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基本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崭新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思想学说传入中国，随着历史的变迁必然会发生一定的理论演化。[2]这是因为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历史背景等都会对理论产生影响。赛义德将其称之为“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表达某种理论在不同时空的演变过程[3]，用以解释某种理论在不同的文化、时期和环境中的传播和演变，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学术界就从不同程度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间或同质或异质的关系，并就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探讨。他们或比附、或解释、或会通、或融合、或应用、或重构、或创新，形成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中国共产党是两者相结合的推动主体，从政治上夯实了治国理政的文化根基与文化自信。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政治与学术的交互作用不断推动了“第二个结合”深入发展。为此，本研究拟从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视角出发，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以期深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如何在最初的相遇、契合到后来的结合、融合发展的发展进程，并揭示其中的基本经验与现实镜鉴。
一、问题的提出
梁启超曾专门对如何研究时代思想作出说明，指出要通过在“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中，把握其“来龙去脉”[4]2。为此，把握“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来龙去脉，也必须认清“前头的时代”。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度来看，“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在中国这个特定地域的具体体现。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因其自身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而被不同国家、地域的无产阶级所接受，亦由此而呈现出与不同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开放性理论特质。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较少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外部或内部视角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以期指导不同国家、地域的工人运动实践。所谓的外部视角，是指关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外部联系，即两者要否结合、能否结合等问题。内部视角是指从两者的内在联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进行具有解释论意义的阐述。如恩格斯认为，为了使美国的工人阶级政党负起使命，“必须”要让马克思主义“完全脱掉外国服装”，无产阶级政党也“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5]。这是从外部视角出发，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肯定态度。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一切民族通向社会主义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6]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他在讨论两者是否存在矛盾时，对民族文化不同要素作了区分，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民族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在英、法、德、俄各不相同。[7]同时他也从内部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两者相结合的目的进行了探讨，认为无产阶级要“抽出”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属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性成分”，以对抗资产阶级。[8]受到列宁观点的影响，斯大林认为把“民族文化”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9]上述相关论述，已不同程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文化的彼此关联。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逐渐形成热潮。如李泽厚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年至1927年，马克思主义通过展现其“革命实践性格”，而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理解和运用”；第二时期，1927年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以“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的形式而存在；第三时期，1949年至1976年间的近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宣传、阐释、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第四时期1976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则是创造性的发展。[10]150-220张翼星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80多年历程大致划分为“‘五四前后的传播’期—‘1921到1949年的显著成效期’—‘1949到1978年的教条期’—‘1978年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期’”四个时期[11]。周桂钿则认为，从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三个时期。[12]上述研究尽管因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不同而未能达成一致，但是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演变历程，许全兴提出了“五阶段说”：从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的“以中释马”阶段，到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两者相互冲突和简单否定的阶段，再到1937年春至1957年春的既冲突又融合阶段，以及1957年反右至1976年的对立再凸显阶段，最后是从1976年后更高层面的对立统一阶段。[13]上述研究距今数十年有余，故而未能够反映近年来的最新发展研究情况。
新时代以来兴起了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研究热潮，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成为了关于“第二个结合”学术史考察的新方法。刘学玲、吴文旭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探讨了1999—2022年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14]可以肯定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通过知识图谱呈现领域显性知识，借用“突变性术语”梳理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演变，体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而纯粹的显性知识是不可想象的”[15]，仅通过知识图谱无法突破隐性话语的窠臼，无法通过知识图谱解读出源语字里行间所展现的意义，也无法透析隐藏在“第二个结合”隐性话语中的语义表达，更无法从中发现关于人、时、事等隐性关系。《大道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书具有典型意义，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比较自觉再到高度自觉的过程”。[16]2023年7月，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报告《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了“第二个结合”研究新面向，回答了中国治道“何以从来”“向何而去”的重大问题。[17]何中华在《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指出，当下研究的新面向是二者会通融合“如何可能”的问题。[18]陆卫明、曹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关于新时代关键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什么、在哪些方面结合、在何种程度上结合、通过哪些方式结合”的思想追问，并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为例，对此议题进行了史学实证研究。[19]
上述研究为本文开展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本研究亦将上述研究的繁荣景象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的新视角。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研究加以评述，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联系具体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尝试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揭示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的发展脉络及其张力。
二、五四时期：两者结合的早期探索
五四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早期探索，囿于这个阶段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零星译介，其研究呈现“译介比附”“以中释马”的特征。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推动了两者结合探索的兴起。
1．早期探索：“以中释马”
关于两者结合的研究缘起，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入和早期传播。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20]在五四运动前属于萌芽阶段，还没有“相结合”或类似提法，早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基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视角，将“共产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标志性概念，与“大同”社会等传统文化命题的相似性展开讨论，主要通过内容译介、思想桥接，建立起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晚清留学生为了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开始译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本土文化的传统文化，在比附解释中而得以出场。因而注定只能是未成体系的零星性自发探索，更多的是基于直觉的“恒驳而不纯”和个人经验的“淆乱粗糙”的研究，同时也呈现出两者相结合的“元气淋漓”萌芽之象，[4]13但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两大推动要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两者结合研究进入兴起阶段。五四运动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也推动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引发了思想界的革命。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者，已经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开启了“以中释马”的先河。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传统文化民彝思想相结合，提出了“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26]122，“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26]126等观点，并影响毛泽东朝马克思主义方向“迅速发展”[27]。李达受大同思想的影响，以“均贫富”“等贵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念来解释社会主义。[19]蔡和森赞同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他的民生思想、群众思想等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仁爱”“兼爱”等思想影响。他从观照革命现实需要出发，体现出了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28]郭沫若也是“以中释马”的积极推动者，他在1925年所著的《马克思进孔庙》一文中，以故事说理，通过马克思与孔子对话的场景设想，展现两者的相互融通，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理想社会设想如何与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相通。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存在着否定两者结合可能性的问题。他们未能关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片面地将传统文化视为消极的旧文化。虽然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0]60，但他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旧”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29]在他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属于落后文化，束缚着人民大众的思想，与民主科学是“新旧之间”的不可调和关系。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比较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与主要受日、英马克思主义译著影响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不同，他主要通过俄文译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10]174然而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瞿秋白却与陈独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他也认为传统文化是旧文化代表，充盈着“一大堆”“束缚人性”的宗法的“礼教伦常”，要在《新青年》上向“旧文化”开启总攻。[30]虽然要承认上述讨论关注到了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的落后部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只关注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能性的思想认识，存有明显的历史局限。
