得出许多新结论、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问题。第二，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十分紧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往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依然存在许多错误认识，亟须国内学者加以批判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