2．早期探索阶段学术与政治的初步互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期阶段特征，总体上可以总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马克思主义出场与普遍接受的“以中释马”过程。[31]在这一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探寻救国之道过程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附、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有了两者结合的思想萌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一个是为什么探索阶段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方面是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受到19世纪末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晚清留日学生群体着手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金安平认为，留日学生分别在1905年、1908年和1912年间，节译了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事实上这些日文译著后来对李大钊、陈独秀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10]170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也曾对此做过解释，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先进知识分子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课”，但19世纪中期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极少数的留学生外，一般人就不知道”。[32]290二是为什么两者相结合的初期呈现出“以中释马”的比附与解释特征？这是因为比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思维模式，反映了一种通过主观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的重要思维特征。[33]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处于零星传播与介译状况，尚缺乏系统性。
五四时期两者结合的早期探索时期，主要推动主体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学界围绕两者结合的思想碰撞与积极探索，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延安时期：两者“深相结合”
与五四时期关于两者结合的早期探索不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最重要推动主体，在民族与阶级矛盾、爱国与国际主义的重新思考中，[34]形成了关于两者结合的思想认识上的历史性飞跃，引发了学术界对两者结合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使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入到良性互动的较高境界。
1．中国共产党推动两者结合深入发展
延安时期，为了进一步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影响，为制定中国革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1937年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与《实践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的精华熔于一炉。毛泽东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运用鲜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凸显了二者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共通共融，增强了广大革命同仁对马克思主义熟悉度与认同感。例如为了凸显两者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共通，他在解释与矛盾论相关的“形而上学”时，将之称为“玄学”，认为二者同属唯心论的宇宙观，只是分属中国和欧洲两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35]针对否定两者结合论的教条主义观点，毛泽东解构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不可融合论中的前提预设，采用发生学的视角，阐释了两者所蕴含辩证思想的契合相通，认为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宇宙观相类似，只不过囿于历史所限使其带有朴素的性质，因而未能“产生完备的理论”[37]。毛泽东用“吃一堑长一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实践认知论；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等。[36]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矛盾论》与《实践论》是政治与学术良性互动的智慧结晶，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两者结合的研究已经进入革命实践应用阶段，对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价值。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的实践中，探讨如何取中华优秀文化之精华熔铸于马克思主义。[37]在中国革命场域中对两者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引发了毛泽东关于两者深相结合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38]。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又“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38]708的文化解释。他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视角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传统文化“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32]192，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例如，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个重大命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华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运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实事求是”的话语，来概括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精神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之成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
2．学术界对两者结合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两者深相结合，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将两者结合的理论广泛运用于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学术界对两者结合的持续关注，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进一步促进了政治与学术的良性互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有关两者结合的学术研究就已初现端倪。如1932年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先秦诸子的政治社会思想，指出“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的反映”[39]。1933年艾思奇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也通过反驳胡适、张君劢、叶青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污蔑，较为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来这些研究经由张岱年、侯外庐、范文澜等学者的阐扬，推动了延安时期两者结合的学术发展。
延安时期，在延安集聚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为在学术上为两者深相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岱年在其论著《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中国哲学大纲》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传统哲学相融会，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19世纪40年代初，和培元提出“中国的新哲学”，要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以及历史结合，打造出中国哲学理论和方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大量的传统文化典故，来阐释量变质变规律、现象本质关系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陈唯实出版了《通俗辩证法讲话》《新哲学世界观》《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等四部著作，特别是《通俗辩证法讲话》批判了辩证法是舶来品的说法，从传统文化的朴素辩证法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素。[40]1941年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使得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得以普及。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梳理传统文化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与充分肯定，并作了积极指导。
总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哲学、历史等研究领域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中推进两者结合相互辉映，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事业的历史进程，是政治与学术良性互动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的典型写照。
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新时期：两者结合深化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左”思想的干扰与影响，虽然也走过弯路，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是对在两者“契合”基础上的“结合”也有了自觉的认识，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1．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两者结合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两为”方针，并在八大决议上进一步论述了“现代的科学文化”“优秀的文化遗产”，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41]又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立统一”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矛盾的观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并阐述了正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又如，1953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和平性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和谐、和平、和睦思想观念深相结合的高度政治智慧。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推动两者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在会见中日民间会议代表团谈话时，提到关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一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2]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这一论断，事实上为两者结合奠定了学理依据。在这个时期，两者结合进入到进深化发展时期。
2．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关于两者结合的理论探讨
20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了新一轮“文化热”，围绕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如何重构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其中以汤一介、陈旭麓、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重新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力图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作出解释。[43]汤一介运用文化双向选择理论，解释了两者结合的必然性。[44]陈旭麓所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被称作是“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进行中国历史的考察研究。[45]冯友兰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批判性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成果。张岱年更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说，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的体现，和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在精神高度契合。[46]
虽然，汤一介也认为这场学术探讨，学界更多的是聚焦于“中西古今”之争，在当时“未发生重大影响”[47]，但在这场学术争鸣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论点，对后来的学术与政治均发生了深刻的影响。90年代以后，经过对80年代“文化热”的深刻反思，学术界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为推进两者结合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
3．改革开放新时期两者结合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致力于两者在契合基础上的结合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诸多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都是两者进一步深化结合重大理论成果。最典型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观念相结合形成的“改革开放”理论。再如，邓小平化用《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话语，创造性地以“小康社会”定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与中国传统“小康社会”建设话语相结合的智慧结晶。
江泽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引，指出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宝库”“不断加以发掘”[48]，倡导大力倡导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动两者结合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他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中的“民心向背”问题，认为一旦失去民心政权就无法保障。[49]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中的“民心向背”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的观点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法并重”治国理念，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50]的治国方略。
胡锦涛同样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紧密联系起来。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要命题，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际和平、国际平等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社会和谐思想相结合的智慧结晶。他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道德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者结合全面深化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个重大命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达，体现了党对两者结合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学术界也呈现出新的研究面向。在政治与学术的交互作用中，“第二个结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全面深化发展时期。
1．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不仅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个重大命题，而且在理论上对这个重大命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使两者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赋予了“第二个结合”这一命题新的内在规定性。
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指导下，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性的力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诸如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我革命、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达的提出，均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范例。比如，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理念相结合，阐发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又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价值追求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理念。
“第二个结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文化动力”，而作为推动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之道相结合，形成了“新内圣外王”之道，将自身形塑成为新型的文明型政党。[51]
2．学术界关于“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新面向
“第二个结合”这个重大命题的提出，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注入了强大活力，呈现出诸多新的研究面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何契合”“何以契合”的探讨、两者结合的成效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性”新研究论域的开辟等，也推动了“第二个结合”的全面深化发展。
二是两者结合的成效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也受到普遍关注。如有学者认为“第二个结合”对于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尤为重要。[53]还有学者关注两者在日常领域结合的成效，包括“第二个结合”在教育教学、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具体运用。如有学者提出，要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诠释“第二个结合”的表达驱动问题，可以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张骞通西域”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典故，诠释“以和为贵”的思想在民族交往的实践表现。[54]还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文化产业作为两者相结合的重要现实载体，在文化产业中贯彻落实“第二个结合”的重要理念，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传播民族精神的经济引擎”，[55]以进一步丰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实践形态。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性”研究。这是“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新论域。自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新论断以来，一批学者开始结合两者“高度契合性”新论断，展开关于“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新论域。他们围绕“高度契合性”新论断，探讨了这一议题与“第二个结合”的相互关系，重新审视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理论特征与理论定位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有学者论证了两者在天人合一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天下为公和全人类的解放理论、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阶段论、厚德载物与科学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社会伦理四个方面的思想关联。[56]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所蕴含的包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等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个新论断是“第二个结合”的引申与支撑。[57]也有的认为这个新论断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依据。[58]还有学者认为，这个新论断体现了价值观层面的重大理论判断，从本质上界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59]上述探讨打开了关于“第二个结合”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进一步推动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五、结语
纵观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早期探索、延安时期的深相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深化发展、新时代全面深化发展四个时期。这一过程充满政治与学术的张力，超越了东西之争、文化之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指引中国迈向了一条更为宽广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虽然来源不同，属于两大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两者在哲学基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方面存有诸多契合与融通之处，因而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融合。“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只有把两者在高度契合的基础上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两者相互补充、互相成就，从而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与宽广的创造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阐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在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战略机遇时，要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之问，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到两者的内在契合性，在此基础上，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两者的深度结合，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极大地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